论数字支付与信用制度

前言

今天，不管是进行剥削活动的资产阶级，从事小生产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处在被剥削地位下的无产者，总之，社会上的一切阶级和阶层，都已经经常且熟悉地使用微信与支付宝来购买商品。这种扫码的支付方法在购买商品时，能够让代表商品价格的数字从消费者一端的减少，再到出卖者的一端在数字上相应地增加。数字上的便捷支付靠着二维码扫描或更加先进的移动支付的办法，在幸福社会的使用范围从2014年最初的小规模使用和普及，经过两年便成为了主流，一直到如今，它已经能够对全中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的商品交换起到支配性的作用，使多数的人都已经开始忘却有这么一种与数字支付相对应的叫现金的纸币。

数字支付的普及是和纸币在流通领域的缺席同步进行的，智能手机的扫码支付在商品流通领域为数字代替现金提供了现实的技术支持，也为数字可以披着幸福社会发给它的便捷性、安全性、成本低的种种优越标签，让我们日复一日采用二维码支付，日复一日远离现金的烦恼。不论是拿着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到的工资的雇佣劳动者阶级，还是经过商品的实现后，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都已经采取了借记卡或其他银行卡上的数字形式来表示个人所掌握的货币的数量。无产阶级用这些数字来购买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资产阶级则是用于企业的生产扩大的生产消费或个人奢侈品资料购买的生活消费。从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不论是生活消费，还是资本家和小生产者的生产消费都逐渐减少了现金的使用场合。一句话，在幸福社会，数字已经代替了过去纸币所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数字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个人所拥有的商品数量。

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最崭新的最无耻的最露骨的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近乎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掠夺手段。它也是从2014年开始伴随着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快车道，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很难会对身边这么熟悉的事物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于是，在不断接受资产阶级提供的便捷时，资产阶级给予数字化方便我们消费时，他们也慢慢地将手伸向了我们的钱包，便捷意味着无产阶级要付出垄断资本家所需的代价。

今年是中国的数字支付产生的第十年，中国的金融寡头已经凭借着数字支付的这一信用运动新阶段对中国的无产阶级盘削了十年。在这十几年间金融寡头的货币资本量不断增长，他们将庞大的资本到处投资、到处“撒币”，而无产阶级的有支付能力则因为他们的进一步盘削，实际掌握的以数字形式的工资数量则进一步的下降。更由于工人阶级的工资采取了数字的形式，取得了银行信用的性质，就有可能让信用的数字完全沦为冰冷的数字，静静地躺在银行卡里面。

这一切都在预示，由数字引发的新一场政治经济的更深刻的危机的到来。我希望用这本小册子对中国的信用运动在这数字支付的条件下，用政治经济学的精密性对便捷背后的掠夺性予以揭露，也作为马克思主义在相关著作上的抛砖引玉，希望引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新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借贷运动予以理论上的重视。

货币资本在数字支付下取得借贷的运动

为研究资本主义下数字支付所具有的流通和支付手段，还有因此产生的虚拟的数字支付和现实的纸币运动的分离后发生的借贷运动，就需要先对支撑起数字支付的银行的信用工具——借记卡的历史和运动有所了解，才能认识到数字支付的真正本质。借记卡的出现是晚于储蓄卡和信用卡，但它的发行速度却远远超越了这两种信用工具，成为了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内最流行的信用卡片。

各种银行卡的出现不过是代替了过去资本主义银行中的银行票据的作用。储蓄卡是作为定期存款的信用工具，承担起了资产阶级将手中没有用于生产的那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存入银行，作为定期存款被银行按照一定的期限放贷出去。银行将这笔资本贷放给借者，并要求一定期限以后本金连带利息一同回到银行，它从职能资本家对这笔货币资本的使用这里，将剥削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利息；也从为了生命需要而去借贷的劳动者这里，利用这种在资本主义下“合理合法”对他们系上了一根信用锁链，逼迫其成为债务奴隶，连本带利地要求他们每个月的上交劳动收入一部分。可以看到，处在储蓄卡中执行借贷运动的货币资本，是为了在职能资本家这里以及对资本主义企业长期投资……从中剥削到利息以后，才能连带本金返回银行。在这之前，资本是不能够随意从银行取出或转移的，储蓄卡所能够满足也只有这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获取利息的需要，属于银行负债业务。

信用卡则是相反，资本主义银行为满足职能资本家缺少一定的货币，无法保持生产或购买商品时，向他们贷放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并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本金连带剥削到的利息一同归还给银行，是银行的放贷或资产业务。只不过后面信用卡的使用逐渐扩大到，被银行判断为信用良好的个人，给他们在生活消费上提供借贷服务。当然，能够被银行判断为信用良好并能获取到信用卡高额度的人，往往也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之上处于剥削地位的那一部分人。

储蓄卡和信用卡以及这两种信用卡片的变种，要么是只满足资产阶级长期获取利息的需要，要么只是满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借贷消费等——唯独不能满足和代替长期以来资本家在资本周转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支票 和汇票的功能。例如，这些信用卡片，既不能同时满足资本家的生产和个人消费上对现金的节约需要，又不能像储蓄卡一样可以经常地获取利息，还不能够避免储蓄卡的“定期”的缺陷。终于在1977年的美国，第一张能够满足上述资本家阶级各种信用要求的借记卡便出现了。借记卡的出现，让信用的卡片取得了银行支票各种的功能，可以随时随地在发卡银行任一一家营业点提取现金，又可以在银行之外用于不同类型消费上的实现非现金转账，还能够让储蓄在卡片中的资本为自己源源不断地提供利息（利息率比储蓄卡的低一点），而且它还克服了定期存款的缺陷，采取了活期存款的制度。

显而易见，借记卡所以能够打败其他银行信用工具，成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面最流行的信用卡片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满足垄断资产阶级聚拢资本和搜刮无产阶级每一寸血汗的需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原因，它的种种优越的好处也不过是搜刮起来更加快速、更加方便提供了技术和物质上的支持罢了。

借记卡的这些优越好处就是幸福社会通过各种APP进行数字支付的全部基础，如果没有借记卡这些基础性的资本运动的功能，数字支付所能够代替纸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数字支付还远远超过了纸币原来的使用范围，又反过来限制纸币的使用。数字支付靠着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早已造成的高速道路的运输、保管技术和计算机的网络搭建等等，它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流通领域集中了起来，将任意此地和任意彼地的消费者和出卖者联系起来，数字的转移和商品的物流运送，使商品流通的速度和范围得以前所未有地密切。正如借记卡为数字支付扫清了交换上的全部障碍，生产带来的流通速度也在清除人们的消费的旧习，数字支付才具有了普及的前提和根据，并以更快的速度像借记卡代替它的卡片兄妹一样，代替了纸币的现实使用，深刻地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消费习惯。

最先是资产阶级，数字转账在银行里是早早地被他们使用于生产上的消费，只不过是借着各种银行票据而已。在很早的时候，银行已使用票据服务于他们的非现金交易，采取的银行户头上的转账，并表现为数字上的加减。他们早就已经明确在生产消费时采取非现金交易的户头转移的便捷，但是这还不够便捷和方便，还需要经过银行柜台的办理，这些票据也不能为他们带来额外的利息收入。借记卡的出现，是包含了资产阶级的上述资本运动，更加使得这种资本运动加快速度，避免去银行就能够实现货款的转移和取得。

数字支付当满足资产阶级这些需要时，就已经足以让他们普遍因资本运动地更加简单而使用借记卡。对于资本家而言，用数字代替现金除了保留原来的好处，还带来新的好处。

第一，他们不再需要雇佣大量的商业职员，来算清他的一定商品资本转化成货币资本的数量，仅仅依靠数字本身的智能加减就可以带来的计算上的节约，这让收银、存付款等服务货币流通的工作变得简单。在货币流通上，它为资本家们节省了货币资本的流通费用，减少了货币流通时不可避免出现的耗损和费用，加速了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双方在物质形态上相互的转化，从而“资本形态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 第二，数字支付的这种非现金交易的转账，让消费者坐在家里就能占有和使用几千公里外的远方商品；远方市场的资本家也凭借借记卡提供的信用上的转账支持，敢于向全国每一个角落售卖自己的商品。这就不能不使每一个资本家的货币流通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从而反作用于商品流通的进一步扩大。在商品流通上，它让过去资本主义社会在商品运输、保鲜保冷、计算机等等一切领域的生产力方面进步，都集中爆发在了商品流通领域中，快递与外卖垄断巨头开始盘踞城市和乡村。数字依靠网络实现了跨越地理限制的转移，消除掉了资本家向遥远地区出卖商品的恐惧心理，激发了他们进军全国的斗志，任一一件商品都能够面向全国甚至全球销售，远远地摆脱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大宗经销商的层层加价，新兴的电商平台的垄断代替了过去地区大宗商品经销商的垄断。商品流通的速度也由于商品登上飞机和飞驰过高速公路，进入每个消费者的家里而加快起来，将黑龙江的最北的无产者和海南最南的商品联系在了一起。

这在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中带来的所有好处，让本来就经历银行账户转账的资本家们也不禁意外了起来，资本家掌握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速度和规模得到更加提高，货币资本在手中也加快了积累。他们还能眼睁睁看到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不管消费者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只要采取的支付方式是数字支付，这种数字支付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将货币以数字形式，集中在此地的资本家手里。因而，靠着数字支付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采取的形式，它都必须是以数字大小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那么积累就不能不是在银行中实现的，也即从消费者在银行的借记卡中的数字减去相应的，又在该资本家银行的借记卡加上相应的数字。正如前面所讲的，数字支付的所有基础都是借记卡的功能所带来的，没有借记卡背后的银行的支持，没有银行对数字所代表的纸币支配下的运动，那么数字上的支付、二维码的扫描就可以实现金钱的所有人的更换，只能是天方夜谭的呓语，就像资本家每日做梦都想要工人可以跟奴才给它全部无偿地创造价值一样可笑。而这数字支付实现金钱更换主人的结果，就是使被更换的金钱的全过程，是在银行的放贷活动中实现的，因而它对金钱附加了借贷的属性。

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资本周转速度和阶段的不一致，固定资本的周转所引起的折旧费的积累，以及那部分为扩大再生产而正处积累中的剩余价值，一定会为资本家积累起大量的闲置货币资本。在数字支付时代的扩大再生产，也会是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的过程，只不过数字会加速这种转化的速度。它可以节省资本家私下积累闲置货币的过程，可以经过数字支付到达借记卡，而直接地到达了银行来获取利息，并从活期存款改为定期存款获取更多的利息。这种依靠借记卡和数字支付只是信用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的在银行的过分集中，必然从再生产的环节加速积累的借贷资本。换句话说，“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再生产过剩发展的结果” ，这也是过去借贷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而现在借贷资本积累的来源却远超过了这个范围。问题解决到这里时，借记卡的存在仅仅是代替储蓄卡的功能，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借记卡能够让全部的货币资本都获取借贷性质。

即使在过去的纸币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中认为：商品资本的利润转化为货币并分为积累和消费的两个部分，在积累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最低确定额以前，和利润中的另一部分被消费以前，由于利润是与商品资本一同逐渐实现的，当利润两部分还不能彻底从商品资本分离出来时，商品资本转化为利润必须陆续停留在货币形式一段时间。这已经是开始实现货币化的剩余价值，是被商品资本包含的剩余价值量决定的。“剩余价值一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价值存在。” 剩余价值的两部分作为货币还没有被使用之前，它往往是作为存款存于银行，已经就作为借贷资本的要素了。这里马克思是说明了商品资本的剩余价值会停留在货币或纸币的形态上，而作为存款会转化为借贷资本，是将商品资本与商品资本的利润分开了，指出了利润因为各种原因会成为借贷资本，而整个的商品资本转化为整个的货币资本则没有说明会成为借贷资本。因为在当时的纸币和金属货币的条件下，是不具有将资本家的全部货币资本都作为借贷资本的条件的，只有产业资本家的商品资本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存在和由于扩大再生产引起的现实的积累产生的闲置货币，才具有成为货币资本家的借贷资本的资格。

数字支付时代，不止是再生产环节的闲置的资本通过数字支付和借记卡到达了银行，还包括商品资本出卖以后货币形态上的资本，这些实现了的货币资本，在向新的商品资本的转化已无需停留在纸币形式上。这种货币资本在数字上的短暂停留要作为资本周转紧密环节，仅在银行就让位于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购买中去了。因而，转化过程的包含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中消费和积累这两部分的利润也已经无需再停留在货币上，从而变为存款再变为借贷资本，反而是和货币资本一起数字化了，一起借贷资本化了。以上的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包括资本本身和它的剩余价值都是通过数字支付和借记卡的形式，不再表现为现实的纸币获取，也就实现了货币资本与剩余价值都取得了同等成为借贷资本的地位。所以，转化了的整个货币资本会在新的资本周转的过程向商品资本转化，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转化不是积累，不是僵死的等待商品资本完全转化为货币资本以后，才能够进入新的资本周转的环节购买新的商品资本。而是在上一轮的转化的全过程中都经过了银行的借记卡进行连续的转账运动，向新的商品资本周转以前会不断在银行以货币资本形式存在，因而这些将要转化的货币资本便全都经过银行而取得借贷资本的性质。

现在，数字无论从哪一阶级的消费者转移到某一资本家手中，也仅仅是使他的银行的借记卡数字数额上的增大，也无疑是使这些数字一经到达了资本家的卡中，就已经可以凭借数字所代表的纸币数量在银行内取得了借贷资本的性质。所以，不论是商品资本转化的货币资本，还是用于个人消费和积累的利润，都因为借记卡的不分彼此使利润与资本都进入了银行，这就已经取得了借贷资本，不需要再额外转为纸币，才转化为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原本不能够转为借贷资本的货币资本，也取得了相应的借贷性质。当需要转化为生产资本和消费的商品资本时，也就表现为该资本家数字的减少而已。这种借贷性质的取得不在于数字支付本身带来的，却是由这些数字进入到了信用的卡片，就开始让银行实现在信用领域里将数字代表的纸币投入放贷活动中去，从而资本家的全部货币资本便获得了借贷的性质。

更甚说，数字在借记卡上的聚拢，就已经使银行直接成为资本家新获得的这笔货币资本寻求贷款目的地的中介；就已经使银行的资本家能够凭借自有资本量来取得社会平均利润，这也是银行资本家千方百计为货币资本寻求出路的内在欲望。同时，这也就已经可以使存款人凭借对这笔借贷资本在数字上的“复印件”，和对它在数字证明下的所有权的凭证，获取到这已具有了借贷性质的全部货币资本，经过一定时间之后生下的金蛋，利息收入。

所以借记卡不仅是使闲置货币具有了借贷资本的性质，而且和更加是使单一资本家的所有货币资本都具有了借贷性质。也就是说，让那些剥削到剩余价值后已经增殖起来的货币资本，尤其是需要重新或扩大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的这部分货币资本，也直接具有了借贷性质。但是由于这笔货币资本需要随时投入生产消费，就要求了这笔货币可以随时转移到其他资本家和工人手中，以获取新的包括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的商品资本。因此，这笔货币资本和那些闲置起指望它专门获取利息的货币资本不同，它采取的是借记卡或银行支票等银行所支持的活期存款的信用工具；与之相对那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则是采用储蓄卡等定期存款的工具，以获取到利息率更高带来更多利息的信用工具。

但是，需要指明的一点在于，由于不只是一个人、一个资本家使用了发卡银行的银行卡，将他的所有货币资本（不包括特殊借贷需要的闲置下来的那部分货币资本）获取到了借贷资本的性质，而是全体资本家都采取了这一形式。这时，银行对全体资本家的货币资本的操纵，就可以不理会资本家彼此之间的斗争和贸易往来，不用理会各个资本家的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时表现的借记卡的数字增大和卡片上代表货币资本的数字为了购买新的商品资本时出现的减少，导致出现的互相之间的银行存款账数量上的增减，而将处在银行里的货币资本看作是一个整体共同行动。

这是由于，不同资本家是存在相互购买商品和偿还债务的情况，也使得同一家银行相互之间的存款账的数额往往可以相互抵消，抵消不足则表现为借记卡或存款账上数字的加减。借记卡上所减少的数字是代表着资本已经从该资本家账上，转移到了数字增加的资本家账上。前者按照数字获取利息收入就会减少；相反，后者由于数字的增加获取到的利息就会增加。同时，不同资本家并不是只使用一家银行的卡片，而是不同资本家使用不同银行的卡片，不同银行之间的解决办法也是同资本家存款账上的相互抵消的办法一致。不同银行的数字的加减，也是受到资本家商品交换上的数字的转出和转进支配，各个银行之间先进行数字的相互抵消，多余或不足的部分再采用银行间相互运输现金纸币的方式来进行补偿，纸币增加的银行就能将更多的纸币拿去借贷，纸币减少的银行则相反。银行间的纸币运输，不会妨碍资本家可以凭借数字的多少来决定获取到的利息的多寡。

一句话，资本家之间存款账或银行卡数字的变化，仅仅影响的是资本家个人利息的获取，他的本金和其他人的本金一起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资本整体旨在获取到巨量的利息才罢休。

银行则会将集中起来的货币资本，拿去让它生出资本家阶级为之神往的金蛋。当某个工人因缺少劳动收入无法生存时；某个资本家生产缺少货币资本而无法开工时；某一股份公司发行的大量股票缺少购买时，或是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各种有价证券，缺少资本无法对国民经济不同部门进行长期投资时；国家发行的国家公债需要货币认购时……银行都会携带着它集中和聚拢起来的大量货币资本到来，它仿佛是一个大大的善人，把它的钱到处散发，给穷人散发也给富人散发，而这一切也不过是为银行的货币资本寻求出路，为银行的委托人的资本家寻求利息，为了用这些货币来撬动更多的货币。银行对穷人的借贷是吞没他的未来收入，对富人的借贷是为了剥削到工人的血肉。资本家们金蛋本身就是从贫穷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刀一刀刮出来的，带着工人的骨头和红肉。

我们提到过，借记卡本身就是承担起了银行支票中的转账的功能，可以通过数字的增减来实现某一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账的货币资本，向另一资本家的存款账的转移。但是借记卡在幸福社会的使用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的时期对银行支票等银行所提出的信用工具的范围，因为它不再局限于资本家相互在生产消费时要求的存款账的数字移动，它还扩展到了个人消费领域。在流通领域，数量众多的、零星的、分散的数字被汇入到资本家个人所持有的借记卡上，也就意味着自己在银行以不同银行卡的形式表现的存款账获得了巨量的货币，并在手机银行软件以数字反映了出来了借贷的性质。如此，便可以对现在的借记卡等银行卡下一定科学的定义：无非是超出了生产领域上的消费，又进入了个人消费领域代替了现金运动的银行支票；无非是不同领域的消费借助信用工具在银行存款账的数字表现罢了；无非是不需要返还本金还能够带来利息的克服了“定期”限制的储蓄卡；无非是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存款账都具有了借贷资本的性质而已。因而，借记卡中的数字转进与转出便是一种资本主义下新的借贷运动，职能资本家凭借这张卡中的货币资本的利息收入暂时扮演了借贷资本家的身份，这笔数字也意味着它代表的借贷资本的大小。

这样，从银行支票等古老的银行信用工具，到充满科技气氛的借记卡为代表的银行卡的现代信用卡片，大量的非现金交易支配着从生产资料消费，到个人消费资料消费的一切流通领域，竟然让这些领域内的交易仅仅表现为数字上的增减，而数字的增减也只影响到数字所代表的实际资本量所获取到的利息的多寡。因而，幸福社会的所有的数字形式的货币资本都已经获取到了借贷资本的性质，而不仅仅再是资本家闲置的资本才可以获取到。

幸福仿佛已经在债台上稳稳当当地建立了起来，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也好似得到了实现，数字取得的成就是举世无双的。

借贷资本继续壮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

可借记卡在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流行，已经不限于资产阶级这一阶级中流行了，而早已经在银行的各种宣传下，甚至那些不到十八岁的学生和年轻的工人，就已经有了第一张属于他个人的借记卡。工人阶级对借记卡的使用，是和借记卡本身的历史发展是同样具有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的。这一过程，是伴随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借记卡企图最大限度集中社会上存在的货币，从而又好又快地剥削劳动人民的每一滴血汗，是受到垄断资产阶级这一反动的目的的支配，而普及在了工人、农民和小生产者等被压迫阶级当中。

在过去，资本主义在对其他阶层收集资金所采用方法，也不过是将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的游资，也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零散的储蓄给汇聚成为巨大的借贷资本而已。但现在，帝国主义已经不限于资本家的闲置货币和社会各阶层的游资了，这些资本已经满足不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的道路上需要的更多货币。垄断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多的货币投入它进行殖民扩张和准备帝国主义战争需要的军事侵略上，和投入维持它那庞大的用于监控和镇压无产阶级的法西斯警察部队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引起的企业的停工破产导致的剩余价值的锐减……越来越需要更多的金钱，它们也就开始盯上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工资。

事情是这样产生的。纸币仍作为主要流通的工具的时候，工人的工资收入也是以纸币的数量大小来表示的。工人取得工资以后，会将工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满足当前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进行劳动力再生产；另一部分则是暂时在银行储蓄起来用于满足未来购买必需的但价值较高的生活资料，或是作为未来丧失劳动力出卖的资格后的备用存款。当收入被无产阶级人为的区分为了两部分后，第一部分因为要满足短期的消费，就不可能投入银行储蓄起来，另外一部分则具有了储蓄的可能性。后者所以储蓄在银行，是出于银行的宣传。在资产阶级掌握的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各种形式里，银行都成为保护货币和无偿增殖收入的化身，这些形式无一不在说明银行是一个保护人民储蓄的极其安全的，还能带来额外收入的超阶级场所。但它丝毫不会告诉将财产储蓄在银行的劳动人民，储蓄的可能带来后果。例如，经济危机导致借贷资本收不回来导致的银行破产；银行获得储蓄的目的在于加强大资本对中小资本以及小资产阶级吞并，加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盯上的只是这么一笔劳动群众的零星收入而不是全部收入，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基础，能够从群众手中将他们的收入给抢过来。

到了借记卡刚刚在无产阶级中流行起来时，数字支付还没有产生的时期。多数资本主义公司支付工人工资仍是以纸币的形式，工人拿到纸币以后，也会按照过去的方法进行区分，一部分存在银行满足未来的需要，一部分留在现在满足最近的需要。可这时候工人之间对待现在的那部分消费基金有了分歧，一部分人仍是以纸币支付，另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将他们纸币经过ATM机存入银行的借记卡里了，以刷借记卡的方式来用于现在消费。我们可以看到，流通领域中新的流通工具已经活跃起来了，要代替气息奄奄的纸币的统治。然而，在它的发行最初阶段，也是银行用欺骗和忽悠的手段实现的，和过去银行的宣传是如出一辙，只提借记卡的安全和便捷，可以保护人民的资金不会轻易丢失，仅仅需要一年缴纳的十元年费，就可以获得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当中投机最厉害的金融垄断资本家的免费保护。银行丝毫不会对劳动群众办理借记卡业务时，告诉他们的存款会被用于借贷，会被银行拿去加强对自己的剥削。因为银行也知道，无产阶级使用借记卡仅仅是看中了它密码保护的安全性，以及把它当作是转账支票的作用用于现在消费，利息还没有等到季度结算卡中的存款就花完了，而且即使等到了结算也不过是几块钱的利息罢了。

在数字支付的时代，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纸币已经丧失了在流通领域的统治地位。整个社会到处都在张贴二维码，流通领域被数字支付所统一，银行的借记卡的存款账的数字转移成为了最潮流的东西，数字真正代替了纸币。即使某些企业仍以纸币形式支付工资，工人在拿到纸币工资以后，也会按照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分类，将自己工资收入划分两部分，再通过ATM机将他的大多数收入存放在他在银行的不同借记卡当中。而且由于金融寡头仍是对办卡的劳动人民只字不提存款的借贷活动，大多数群众是不知道借记卡里的存款是要被银行贷放出去，并拿到利息的。只是将借记卡看作是保证自己收入和便捷消费的手段——有了密码和银行的保护的安全，可以避免自己在保留现金条件下丢失等意外失去现金的情况，而银行和信用机构也往往进行这一宣传，更有甚者，地方银行拿起了米面油等物质刺激来鼓励劳动人民办理借记卡。

显然，银行是不会对办卡的劳动群众告诉他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当积蓄借助银行提供的ATM机存入借记卡时，这部分货币也与存卡人分离了，成为银行通过这一手段集中起来的巨量货币，而且是将要贷出的巨量的具有借贷资本性质的货币资本。当存卡的劳动者看着手机银行软件显示的数字存款，现实的货币运动早就脱离了数字的束缚而作为借贷资本，向需要货币资本扩大自己生产的资本家贷入了过去……于是，现金和数字最终实现了彻底分离。手机银行的数字显示也完全成为与现实的纸币构成的资本运动无关的东西了，数字成为完全的价值符号代表不了其挂钩的现实的货币运动，只是成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化身。

工人的纸币形式的工资，不光是被不同金融寡头仅靠几张借记卡和几个自动存款机就聚拢在了银行；还靠着工人用纸币购买了生活资料以后，资本家也会同样将这些纸币存入到他的借记卡当中，作为其垫付的一部分货币资本的补偿和剩余价值的部分取得，以这一种迂回的形式返回到了银行。这种纸币的聚拢活动随着数字支付的普及和流行，从最初全社会的工人阶级大量将个人存款至银行，到现在只是零星将多余的纸币存入银行。银行靠着借记卡和ATM机对社会上以零星形式分散着的纸币，起到的集中的效果或收集的数量是越来越减少了。以至于后来，工人的全部工资收入也都采取了数字的形式到达了工人的借记卡中，工人凭借着数字支付来实现生活消费。这时，垄断的资产阶级也终于靠着借记卡取得了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将他们盯上的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也作为他们搜刮到且被集中起来的庞大货币资本的一部分。数字已经统治着工人在流通领域的活动，数字代表着的纸币则被垄断资产阶级拿去加强对工人的统治。

前面提到过，数字不过是纸币在银行中的借贷运动的“复印件”，资本家可以凭借着这张“复印件”的数量大小取得利息的多寡。工人阶级呢？他们也能够获取到这样的利息吗？我们有的朋友就会说：“借记卡的出现，让全社会都可以获得生息利益，它的存在保证了人民的储蓄安全。”仿佛借记卡的出现使被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通过数字支付将他们的劳动收入也转化为具有借贷属性的资金，也可以趁着资产阶级的借贷东风，凭借持有这么一张卡分享到一些利息的收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鸿沟不再存在了。

事情好像正是这样，但是提出这些观点的人是忽视了一个最平常不过的事实。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收入是由劳动力价值所决定的，而在雇佣劳动制下，资产阶级会为了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要节省工人的工资数量。工人的生活消费由于被迫服从资本剥削的再生产需要，竭力将工人吃饭睡觉的时间并入生产当中，“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 ，必然要把他们的工资水平压低到仅仅可以满足自己和其后代生存，也即最低限度的劳动力的机能恢复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每个月资本家会用数字转账的形式将工人的工资转到他们各自的借记卡上面，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工人理应获得借记卡的信用运动带来的利息收入。可是工人在拿到借记卡的数字以后，除了那微小的部分作为未来消费的收入，会被存入到银行的作为定期存款的储蓄卡中。用于现在消费的收入就会在一个月内，购买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缴纳房租、偿还债务，包括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等，他们往往等不到借记卡按照活期存款的按季度结算利息，就把卡片当中的数字支付完毕了。等到第二个月继续重复这一获得数字和失去数字的运动，因而工人丧失了借记卡的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在工人阶级哪儿“消失”的利息，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地集结起来。现在，我们论述的重点也就集中在了工人获取不到的利息，究竟是会在哪里重新出现。

有些朋友这时候又会跳出来说：“工人是因为把钱光了，所以拿不到利息，可老板们也和工人一样啊，要给工人工资，要购买原料材料等等，每个月也会把它借记卡里的钱支付出去，也和工人一样拿不到利息。”这些朋友劝我们不要抱怨，认为资产阶级也和无产阶级一致，也是拿不到借记卡当中存在的利息，因此二者同样都是被金融寡头的欺诈了。但是只要稍微懂点政治经济学的小白或具有丰富的剥削经验的职能资本家们，他们也会懂得一个道理，不把鸡蛋往一个篮子里装。

资产阶级不会把全部的资本投入到唯一的资本循环中去，也即是不会将它的全部资本只是依次地获得又紧接着放弃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这三种具体的资本形态，不会只根据这三种资本形态进行唯一的资本循环。如果资本家在生产中这么做了，只采取时间上的继起性的唯一资本循环，却不根据三种资本形态的要求的独立运动，决定要有空间上的彼此独立平行的三种资本循环，从而资本的三种形态的同时存在。那么在单一的资本循环中，若货币资本购买不到商品资本，或者商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时，就会导致生产资本转化的中断，就会出现生产的停滞和摇摆，使得资产阶级就无法在生产中剥削到剩余价值，资本也就无法增殖了。因而，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采取的形态上的区别，决定了资产阶级要将它的资本划分为三份，在空间上平行的、时间上继起的进行各自的资本循环。

因此，不论资本家将它所掌握的数字以哪种方式支付了出去，它也总是会因为资本的循环不停地将资本以货币的形态重新补偿起来。即使是那些拿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的货币，会暂时地失去，可下一个平行的资本循环，所带来的商品资本又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说，资本家在暂时失去一部分货币的同时，货币的另外一部分又是不断在补偿起来。在三种资本循环的条件下，不断失去货币，又不断重新获得货币的资本运动，在借记卡的领域内则表现为数字大小的相对稳定。资产阶级不会出现像无产阶级一样，存在彻底失去数字又重新获得数字的过程。因而，资产阶级的这种借记卡数字大小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他们可以每个季度稳定获取到利息的结算。工人上缴了全部收入却丧失的利息收入，原来是被各个资本家所敛走了。

然而，资本家是将他掌握的货币资本在购买商品资本时分为了两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其中不变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等，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用于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是工人在生产中与生产资料结合后，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会蕴含在了商品中，伴随着商品资本的周转重新转化为了蕴含工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那部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数字就是工人的消费基金，也就是说工人在上一生产环节将自己的工资给创造了出来。所以资本家是将他掌握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也即由工人为自己在新的资本周转环节重新创造出来的可变资本会以购买劳动力价值的方式分配到工人手中，而资本家此时手中掌握也只有不变资本的部分了。假定，产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是自有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在商品实现以后就被掌握在了资本家手里。可是，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取得了数字形态后，尽管是被分散的工人储蓄在了他们的借记卡里，但还是一起会成为借贷资本并创造出来利息，而这则被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瓜分了。这个时刻，只是贡献不变资本的数字额的资本家们，除了能拿到这笔不变资本的活期存款的借贷资本的利息外，还能够取得他们这时由于发放了工人工资而丧失的可变资本，经过工人自己的借记卡的借贷资本化所创造的利息的一部分，更能够获得可变资本创造的全部的剩余价值收入。

分配给工人的可变资本不能够为自己取得任何的利息收入，却为资本家在购买工人劳动力后尽管不掌握这笔可变资本，但是资本循环在后来仍会不断补偿出新的可变资本，从而为产业资本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息。工人丧失了一切，只能够勉强维持温饱，而资本家却通过资本不断循环即使暂时失去了可变资本，也能够取得可变资本的利息收入。资本家仅仅只是在贡献了不变资本的数字条件下，就可以取得了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以及可变资本的借贷资本化后的利息，而可变资本都是工人自己重新创造出来的，真可谓是应了中国谚语的空手套白狼啊。

过去银行簿记的作用“不仅是资本家阶级的公共簿记”，而且还是帮助银行收集“一切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少数上层工人的” ，现在借记卡不仅取代了原来银行簿记的作用，还超出了原来银行所收集的范围，将剥削者的一切货币收入和工人的一切工资收入，也即使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全部货币资本一同被银行聚拢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借贷资本。事实上，工人应该和资本家一起获取到利息，但却因为无产者要经常取得生活资料而必须将自己的数字消费完毕，被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玩弄着，工人无偿把它的所有收入作为借贷资本的一部分，充实着借贷资本身躯得更加庞大，然而这种无偿却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一丁点的额外收入。与之相反的是，同样看上去也在经历数字失去和获得运动的资本家们的，则能够获取到工人的那部分应得利息收入。

全体工人上交了自己的全部收入，不能够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利息收入，这部分利息收入被资产阶级所夺走，而夺走的利息又使自身所有的货币资本不断地增殖起来，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被更多地集中在了社会上的少数人手中，那也就不可能不会造成无产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进一步降低。同时，全体工人的全部收入到达银行的借记卡，也是不能够带来任何稍微能够改善无产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说明工人的工资在经历了借贷资本化以后，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下，是被货币资本家运用到了什么场所，从而指明工人的工资借贷化后和其他的借贷资本的利息收入的源泉。那就是，工人的工资在数字支付下，它所形成的只有一件事情或带给工人阶级也只有一件影响，那就是帮助银行形成了巨大地压在自己头上的，并且是时刻准备投入到各国民经济部门将要剥削自己的货币资本。

银行通过数字支付聚拢起来的货币资本，是远超之前资本主义的任意时期所能够集中起来的货币资本的数量，而这巨大的货币资本所一旦采取了借贷资本的性质，它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规模也将要巨大的。但同时它所要求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也同样是大得吓人。银行会把这一巨大的借贷资本分割，分配给每一个需要货币的资本家和企业，在新的数字和借记卡条件下的信用制度的帮助下，“社会生产资料以空前未有的规模积聚和集中起来，企业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过程日益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这些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和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却被一小撮大资本家掌握着。” 用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

与此同时，数字支付在信用制度下运用的结果，就是使社会上的纸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集中在了银行，而这种集中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借贷上的分散运动，而这也继续在中国这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垄断规模更加巨大的金融寡头，更加万能的垄断者。少数的几个巨大的金融寡头依靠庞大货币资本，通过债务关系与直接掌握对方公司股票，使得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资本家完全依赖于银行，甚至被大银行所强迫联合与直接吞并；银行又通过彼此频繁的电子贸易往来与频繁的银行卡的转账，对各个职能资本家的经营情况和无产者的经济状况监视得更加方便了，银行熟悉每一个往来账户的资本家与工人，知道如何让它掌握的巨大资本左右资本家的经营，“最后则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 。但也正因为如今借贷资本庞大，也引起了借贷门槛的降低，那些仅仅拥有一点个人资本的资本家就可以凭借获取到的银行的贷款（前提他们的信用没有问题）——这笔贷款在如今是数字支付和借记卡所收集和聚拢起来的——将他掌握的资本前所未有的扩大，他可以在再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规模，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剥削更多的工人。如今，借记卡条件的信用制度，导致了借贷资本的过剩，这种资本过剩“同再生产地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他，但不是它的原因。” 造成了中修政府出台的各种借贷政策扶持的“小微”迫切。产业资本的新扩大出现停滞，借贷资本的过剩即借贷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便愈发出现困难；借贷资本因数字造就得更加过剩，便急躁地要求与现实资本结合，要求新的再生产继续。其中，中国社会需要的扩大再生产是经过借贷资本对助大资本和“小微”的贷放，造成了仿佛人人都能成为企业家的个人投机主义的中国梦。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信用制度的出现导致“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与这种企业所联系起来的则是，整个社会上的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可以仅凭少部分的私人资本，再加上数字支付收集起来的具有社会性质的货币资本，就可以开办或扩大自己的生产。从整个社会上而言，靠数字支付扩大的信用制度，它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更加地扩大了，资产阶级的竞争能力也更加强了，小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陷入贷款风险。那些被政府政策扶持起来的“小微”企业，也不过是这场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竞争游戏中的首先牺牲品。“小微”企业不仅各自之间会进行着相互的竞争，一批企业失败了，一批企业暂时胜利了；同时，被扶持起来的“小微”企业还和各个行业中早就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进行着竞争，大资本通过对原料、运输等生产各个过程的垄断，实现的降低商品价值对小企业的排挤，那些靠着借贷资本经营企业的小资本家，没有任何可以逃离垄断资本的吞并的可能。这些被借贷政策扶持起来的小企业为社会再生产，尤其是大资本的新扩大而无偿贡献生命，从而促使着中国社会的垄断基础更加巨大，工业上的垄断又会在新的层次上引起金融寡头更大程度地来掠夺劳苦大众。

利用信用制度高度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和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是被一小撮资本家掌握着，那么借记卡收集过来的每一笔货币资本，都无疑迫使更多小资产阶级破产加入无产阶级行列，加剧着竞争失败的资本家丧失掉天堂的地位坠落到被压迫的阶级。从而整个遭受资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数量是增加了，但同时也有更多的无产者被抛到了相对过剩人口的行列，失业人口又同时地增加了。

可是，信用制度下导致的不仅是对剥削的无产者人数的增加，更是剥削程度的加强。由于那些借用银行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所掌握和使用的资本不是他的自有资本，只是获取到了这笔货币资本的所有者，暂时让渡给他的这笔货币资本在生产领域中转化为职能资本以后，瓜分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的权利，而他也不过是从“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 他本人也只是具有这笔货币资本的使用权罢了。借贷资本要求的利息率不是根据生产的结果确定出来的，是作为预先的事实存在于借贷活动之前，根本不管“经理人”是否运用这笔资本得到了多少的盈利。这就要求借来的货币资本经过资本周转要将自身重新周转回来，还要将这笔资本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根据预先就存在的利息率确定出利息的大小，和本金一同交还给银行。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造成的剩余价值被不同身份的资本家以不同名义的瓜分，形成了事实上的两部分。只拥有资本使用权的“经理”，就必然要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到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满足货币资本家或银行要求取得的利息之外，剩余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属于自己的企业利润。只有赚取的剩余价值超出银行要求的利息，这个资本家才算是盈利。

工人的工资形成的借贷资本成为了自己的剥削关系，自己创造的血汗则成为了利息收入的源泉，被银行家、产业家和商业家们瓜分，其中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家们经过金融垄断，更是掌握了我国的多数剩余价值，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深重的剥削者。

使用银行借贷资本的资本家们，为了避免创造的剩余价值低于利息率决定的利息，而可能出现的亏损甚至负债，就要在维持或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往往是露骨的和不加掩饰的无耻。他们常用的方式，便是通过延长劳动日、加强劳动强度和压低劳动力价值等多种手段，利用生产技术的每一个进步来“科学”地榨取工人血汗。你敢想象在上海的外卖员每天工作十四五小时只能赚个八九千？你能想象到也是在上海这个最繁荣的城市的无产者，他每天只能休息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上班，和垃圾为伍，睡觉的地方是偷偷摸摸的？你能注意到苏州的货车司机兼搬运工，全年无休的每日高强度工作16小时？你能看到在郑州的工厂中工人普遍拿着三四千元的工资，还要面对与郑州的工人平均工资不相符的高物价吗？你敢相信，农业资本家对农业工人的雇佣剥削，严重存在着男女同工不同酬，工人们还伴随着随时被踢掉的失业危机？

中国的资产阶级为剥夺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采取的方式是极其野蛮和无耻露骨的，这样露骨的剥削不止于垄断的行业或垄断的资本家，还是存在于非垄断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的大中小资本家中间。中国的幸福大地上，广大的无产阶级仍是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

因而，借记卡的持有不仅没有让工人阶级获取到任何一丁点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而是使工人受到资产阶级整体的剥削和控制加强了。职能资产阶级也只有采取这么露骨和野蛮的，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人权的压榨，才能够使自己维持到获取企业利润，才不至于丧失掉他的剥削者的阶级地位：金融资本家则是将工人上交的纸币编织了一张借贷资本的大网笼络在工人阶级的头上，让他们既陷入债务陷阱又加大对他们的剥削力度。这就是借记卡条件下的借贷运动带给无产阶级所有的影响。它造成的结果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鸿沟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激烈了；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

利息率的降低趋势与金融寡头的竞争

上文我们在解决为什么数字支付会将工人的劳动收入，作为借贷资本的一部分进入到信用运动时，也顺带着说明了纸币和数字被各自领域的运动造成了二者的分离。我们说明了，在工人阶级将他的全部劳动收入都存入到借记卡后，这部分劳动收入和资产阶级的全部的货币资本一起在银行中取得了借贷性质，因而，纸币和纸币的数字表现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分离关系。也就是各自代表的纸币运动和数字运动已经实现了完全分离，二者之间的运动完全受到不同领域的规律支配着。纸币是被银行拿去作为纯粹的借贷资本，被信用制度中借贷运动的规律所支配。数字是作为纸币的复印件存在于流通领域的一切活动，又被流通领域的规律所支配。

由于支配纸币的银行信用制度和数字在流通领域的规律在资本主义下起到的作用并不相同，因而它们各自是从不同的方面加重了被压迫阶级的灾难和痛苦。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数字和纸币分离的相互运动，分别讨论各自分离后的运动在不同领域究竟会造成对劳动人民何等程度的剥夺，以及剥夺带来的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剧烈。在这一章，我们首先将要从商品流通领域“解放”出来的纸币的运动出发，指明这种在借贷运动中的“解放”，造成的借贷资本的利息率的降低趋势的客观规律，又会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造成什么灾难。

纸币被借记卡集中到银行进行的信用运动和数字支付有着完全不同的活动。借贷资本经过无产阶级上交的劳动收入造成的壮大，在纸币被集中到银行以后，银行会留下一小部分纸币作为存款准备金，以应对人们提取现金和转账的需要等，但绝大部分存款是被银行拿去发放贷款和对外投资了。而且，纸币在金融寡头的运作下，不只是借贷资本的数量上的庞大造成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更由于银行集中的存款的庞大数量，又造成了如今中国存放款利息率的不断下降的趋势。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缓解这一趋势，货币资本不但被使用于本国的资产阶级的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追加资本的一部分扩大对无产阶级剥削；又成为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的财富的有力金融武器，还与亚洲、欧美的其他帝国主义的垄断金融银行，一同以直接不加掩饰的强盗式的，在全世界各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每一个角落强行播种，播种它的银行据点，承担着帝国主义对外输出资本、搜刮财富的功能。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过金融寡头将集中起来的货币资本进行前所未有的分散的运动，这造成了借贷资本被首先运用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加强和扩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资本不断得到增殖。这不仅是作为货币资本家的银行进行货币资本经营的内在动力，而且还由于在借记卡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借贷资本，又造成了借贷资本一时之间供求关系上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这更迫使着各个银行集于兜售本银行的货币资本。从而在2024年的今天，无论是借记卡的活期存款还是一年、三年、五年等银行定期存款，都因为巨大的借贷资本在银行的过分集中导致各自的利息率不断地降低，乃至最终引起了利息率的下降趋势。为了缓解这一趋势，也为了将过分集中起来的垄断的货币资本寻求出路，这种借贷资本的信用运动作为自发规律支配着每一个银行家四处推销、四处扩张它的放贷业务。

我们知道，平均利息率的高低是受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平均利润率的高低所支配的，利息也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只有整个资产阶级获取到的平均利润较高，从事货币资本经营的货币资本家们获取到的平均利息也会提高，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利息和利润不过是剩余价值以不同的名义在整个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瓜分，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只有整个资产阶级共同剥削到的足够丰富的剩余价值时，不同经营关系上的资本家瓜分到的剩余价值也就丰厚。在这一点上，是体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在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上的利益的一致性。

随着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程度不断上升，不变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不同部门、不同企业的资本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对超额利润的追逐，造成了中国的各个行业的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使得平均利润率产生下降趋势。例如，新兴垄断行业的新能源电车，在中国从最初的比亚迪在这一行业率先通过提高不变资本的比例，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就缩短了生产电车的劳动生产时间，先吃螃蟹的新能源企业按照汽车行业的社会生产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出卖而取得了超额利润。随后几年时间内先后吸引到了华为、蔚来、小米甚至恒大各个垄断资本先后对电车行业的超额利润的争夺，这种争夺又必然造成电车行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垄断企业的资本在从其他部门向这一部门转移的运动中，作为信用的货币资本更是为资本在部门间转移提供了便利，这就必然导致新能源电车的新兴部门获取到的利润逐渐和其他部门获取到的平均利润趋于一致。更由于在电车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进一步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还造成了平均利润率将会进一步地降低的趋势。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既然利息率是依存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么平均利润率的资本主义这无法改变的下降趋势，也就支配着依存平均利润率的利息率的取得也要有下降的趋势。

同样的，资产阶级在对工人阶级剥削上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不意味着不同部门、不同职能的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瓜分上仍可以保持这种一致性，利息和企业利润之间对剩余价值的瓜分，又必然作为影响到利息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货币资本家的银行将它掌握的货币资本当作商品，将这一资本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即生产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时，货币资本本身也就是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了借贷市场上。和一般的商品的不同在于，一般商品是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商品交换的双方在交换以后，各自在货币和商品形态上保留了商品的价值。但作为资本商品的所有者将他的商品让渡给职能资本家时，是单方面进行了价值的让渡，没有取得任何的等价，只是要求为了在之后重新将它收回，并带回一定的利息。因此，货币资本作为商品是区别于一般的商品，但只要它作为资本商品出现在市场时、作为商品进行让渡时，就不可能不受到借贷市场上的价值规律在借贷资本运动中的特殊表现形式的支配。

在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一般的商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会出现商品售卖价格由于商品生产的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而围绕着商品的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作为资本商品的货币资本，由于它只是进行单方面的价值让渡，还是要收回本金并取得利息。因此借贷资本的交易只是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同时借贷资本也不是真正的商品，不会出现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情况。可是由于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所反映的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影响到借贷资本的“商品”的售卖价格的高低却是客观的，决定借贷资本的利息率的大小这一特殊的资本价格也要出现上下的波动情况。既然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平均利润率也就构成了利息率的最高的界限；同时，利息率也不能够为零，否则资本家也就不愿意将它的资本拿去进行借贷运动了。那么，利息率的上下波动也就是存在于平均利润率和零之间，被确定的利息率也决定了作为本金附加额的利息量，和本金一同构成了借贷资本的“商品价格”。

问题解决到这里时，利息率的下降趋势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不可违背的资本主义最一般的规律。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社会的不变资本的比例不断提高，相对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就要相应下降，造成了社会的总利润率就要有坚定不移的下降趋势。依存于平均利润率的平均利息率也要随着前者的下降呈现出下降趋势，可利息率的下降的原因不止于此，更在于通过数字支付在银行积聚起来了大量的存款，造成了借贷资本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商品”过剩的情况，严重的借贷资本的供过于求，导致利息率和本金附加额的利息量出现下降趋势也就不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了。

根据中国央行提供的数据，进入2014年数字支付的时代以后，中国的活期存款的利息率逐步维持在了0.35上下，而定期存款的利息率则从过去的定期的五年、三年的3.0以上不断下降并保持在了3.0以内。根据资产阶级媒体《每日经济新闻》的7月25日和26日的最新报道，中国的六大金融寡头均下降了存款利息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活期存款的年利率从0.2%下调到0.15%，下调了5个BP ；定期存款整存整取三个月、半年期、一年期利率均下调10个BP，调整后分别是1.05%、1.25%、1.35%；二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利率分别下调20个BP，调整后的利率分别是1.45%、1.75%、1.8%。” 随着金融寡头的降低利息率，各地的地方银行和私营银行也同时降低了它们的存款利息率，同时今年的利息率的降低不会就此停止。这证明了自从普及数字支付以后，银行集中起来了大量的货币资本，造成了借贷资本的供应必然大于它的需要。资产阶级通过数字支付是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也是为了剥削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这一行为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借贷资本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经营银行的垄断资产阶级不顾社会和职能资本家对借贷资本的客观需要，集中起来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是远远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银行的货币资本便大量过剩了。银行资本的大量过剩就不能不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一同加速利息率的下降，在数字支付逐渐流行的今天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趋势。

银行中的大量的货币资本便引起借贷门槛的降低，中修政府为此也出台各种“优惠”的借贷政策以扶持中小资本，使拥有一部分自有资本的资本家们可以扩大它的生产规模；同时，那些拥有着巨大货币资本的垄断企业，也不断地运用今天的科技，比如大数据和所谓的金融数学借用复杂的微积分等数学工具，求出一个这些货币资本可以如何分散投资到不同的股份企业和购买哪一种有价证券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等等。可是，这对于银行过分集中起来的已经引起利息率下降趋势的货币资本而言，这些投资根本无法改变利息率下降的趋势，只不过会造成个别时期个别部门出现利息率暂时的向上波动，但随后又会滑坡般的向下运动。为此，中国的银行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富裕的资金不能变成贷款放出去，贷款市场竞争激烈。中小银行生存的空间收窄，且经营成本较高，也不得不下调存款利率端以促成贷款利率的下降。靠存贷利差躺着赚钱的日子结束。” 各个银行或掌握大量货币资本进行借贷的企业，不断推行他们各自的借贷业务，企图将它们掌握的每一块钱都推销给在现在收入上过得十分困难的工人阶级，还企图搜刮他们的未来的收入。于是乎，京东的白条、支付宝的花呗借呗、抖音的月付、苏宁的任性付等等新兴的金融资本的电商平台推出的电子贷款业务，传统银行则是不断派遣它的银行职员在每一个街道拦截行人推销信用卡。不管是新兴的借贷资本家还是老牌银行家都要在贷款市场不断展开激烈的交锋，不断招揽贷款用户推销它的“富裕资金”。新的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金融垄断资本和老的却具有国家机器背景的金融银行，彼此在争夺贷款市场上，在不断给无产者和资本家推销他们的贷款业务时的狂热，都无不因为利息率的下降引起各个金融资本家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要引起利息率的下跌，更要引起小银行被大的具有中修官僚背景的大银行排挤，甚至地方小银行成为中修大银行或私人金融巨头银行的分行，从而造成规模更大的金融资本被中修金融寡头和私人寡头对无产者更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

利息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并不排除在竞争中胜利的个别部门和企业能够获取到超额利息。资本主义各个企业总是在竞争，竞争的外部规律不断促使着各个资本家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张生产规模，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才不至于被其他资本家打败和吞并。而数字支付下的信用制度所提供的大量的借贷资本，不同部门和企业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时间迅速缩短了，从而各个资本家的竞争除了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之外，依靠信用支持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强竞争能力，还成为了金融寡头的“附属机构”，不得不依附于这极少数的垄断者同盟。然而，也不是每一个资本家在每一次获得信用支持时都能盈利，也不是每一个资本家都能够轻易获取到银行信用的鼎力支持。只有那些在工业和商业等不同部门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最能够在银行取得良好的信用，最能够轻易获取到银行贷出的庞大数量的贷款，这也是银行与工商业大资本的个人联合的结果，“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监事（或董事），而日益溶合起来。” 更甚说，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溶合的结果，是彼此穿着一条裤子共同垄断了市场，并排挤与掠夺其他非垄断的企业。

在银行信用支持下，垄断企业的竞争力量更加增强，生产技术更换得更加先进，生产的规模更加庞大。这无一不在为垄断资本打败和兼并中小资本创造着优胜条件，胜利的奖励便是获得在失败者的尸体上进一步集中资本的权利，这种吞并的结果也就不能不为其产生额外的垄断利润。

数字支付的信用运动，客观上是造成了借贷资本创造出的生产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程度是更加残酷和露骨，但同时那些本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也为了缓解它的货币资本的利息率下降趋势，同样依靠信用支持加强对中小资本的吞并能力，来获取到庞大的投机利润，从而延缓本企业的利息率的下降。那些掌握着垄断地位的大资本和大银行，往往也是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有价证券的主要持有者，他们手中往往掌握着大量的有价证券和企业股票，可以经常买空和卖空，造成证券行市的暴跌和暴涨，从中获取到巨大的投机利润，因此这种投机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羊为证券交易所的豺狼所杀” ，换句话说，信用加速了小资本集中成大资本的时间，使社会分散的中小资本加速集中在了垄断资本手里“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人类所达到的这种社会化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但这不是说，垄断取消了竞争，相反，在信用制度下各个垄断资本的竞争更加激烈，已经是垄断者扼杀不愿意屈从的企业，而这每一次的冲突也不可能不会给冲突双方造成损害，为非垄断企业争得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垄断集团内部的竞争也从未停止过，例如，子公司和母公司在利益分配的不均、同一垄断集团不同分公司之间对开发权等的争夺、股权大会中各个大股东对绝对控股权的争抢、垄断企业各个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瓜分的冲突等等。垄断内部的竞争又会造成垄断的分裂，分裂又会引发新一轮的大鱼吃小鱼。这不是小资本之间的“过家家”式斗争，而是“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 这种斗争恐怕得到了社会主义最终革命胜利那一天才能消停下来。

因为金融资本之间为延缓利息率的下降展开的竞争与推销，中修的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金融寡头之间的你死我活，和金融寡头与小银行之间的反吞并与反吞并之间的拼杀，这样的大小资本的旧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无比的发展阶段上恢复起来了。” 于是，社会上开始狂热张贴和推送与“借贷成就幸福”的广告，纷纷将无产者作为自己的主要搏斗与撕咬的战场。无产阶级则逐渐被引诱和强迫而陷入到绵长的债务陷阱，经常性贷款的利息像软刀子从劳动者身上一刀一刀割肉和割断骨头。利息率是下跌了，但是愈来愈多的无产者却因为低利息率或低息小额贷款的美妙诱惑，不断把自己的未来的劳动收入投入到购买各家银行的贷款产品中去，所以利息率的下跌在各个金融资本的诱导和迫使下被广泛投放给无产者。金融界也越来越将工人、农民与学生作为自己的重要贷款顾客，于是，金融界现在的重要市场对象除了资本家以外，就是愈发贫弱而被迫将目光青睐于利息率下降的赤贫无产者。这样，正规的大银行的借贷机构、手机银行和不正规的野蛮滋生的高利贷、校园裸贷等等不约而同地将被压迫者视作一片蓝海。

无产者却不得已因生活成本的高昂而被迫广泛参与进借贷业务，利息率下降给了日益赤贫的无产者少量贷款缓解压力的理由和麻醉，如同麻药给了工人暂时地喘息。然而这也是暂时缓和，上次贷款减轻的痛苦会在后来加倍加重负担，被迫将他的未来收入奉献出来，强逼无产者要不停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失业成为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工人不得已要求自己多干一点多干一点。金融资本家的贷放市场是扩大了，工人借贷的数量也是增加了。工人借钱与还钱引起的周期运动和暂时减轻与加倍痛苦，不能不作为一种新型的精神鸦片麻痹自己的同时，又作为镰刀缓慢且绵长地收割债务奴隶的收入。为了偿还债务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假期，而不得不从事日结或者是兼职的工作，当然最后取得工资都送给了金融寡头了。自然，金融寡头还可以凭借低下的利息率与建立在无产者痛苦之上仍可暂时获得不菲的利息收入。

中国的官僚金融寡头的雄心不止于疯狂和残酷地剥削国内的无产阶级，来获取垄断利润。同时，更由于中国的平均利润率和利息率的下降趋势，中修的垄断的官僚银行家们更是把它的目光投向了国外的殖民蓝图上，企图在国外人为创造出借贷资本的需要，剥削到巨大的剩余价值从而延缓平均利润率和利息率的下降。

“离岸人民币”是金融资本新的掠夺工具

无论是中修官僚垄断集团的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溶合形成的金融资本，将中国无产阶级剥削得精光以后，而掌握了大量过剩的货币资本的金融寡头，也已经在伴随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崛起的过程中，早就有着对第三世界国家近四十年的资本输出的历史；更是在数字时代以后，无疑更巨量的过剩资本在如今利息率下降的趋势下更要“远离”国内这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不够的洼地，要追逐广大的拥有着投资蓝海的，可剥削到超级多的超额利润“发展中”的国家。在中修看来，正是由于这些殖民地正在发展中，因而正需要货币资本的输出用于工业建设，只要取得对殖民地的垄断地位，牛身上的两层皮就可以被剥下来了。

庞大的过剩资本更是中修可以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底气，从过去的英法的非洲、日本的东南亚、俄罗斯的中亚和美帝的拉丁美洲，中修正是通过对各种形式的货币资本输出的办法，从各个老牌帝国主义的各个地盘都重新分割到了一些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修对于殖民地的垄断权的争夺，在数字支付引起的货币资本巨量增长的条件下，它的野心更是膨胀到了不知道多少倍，更是由于过剩资本的壮大，使得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足以满足中修的金融寡头的胃口了。

根据原中国银保监协会国际部在2021年出版发行的《中资银行“走出去”机构名录》信息记录，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计有23家不同的中国金融寡头在6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79家分支机构。可到了今天，位居于中国金融银行的第一梯队的中国银行其境外分支机构数量竟然达到531家，覆盖62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机构的总资产超过7万亿。中国工商银行则以416家第二位，覆盖49个国家，境外机构的总资产达到447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0万亿）。中国其他的官僚垄断所有制的金融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位列第二梯队，其境外机构分别覆盖31个、18个、18个国家和地区。从东南亚各国的支行，到“一带一路”的中亚和非洲的各个国家，再到拉丁美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银行已经做到了开遍全球，几乎做到了在每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有一家来自中国的银行。

中国的金融资本的疯狂的“全球扩张”是带着任务来的。它将中国各个阶级的“人民币”利用借记卡和数字支付收集在了自己手中，它也就承担起了为这笔庞大的借贷资本寻求借者的巨大而艰辛的任务。同时，又为了和美帝国主义的美元霸权对抗，建立起人民币的货币霸权体系，就必须依赖于海外存在着的庞大的借贷资本。金融寡头各种反动目的以及确实掌握着庞大的货币资本激烈要求对外输出，这就决定了殖民的垄断金融银行对外扩张和人民币霸权的建立是势在必行的，是中修帝国主义不可动摇的殖民扩张的“国策”。

位于中国的金融寡头，负责把中国无产阶级的劳动收入和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货币资本的变化为借贷资本，源源不断地运输大部分资本到殖民国家去建立和补充它的殖民支行，又通过强有力的信用支持控制当地银行的股权来间接扩展殖民网络，例如，早在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入股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 ；又在2014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商银行”）收购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标银公众”）60%股权与南非标准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并实现了通过持股的形式间接将剥削网络延伸到20个非洲国家。“南非标准银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是推动中非金融合作的主力军，大型中资商业银行在非洲的布局也不断扩大。中国银行已在非洲设立7家分支机构；工商银行通过参股银行集团间接覆盖了非洲20个国家；建设银行在南非设有开普敦分行和约翰内斯堡分行；农业银行与刚果政府合资成立中刚非洲银行。” 各个在非洲的金融银行和这里的工商银行一样，如法炮制地收购不同非洲国家的银行的股权，使其变为自己的子公司从而间接掌握该国的银行资本。间接的支配也早就满足不了中国的金融寡头的野心，他们还不断地直接兼并和收购当地的银行，迅速实现规模扩张，达到占有其他银行的各种业务和该银行储备的黄金的目的，通过多种途径达到中国银行资本在海外的不断扩张。据《中国银行保险报》报道，“截至2024年6月末，国开行已与40余个非洲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累计向非洲提供融资超过650亿美元，”“累计发放非洲中小企业专项贷款30亿美元，覆盖32个非洲国家”“中非发展基金已累计对39个非洲国家投资决策约76亿美元，撬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融资超过320亿美元”。可见，是将金融资本的输出作为在非洲各国进行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之一，以推销国内过剩的借贷资本的同时支配非洲的主要银行，这便取得了以少量资本调动大量非洲本土的货币资本的能力，使之作为自己的子公司不断盘削非洲劳动人民，使得非洲的民族资本家要看着中国金融寡头的脸色。

“金融资本是万能的垄断者”，当中修的各个金融资本已经掌握了非洲大量的银行，并成为该国的货币资本的少数的占有者，那么他们在殖民地的条件下也成为了万能的垄断者。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的来源大量的来自中国的金融资本控股的银行，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职能资本或产业资本，不过是对中修操纵的货币资本的运用罢了，他们只具有货币资本的使用权。因而，即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地的各个产业的生产，也是中修的金融资本的同时进军。民族资产阶级在取得利润的同时，利润的大部分是被他们运用的货币资本的主人所占有的。中修的金融资本的控股下的非洲的银行，由于取得了民族的外衣，对于没有进行调查的当地劳动人民和民族资本而言，可能更容易信赖“本土”的银行而进行借贷，实际上，这也不过是中修的金融寡头将自己的银行资本贷款给当地的民族资本和劳动人民。通过民族资本对货币资本的现实生产的运用，中国的万能垄断者越来越能够将它们的货币资本固定在非洲的民族产业，达到掠夺非洲民族资本的目的，使得大量的本地剩余价值被掠夺到这个万能者的手中。金融资本对民族资本的投资越是赚钱，就越要将自己的资本通过民族资本的生产固定在当地的产业上，像吸血的蝙蝠盯着被压迫民族的肩膀上，使得民族资本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沦为中修的金融资本的附庸，又使得当地的劳动人民成为金融资本统治的债务奴隶。

中国金融寡头的海外扩张同步是与实现人民币霸权是相适应的，伴随借记卡逐渐在中国的流行，尤其是后来的数字支付的普及，带来大量货币资本在金融寡头手中的集中。中修政府也在一步一步地靠着集中来的货币资本和金融寡头的海外扩张，在上述上揭示的那样，金融寡头不仅建立自己的金融银行更形成了大量披着民族外衣的本土子公司的银行，这就为开始了它的人民币霸权统治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中修政府于2007年开始推行所谓的“人民币离岸”项目。大量具有借贷性质的货币资本被运用于在中国境外尤其是中国香港，建立起被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们称为“离岸人民币”的境外存放款业务，这通俗理解就是独立于中国境内的，在境外各地区存放货币资本用于境外借贷活动的据点。这一“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据点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立，支持着中国境外不同地区的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资本的借贷运动、支持着中国垄断企业通过使用人民币，对国外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和购买各种有价证券。

最初，2008年中国和俄罗斯以及韩国最先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之后几年时间内，中国的各个金融寡头先后和多个地区和国家（殖民地的国家居多）的银行签署该协议，又在跨境贸易中实现了使用人民币结算。到现在一些国家进行不涉及中国的贸易时，也能够主动将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卢旺达、津巴布韦等14个非洲国家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南非、尼日利亚等国与中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现在，“中非人民币跨境收付规模越来越大，从2010年的5.2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90.2亿元。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的非洲机构越来越多，截至2024年初，CIPS在非洲有直接参与者6家，间接参与者52家。” 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同国家和企业在国际贸易结算上对人民币的使用，和推动离岸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建立起与之有关的各种有价债券，例如，“2017年，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在非洲发行了首只离岸人民币债券“彩虹债”，推动了非洲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吴国鼎研究员站在了中修的殖民者的立场上，道破了中修将离岸人民币视作为进一步蚕食非洲市场的手段和工具。吴研究员在他的这篇文章里说明，现在应该要建立起更多的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的结算，使得更多的掌握大量货币资本的中资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快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或加强与非洲金融机构的合作。” 也就是要加强通过在非洲设立中国的金融资本控制的银行，来推动和发展非洲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扩大，实现更多的类似于离岸人民币的债券的金融产品，被更多的中资控股的金融机构发放，从而满足更多的依附于海外银行的投机者们的“投资需求”。离岸人民币还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投资渠道增加对非洲市场的供给，以使得在中国垄断资本对非洲本地企业的投资与合作过程中，可以提升非洲国家对人民币的依赖，提高非洲国家使用人民币的计价能源、原料矿产等大宗商品与使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工业产品。人民币步步为营，逐渐在一些地区国家取代美元的地位，成为这些国家、地区主要的外汇储备金，这与中修的如今通过数字支付掌握了大量的货币资本的底气是分不开的。这也就不能不为人民币在国际上，建立起和欧元、美元同等货币体系地位的最终目标更加靠近了，距离最终建立起人民币的货币霸权也同样越来越接近了。

但是需要指出现在人民币所以能够成为新的货币霸权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寡头将我国的货币资本和人民的储蓄集中在了自己手中，通过借记卡和数字支付实现的纸币摆脱流通的束缚，才能坐拥大量货币资本去建立起它的境外货币借贷的据点，才能够对货币霸权的建立有支撑的作用。同时，中国的金融寡头又通过“海外并购”和“跨国并购”等掠夺手段，保证本国银行总是有大量的黄金储备用以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例如，“2023年全年，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黄金买家；新兴市场央行一直是购金和售金的主力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12月底，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共计35,927.4吨。” 其中，“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末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达2245.3吨，比12月末涨约9.9吨。” 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占世界央行的黄金总储备的1/15，对世界各个殖民地的掠夺保证了人民币的信用。只有人民币币值不会随着滥发货币而贬值，才能保证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借贷资本，对外投资和对外购买虚拟经济的各种有价债券时的稳定，进而保证了人民币有建立起它货币霸权的可能。而中国的金融寡头的任务的完成，同样必须依靠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和霸权化，才能强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企业接受人民币的结算、人民币的借贷资本和人民币的长期投资等等，才能够剥削到无数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的名为利息或利润的剩余价值，才能通达到剥削殖民地被迫接受人民币的通货膨胀以搜刮到可观的垄断利润。可见，人民币的货币霸权体系的建立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的金融统治之上，也同时建立在中国的金融寡头，尤其是对它的金融统治范围内的殖民地人民的搜刮和剥夺之上。

事实也正是如此，中修的金融寡头千方百计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做到出海的项目，甚至被国内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分子所误解，认为是在海外撒钱。这实在是误会中修的万能垄断者了，尽管越来越多的在岸人民币逐渐转化为了海外的离岸人民币，但离岸人民币所代表的是以人民币为主体的借贷资本的海外投资，却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渗透到了一带一路沿岸的各个国家的主要经济领域。发行以人民币为主体的离岸人民币的银行资本的各个金融机构，不仅在上文说的那样是给民族资产阶级贷入人民币的货币资本，迫使他们必须使用人民币和中国工业垄断进行贸易，使之计价自己的能源、原料和矿产等大宗产品并强迫必须使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产品，只能与中国企业贸易；而且通过在殖民地发行人民币进一步瓦解当地政府的经济独立权被迫依附于中修的金融资本，使得在外交与财政上丧失自己独立地位，将整个民族与国家纳入中修的金融统治的网罗。这样，民族资本不仅遭受中修的金融寡头的掠夺，还在与垄断了非洲和其他殖民地的市场的中国企业进行贸易时丧失了议价和谈判的可能。于是，非洲的民族企业，不得不受到发行人民币的借贷资本的金融机构对剩余价值以利息名义的瓜分；同时，还不得不接受中国垄断企业的不合理要求，在贸易中不得不制造出整个非洲对中国贸易的逆差，拱手将更多的利润让给中国企业。

各个垄断资本和在国内和其他中小资本竞争时一样，靠着海外的中修金融银行依靠数字支付带来的庞大资金和离岸人民币的搜刮属性，在“一带一路”的向西而行的每一段铁路的沿线国家，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五大洲的每一块还处于殖民地的地区，它都想要建立起自己的海外厂区和输出垄断商品以剥削当地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中国的海外的货币资本的储备据点，也给垄断资本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支援，离岸人民币更是作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有力支撑，为他们掠夺当地最肥美的原料、压低工人工资与民族资本的商品价格时赋予了主动权，迫使对方拿着人民币只能够和中国企业做生意，为中国企业的垄断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中国企业现在靠着海外离岸人民币为形式的借贷资本在当地耀武扬威，占据了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并且在这股货币资本的支持下，敢于直接挑战老牌帝国主义的垄断地位，甚至于明目张胆地争夺市场。

中国的新兴的电动车垄断行业，不仅把东南亚各国当作是本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后花园，当作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燃油车竞争的主要战场，并最终占领东南亚；中国的华为集团更是在它的官网上号称拥有“20.7万员工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度甚至在手机销售上取得了世界排名的第二垄断地位，靠着巨大的垄断优势在各个殖民地进行着资本输出和残酷搜刮；中国的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则是加快海外建厂的步伐，同时又加紧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兼并和收购，狂妄进行着“全球化扩张战略”。中国的垄断资本将第三世界国家当作是搜刮原料和矿产资源等原料场所；又将其视作倾销本国囤积过剩且质量靠不住的，还维持着垄断价格的工业品的输出市场；还在这些国家通过建设运输原料和初级农产品的铁路、基础设施和不同部门的工厂，把剥削当地被压迫人民的利润作为资本输出，又将资本输出用于帮助中修的过剩商品输出。

中修的工业垄断资本的企业对第三世界出于对超额利润的渴望，而这些都为中国与非洲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过程中，制造出了中修媒体盛赞的“中国处于绝对的贸易顺差地位，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821亿美元，其中中方实现了600多亿美元的顺差。并且创造了一个帝国主义垄断史上的神话，“非洲本地近90%的产品来自中国制造。” 可见对当地的劳动人民采取了异常恐怖的剥削和搜刮，在实现了对当地地从原料和市场的各个环节的垄断以后，迫使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只能够接受中国企业的野蛮地搜刮条件。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行业使用的钴有 60% 以上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而津巴布韦则吸引了中国公司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加工锂，锂是电动汽车的另一种基本材料” 。据美国资产阶级媒体《美国之声》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供应地球上高达70%的钴—这是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原料。估计有数十万非正规矿工以开采矿石为生。这些矿工经常在恶劣条件下工作，但他们的利润往往被中国贸易商低估。” 中修的帝国主义者在对殖民地人民剥削时，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在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人们过着战战兢兢的牛马生活，“这些挖掘者经常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在大型露天坑中用金属棒和锤子挖掘地面。在一些非正规矿井中，他们还在地下深处建造的简陋的竖井里采铜和钴。” “整个非正规采矿业中，刚果采矿合作社向在矿区设立仓库的贸易商推销矿石，而这些贸易商几乎都是中国人。然后，这些中国贸易商将矿石出售给矿物转化工厂，这些工厂本身通常由在刚果经营的中国公司拥有。” 可以看到，中修的资本家垄断同盟在垄断了当地的钴产业从挖掘到加工的全过程以后，形成了在地方的托拉斯集团对工人的压榨，只给挖掘工人一丁点的工资，而当地工人挖掘钴带来的超额利润则全被攫取了。

类似于刚果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津巴布韦工人的控诉中修企业的罪恶行径，“包括极低的工资、超长的工作时间、有辱人格的待遇、肢体暴力、种族歧视、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对基本健康保障的完全忽视。一些工人讲述了在安检时被用枪威胁的可怕经历，以及经常遭受的言语侮辱和谩骂。另一些人描述了在中国运营的矿区中遭受的严重歧视和不当对待。” 比亚迪巴西工厂更是被爆出虐待和强迫中国工人的新闻。根据巴西劳工部官方文件的描述，比亚迪巴西工厂华人员工工作生活环境恶劣，“饮用不洁净水源”“31人共用一个厕所，必须4点起床排队”“没有冷藏设备储存食物（巴西是夏天）”“没有防护在有毒废料里工作”“超时工作，没有年假，有人眼部受伤但连续工作了25天”。较为恶劣的是，“施工方扣押了工人护照，工资只发40%”，导致工人无法离境，形同监禁。中修的垄断企业在国外的条件，简直是妄图将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都当作是奴工一样使用，逼迫他们承担更多的劳动强度和更低的劳动工资，通过压榨工人以取得超额利润和其他帝国主义竞争。

中修的垄断工业在海外的吃相是极其难看的，不仅总是妄图与其他帝国主义竞争以争夺世界上最为肥美的殖民地和经济领土，还对殖民地的垄断权虎视眈眈，恨不得一朝权在手把当地人剥削得精光。同时又极力培植当地买办作为自己在殖民的代理人，多次策动亲中买办资产阶级发动对亲美买办的军事政变来取得对该附属国的争夺。经济上的实现不了便交由了军事和政治的阴谋，而中修作为政变上台的政府当然知道阴谋诡计“好处”，于是便通过政治的支配来保障经济上的垄断对超额利润的掠夺。

中国的银行业锐意进取地要求不断加快中国的金融寡头扩张的速度和规模。只有这样，才能从殖民地区连续不断搜刮到垄断利息，从对当地的殖民掠夺中占有当地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才能通过对海外银行的扩张来实现对他国黄金的剥夺，把当地人民创造的一切好东西搬运回国。就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英法联军侵占和剥夺我国人民的财富一样，中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才回国。中国的金融寡头凭借在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可以攫取到垄断利润，其他的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则是把偷盗回国的剩余价值瓜分得连一根毛都不会剩下；掠夺过来的剩余价值又会作为平均利润的组成，延缓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继而延缓着依存于此的利息率的下降；偷盗回来的黄金又维持着中国的黄金储备在世界前列的水平，保证掠夺工具的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无数劳动人民的惨无人道的搜刮之上的，留给当地人民的只有不断膨胀的物价，儿童营养不良的身体，民族经济的衰亡，和那被建筑得无比宏伟的殖民银行坐落在当地最优越的地理位置，不断输送和偷盗当地的财富回到中国。

中国在“一带一路”和非洲的殖民活动，为金融寡头提供了最广阔的投机和掠夺的场所，它把自己的死神的黑色镰刀般的借贷资本包装成对殖民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援助，又吹捧成是支援饱受战争破坏的人民重建家园的希望，还美其名曰地为了殖民国家人民的利益，把它的银行支行从中国的总部开向了“一带一路”沿线，开遍了非洲的每一个国家，还开遍了全世界，作为列宁所说的巨大的怪物盘踞在亚洲和非洲大陆上吮吸着数十亿劳动人民的血液，搜刮他们的黄金，掠夺他们的剩余价值。一旦这个怪物停止了剥夺的动作，那么这个怪物也就离死亡不远了。

可以看到，它将工人的每一分收入，都纳入到加强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的统治范围，使得这一生产关系以更加庞大的姿态得以再生产起来，甚至跨越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范围，延伸到帝国主义的金融帝国统治的国外范围，也即垄断金融资本的剥削触角已经紧紧缠绕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看上去仿佛威武得不得了，但这种在世界范围的广泛的殖民掠夺活动，必然要制造出对被压迫人民的剥夺活动的反面，要造成被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人民的反抗的怒火，而这股怒火也必然要和中国国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会一同在中国的金融心脏掀起反抗金融垄断的运动，也会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内掀起广泛地焚烧金融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也一定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只要我国的无产阶级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被压迫人民“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流通领域里的数字运动必然造成膨胀

前两章回答了被数字支付所“解放”并摆脱流通领域束缚的货币资本的借贷运动。正如前面说的，数字和纸币已经实现了彻底分离，分离以后的另一运动，也就是如今被数字支付所统治着的流通领域的运动，或流通领域中的数字运动。纸币运动摆脱流通领域，将自身和数字分离的同时，数字也走向了分叉口的另一端，从过去仅作为纸币存入银行以后的“复印件”，经过它对全国各地、各个部门、行业的生产和生活消费的支付方式上的统治，发展到不单单是纸币的复制，更是在流通领域的运动中被其中的规律支配，终于取得了独立化的地位。数字运动一经取得独立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受到资本主义商品流通规律的支配而产生通货膨胀。

数字运动有着和纸币的借贷运动不同的方式，纸币在工人口袋中的减少和在流通领域的退场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过去的纸币流通规律，表现为在纸币的数字形式上的流通的规律，这种以数字代替纸币的流通规律，并没有丝毫改变掉纸币流通是遭受商品流通的规模支配的根本性规律。现在，只不过是纸币流通变为了数字意义上的流通，这种流通仍是遭受商品流通的规模支配。

由于数字相比于纸币，它所做到的发展是从过去我们还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物，变成了以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使用价值。数字代替纸币也就是靠着智能手机在每个人手中的普及，从而智能手机的属性或使用价值作为数字支付的技术基础。这种代替，不过是让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让位于更适合价值符号称呼的数字，这时，数字支付还仅仅只是某些商品的自然属性的表现。

数字所以能够取得价值符号，并不是在于纸币的生产还需要耗费一定的社会劳动，需要社会的剩余价值进行补偿；也不是在于数字是智能设备的使用价值或自然属性，靠着这种自然属性取得了价值符号。纸币和数字的价值符号的取得，不是在于各自耗费的社会劳动，也不是在于各自的物质基础的自然属性，而是完全是与此无关的东西决定的。

我们知道，作为货币的黄金是一般的等价物并具有着价值，但当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起作用时，只是作为观念上的货币和商品对比，不需要实际掌握金银。同样的，当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起作用时，它只是作为处于商品交换的中间媒介，人们取得货币的目的是在于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它有无价值对商品交易双方来说是无所谓的，只要能够交换商品即可。这也是过去纸币作为价值符号代替历史上存在的金属铸币的原因。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尽管是作为观念上的货币来表现商品的价值，但商品的价值也是按照人的观念或习惯反映在了与商品价值相等的金量上，而纸币只不过是人们观念上把商品价值表现在了一定数量的金上，又用纸的形式把这种观念上的表现复印了下来，从而才能被人们象征地感觉到。正如马克思所说：“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 而现在，由于数字对纸币在商品流通的代替，纸币在观念上象征表现金量，如今被数字取代了。数字用它的大小象征地让人感觉到了商品价值在观念上以金量的表现。于是，数字也成为了金的符号，代表着一定的金量，才能在对纸币代替以后也成为了价值符号。

无论纸币还是数字，它们作为价值符号都不能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而是通过对金量的反映，它们首先是金的符号，才间接地成为了商品价值的符号。那么一定的数字为什么可以获取一定的商品？事实上，由于一定数量的数字只是按照商品价格间接取得商品的价值，商品价格只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表现。既然商品价值是观念地表现在一定黄金量上，而纸币和数字也不过是反映出商品价值的金量通过这两种形式借此体现了出来。那么商品价格就不能够直接代表一定金量，必须借助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和数字才能够大致反映商品价值。同样，价值符号的数字“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 这样，价值符号的数字是金的符号，它能够代替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量，从而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全过程。

正常情况下，货币流通要和商品流通相适应，纸币的发行量也应当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量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纸币、数字代表的单位价值量的稳定，商品流通的稳定，从而确保社会的再生产顺利进行下去。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从最初的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和商品流通量的基本适应，到现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不适应。在过去发行货币是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稳定，到现在无论是发行的沦为纸币的银行券，还是如今的纸币的复印件的数字支付，这些价值符号的发行已经是为了剥削和搜刮劳动人民的血汗，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强制性税收逼迫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造成的巨大窟窿。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手里掌握了大量从国外的非文明国家掠夺来的黄金，使得本国的黄金储备得以充足起来，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起来了金本位制度。金币作为主要的流通工具，与当时还未那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相适应，因而，流通中的货币量能够自发和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这一时期以商品贸易中形成的商业票据和银行的具有的黄金准备为基础，发行了可以自由兑换金属铸币的银行券。银行券的发行通过信用保证确保着银行券的发行是必须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又通过黄金保证来限制银行券的发行，和保证银行券的币值的稳定，基本上做到了银行券的发行量是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可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银行券也不能够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完全适应。银行券还要以取得贷款为目的的“通融票据”和国家债券作为基础，这里就已经存在与商品流通不适应的地方。这样，银行券的发行就超过了国民经济的需要，在人们需要大量兑换黄金时，银行券就可能因为并不能完全兑换黄金而实现了贬值。这时，金本位崩溃和银行券沦为纸币已经出现了萌芽。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工业造成的生产日益的扩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和价值的减少，工业品肆无忌惮地规模出现，价格的降低致使经济上的对外侵略成为必然，而铁路的大规模铺设与更多航海线路的开通为流通得更加扩大创造了条件。世界日益连成一个整体，西方文明国家的廉价工业品，造成了摧毁一切东方传统的封建国家的经济重炮。正如银行券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它也要被更加发展起来的流通需要抛弃。

自由竞争导致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而生产资料和资本的集中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垄断，并形成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资本家垄断同盟实现对市场的分割；同时，社会上的货币资本也日益被集中在少数的银行的手中，过去作为货币资本的中介的银行，因其对市场的熟悉和对各个企业之间的经营状况的了解，从而将货币资本投资到盈利的企业中并持有该公司的股份，银行和企业相互派出代理人出任对方公司的股东。少数垄断的银行资本日益和垄断的工业资本溶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社会上的财富日益被掌握在最富有的少数人手中。由于金融资本掌握着社会上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因而其他的产业和商业的企业家只有货币资本的使用权，成为了这笔货币资本的经理人，而金融资本便在整个国家取得了优势和“统治”地位，而日益成为真正的实业家，他们盯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可以取得丰厚利润的地方。在主要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以后，彼此必然在分割与重新分割世界上引起对赃物瓜分不均，而不可避免产生冲突。

于是，自由竞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瓜分完毕和黄金的争抢，新兴的帝国主义因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资本迅速集中，而日益感到与它的势力范围不相适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日渐与对殖民地的占有范围不相匹配。这就要引起实力与金融统治范围的矛盾，而解决新老帝国主义之间对殖民地的垄断权的重新分配，也就只能通过实力决定了。随着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带来国内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迫使着缺少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的市场更加的渴望，就如同德国对英国的广大殖民地嫉妒的都快要发疯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愈益剧烈、黄金的分配与殖民地的瓜分愈加不均，国家扩大黄金储备的欲望也就愈发膨胀。于是，黄金的自由流通受到阻碍，银行券自由兑换黄金成为过去的童话。战争的爆发和国家的财政赤字的亏空，大量的发放国家债券和苛捐杂税套用银行券名义的发行，银行券的币值不断贬值又动摇着本身信用的铁墙，兑换的银行券被不兑换的银行券取代，为了筹集军费导致发行数量远超黄金的储量，通货膨胀第一次广泛作为强制性税收出现。战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金本位制的破产和兑换的银行券的死亡，金本位制产物的银行券彻底沦为了不兑换黄金的纸币。

这样，银行券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纸币，再也不能够真正适应商品流通，它的发行只是被用作弥补帝国主义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巨大的财政赤字。

我们简要说明了纸币流通代替金币流通的历史，当银行券还能够兑换黄金时，它只是金币的副本，受到银行的黄金准备调节和以商业票据为基础，这时它还是稳定的。可当银行券的信用保证和黄金保证都已经崩溃以后，它就不能再和真正的商业票据和银行的黄金准备适应，发行的数量是远远超出了这双重保证。那么央行每多发行一毛钱，它本身就所代表的金量就越减少，它也就贬值，直到沦为现在保留着银行券名称却是纯粹价值符号的纸币。

由于纸币无法直接与黄金自由兑换，也不具有和黄金一样的价值量，只是作为它的价值符号存在，如今这个价值符号又找到了新的对象——数字。

在帝国主义的中国，发行的价值符号早就不只是纸币了，数字也作为发行的行列当中（不管中修政府口头上承认与否，数字已经作为事实上的价值符号了），只不过数字的发行和纸币的发行存在着不同，二者也不再是简单的复制关系。

最初的时候，在生活消费领域，数字确确实实是纸币的简单复印，是真正作为它的“复印件”而存在的。这时，人们尽管已经开始使用借记卡来满足于现在消费，可是这时借记卡以及数字的使用是小范围的，不是每一个超市、便利店和饭店都是有pos机可以支持借记卡的刷卡消费。人们的生活消费还是需要用到纸币而完全用不到数字的地方，在银行以借记卡存储的货币，仍是有可能被人们拿着纸币的复印件的数字，将这些纸币1:1地重新换回来，用于那些无法刷卡的消费上。取得数字的人们，也不完全是使用数字去购买生活资料，也是要将一些数字去银行取出现金购买生活资料。这时，因为数字只是纸币的简单复印，人们取得的数字的一大部分也是用于获得纸币。

这一阶段的存在是短暂的，它奠定了数字是纸币的复制关系，但也要被数字的广泛使用抛弃掉了。借记卡的普及和数字支付的广泛使用，将数字的交换逐渐占据流通领域的全部场所，数字和纸币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过来，人们取得纸币反而是为了获得数字。

银行将纸币大量靠着借记卡回笼到了银行以后，将这些纸币以数字的形式发放给了每一个提供纸币的人，这时还可以说数字是纸币的复印。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当纸币被聚拢在了银行，被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拿去放贷的时候，纸币从流通领域退场，人们使用的价值符号只是数字时，数字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作为纸币的复印件存在。工人阶级对数字的取得，不再是拿着以纸币表现出来的工资收入去银行换来的，而是资本家直接通过银行将数字从资本家的存款账上转移到了每个工人的借记卡上。资产阶级也是同样，无论是大宗商品的贸易交换后得到的货币资本，已经表现为数字的增大或减少，商品对消费者的出卖，也表现为数字的转移。无论哪个阶级，在他们借记卡中的当然只是数字，而不能够是纸币，他们都无需将它的数字专门再和纸币兑换，才能够进行消费。

这时候依靠数字支付才兴起的电子商贸、外卖平台、网络打车和购票等等，已经在排斥着消费者对纸币的使用。到了现在一些传统的消费，如水电费的缴纳、的士的打车服务等也在开始排斥纸币的使用，资产阶级媒体对此评论说，“告别纸币或将成为现实，纸币支付逐渐被数字化支付取代。” 数字支付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的购物，但也正是数字支付掀起了对纸币支付的扼杀，使得消费者被迫在一些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必须使用数字，否则对生活资料的购买本身就成为一件为难的事情。如此，不仅是银行提供的数字支付使得数字代替纸币成为趋势。资产阶级对于纸币的限制与摒弃，使得无产阶级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只能够在面对这些行业的时候使用数字，到了后来以至于全部的收入都是数字，使用数字支付来满足个人的一切消费。

当数字支付取代纸币支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时，惊讶地发现数字已经完全占据了流通领域，此时数字和纸币不会再像过去一样，还是1:1的对应关系。尽管，银行仍承担着储户使用数字换取银行中准备的现金的职能，但是这种数字与纸币的交换只是小部分的数字来换取小部分的纸币，大部分数字是被用在了流通领域，大部分纸币则是被用于了信用运动中去了。所以，数字和纸币这时已经丧失了最初存在的一种可能，全部的但数量较少的数字都用于交换它代表的纸币。现在处在流通中的庞大数字，不管是在个人的日常使用中还是整个社会，都不可能够将自己还是整个社会的所有的数字和纸币全部相交换。

既然全部的纸币和数字已经丧失了相交换的可能，它们在各自的运动领域，受到着各自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支配。新的纸币的发行量不断减少，发行了新的纸币还会通过借记卡或其他途径返回到银行，充实着庞大的借贷资本。纸币发行量的减少造成的空缺，是被数字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直观上不易察觉的方式补充了起来，并且这种数字的发行不光是出于满足市场上的商品流通的需要，而是出于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搜刮人民财富的需要，已远远超过了纸币造成的空缺，是受到了过去纸币流通规律所支配，而这流通规律必然导致的是帝国主义通货膨胀。人们通过数字和商品的交换，以及进入银行的货币资本的大部分是被用于海外的资本输出，然而只要国内仍存在着借贷需要，那么借贷资本的一部分就会重新流入到流通领域，和流通领域存在着的数字一起使得货币流通远远超出商品流通的需要，劳动群众就不难愈发感受到“钱越来越不值钱”的贬值现象。这时，新发行的纸币和新增长的数字之间也难以再将其称之为复制关系，1:1的最后对应纽带也被数字的发行摧毁殆尽。

这样，数字和纸币才彻底地实现了分离，二者之间在各自的运动领域不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没有相同的地方了。就是在这一时刻起，数字流通也已经摆脱纸币的束缚，作为纸币的科技复制的数字，已经不能够再是纸币的单纯复制物。它从与纸币的复制关系中独立了出来，必须不再是因为纸币是价值符号，复制出来的数字因而才是价值符号的，而是数字自身必须仅作为黄金的价值符号。

数字作为价值符号和纸币一致，只有在它的发行量和流通需要的金量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够保持和黄金相同的购买力。正如纸币在全世界范围的贬值的那样，数字被央行发行出来以后，它的发行量也不过是和过去已经贬值的纸币的发行量相当，同时又逐渐地超过了原本纸币的发行量，滥发纸币表现出来的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已经被滥发数字带来的贬值同样给平替了。甚至，由于流通中不光是只有代替纸币的数字，还有流入市场的借贷资本的一部分的纸币或者它的化身的数字，都无疑使得流通领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远超过商品需要的数字数量，这样庞大的数量带来的通货膨胀同样是远超过去纸币贬值所带来的。

纸币与数字只是价值的符号，却不具有它们代表的价值物的黄金本身的价值量，它甚至没有任何价值，这就决定了它和黄金不同是可以贬值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 纸币和数字作为黄金的价值符号，它的发行是要受到现实的货币流通支配，只有“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价值符号的发行要与流通中的黄金的数量基本适应，纸币才具有和黄金相同的购买力。

可是，帝国主义下纸币的发行早就超过了这种界限，无论是妄图成为新货币霸权还是老牌货币霸权的美元，以及帝国主义其他国家发行的纸币，它们无一例外陷入疯狂贬值的深渊，以至于这里都无需引用任何数据来说明这一成为共识的事实。

在全世界范围内，数字支付取代纸币支付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如今的帝国主义时代下至于中国还是进入数字支付化较晚的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五花八门的数字支付或移动支付层出不穷的出现，纸币在世界帝国主义范围内越来越趋向于消失。帝国主义下也早就出现了所谓的“无现金国家”，并且“无现金国家”越来越在各个帝国主义中间成为一个趋势或时尚。“瑞典正在迅速脱离现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借记卡或手机应用程序 Swish 来实现个人之间的实时支付，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在过去十年间下降了 50% 以上。超过半数的银行分行不再处理现金业务。70%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不用现金也可以生活，预计到 2025 年，有半数商家将不再接收现金（Arvidsson, Hedman, and Segendorf 2018）。如今现金支付只占商店收付款额的 13%（Riksbank 2018）” ；根据挪威银行的数据，挪威人只在3%至4%的交易中使用纸币或硬币。虽然他们离全面数字化仅一步之遥；荷兰支付协会的数据显示，银行卡的使用率目前已超过75%，估计到2024年银行卡支付额将达到1963亿欧元。此外，手机支付的增长日趋强劲，去年这种交易方式增长了30%。荷兰的银行正试图推动客户迅速转向数字银行，以节省办公场所和自动取款机等结构性成本。荷兰的数字客户占比已经达到89%，而欧洲的平均水平为60%；加拿大的威士信用卡公司称，加拿大人“已准备好停用现金”，因为该国是“世界上信用卡支付普及率最高（70%）的国家之一”。2021年，信用卡、借记卡和预付卡共占加拿大所有交易的60%，电子支付占12% …… 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减少它的纸币在流通领域的使用，并通过法律规定强制推行数字的非现金交易服务流通的各种需要，甚至是补偿政府财政赤字的需要。丹麦和瑞典等无现金国家更是允许消费单位拒收现金 ，并且越来越多的银行已经停止了现金业务，并且通过立法强迫本国的劳动人民必须将纸币交纳给银行，在消费中只能使用数字支付。

到了2025年的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中，数字支付代替现金支付，并没有使得帝国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所改变分毫，通货膨胀并没有因为现金、纸币的现实支付被数字、借记卡等电子支付取代而取消掉，反而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更加猛烈的物价飞涨的消费方式。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越来越临近的日子里，消费上即便实现了彻底扼杀纸币而充斥地使用数字，也不可能依靠数字支付的便捷性而取消纸币流通的规律，从而消除膨胀。或者说，帝国主义时代的数字支付是比纸币更加容易更加便捷地制造出通货膨胀，数字支付的诞生除了科技和生产力的次要因素，更是由于诞生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为了更加便捷地利用政府财政赤字和膨胀规律来制造出物价的飞涨。一句话，数字支付的产生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搜刮和掠夺，专门制造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最便捷的工具。至此，无产阶级获得的数字支付的便捷性成为帝国主义者掠夺无产者的便捷性，数字支付在消费上的便捷性则是专门制造通货膨胀的便捷性带来的，什么科学与技术上的支持导致的便捷性统统都是为帝国主义掠夺的便捷性服务。数字代替现金，更是不可能阻碍，相反是加剧世界的无产阶级正急速被帝国主义再次拉向战争深渊的步伐。数字支付在帝国主义的手中，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更加深刻。

这里要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帝国主义的央行发行的数字的数量会超过商品流通需要和央行储备的黄金数量，也就是为什么会滥发纸币和增发数字呢？以及为什么增发数字的行为会加重无产阶级的负担？

我们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它们在本国和殖民地的反动统治，他们必然要不断加强他们对内的维稳费用和对外的军费的庞大的支出。以中修为例：据中修政府在今年在两会上公布的数据来看，2024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达16655.4亿元，增长7.2%；从中修公安部今年公布数据来看，公安部一个部门的收支总预算都达到了惊人的5361869.38万元，其中用于镇压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也达到了2204727.64万元，占比41.12%。庞大的军费和镇压费用它的来源都是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搜刮获取到的，这种搜刮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的。

由于庞大的军警、法院、监狱、政府官僚等国家暴力机关不是什么生产劳动的部门，它们庞大数量的国家财政拨款，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的初次分配基础上，也即向初次分配过的生产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剥削阶级取得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方面，采用国家预算的方式对此征税、发行国债和增发数字与纸币，搜集到工人阶级的不同形式存在的血汗养肥国家的寄生虫和暴力机器。

帝国主义国家的税收是通过国家机器用暴力，强制从劳动人民那里搜刮来的，各种的苛捐杂税要求无产阶级不得不交纳他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资产阶级税收收入来增强它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形式上有一部分税收是由资产阶级交纳剩余价值承担了，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最后还是通过加强剥削和劳动强度的方式，变本加厉向无产阶级重新剥削这一部分剩余价值。税收行为无疑不是作为一种额外的剥削手段和工具，导致无产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进一步降低。这样，社会上生产出来的商品由于劳动人民的有支付购买能力的相对降低，是不能够实现商品的全部消费，就会进一步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发展，商品流通就会出现阻碍，从而导致商品大量的堆积起来。

国家预算的税收不足以弥补财政赤字时，资产阶级政府还会通过中央银行发行国债和增加纸币与数字。政府通过央行发行的国债是要求银行购买或透支其掌握的货币资本，将银行的大量货币资本转移到国债要求的国民经济的部门。同时，银行会将购买来的国债对外抛售，来填补透支给国家那部分货币资本。如果存在大量的国债没有通过银行被食利者所购买的话，就会造成银行资本的大量亏空，银行为了弥补因透支国债无法补偿的这部分，央行会采取印发纸币，尤其是通过增加数字的方式来补偿，进而弥补了国家财政赤字。如今的中修每年都存在着大量的财政赤字，中修政府的解决办法是近年连续发行千亿至万亿的特别国债，同时又要求央行增加数字以造成通货膨胀的方法弥补。发行的天文数字的国债导致增加的数字无疑不是在加重我国劳动人民的负担。

帝国主义国家央行增发的数字远远超过商品流通的需要，形成的货币流通中与商品流通不相符的部分，就会成为额外的强制性税收被本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劳动人民所承担。当纸币和数字的发行存在多余的部分，货币流通过程本身就会强制使全部的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单位数字所代表的金量的降低也就要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生活资料的上涨、膨胀的商品价格，又会作为垄断资产阶级新的镰刀对劳动人民“割韭菜”，无产阶级在购买商品时，由于单位数字代表的金量的减少，继而导致要花费更多的数字才能够代表原来水平下的单位金量，也就是说，无产者要花费更多的数字才能够购买到与所代表的金量相等的商品价值。

第三世界的国家为什么通货膨胀那么严重，其实就是在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黄金的掠夺。我们的老朋友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利用数字支付和“离岸人民币”对外殖民掠夺的经济和货币工具时，除了对外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同一输出的还有利用数字支付制造的通货膨胀，这是不同于帝国主义条件下通过充斥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办法；相反，他们是通过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黄金储备的办法制造的。

当这一殖民地国家的黄金被帝国主义所掠夺以后，导致本国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数量降低，必然引起本国商品价值量相对升高，但是与之相互交换的黄金量降低，会直接导致纸币量所代替的黄金量需要升高。假定，本来一百万的黄金量和一百万的纸币量，用于交换一百万的商品量，这是黄金与纸币之间的关系是1:1，但是当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了五十万的黄金，就会导致黄金与纸币的关系是1:2，也即用一百万的纸币只是代替了现实中存在的五十万的黄金，而纸币的含金量也只有原来的二分之一，也即现在的两块钱相当于原来的一块钱，这样殖民地的通货膨胀就出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央行为了实现这一百万的商品量，需要的纸币量要达到200万，否则一百万的纸币只能够实现五十万的商品，所以一百万的纸币要进行纸币流通两次才能够实现一百万的商品量，客观上导致了纸币量是达到了两百万，商品量与纸币的关系是1:2。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数字与纸币只要能够充当观念上的货币从事商品交换就好了，因为资产阶级为了对商品的实现对其中的商品价值实现，而纸币或数字是根本不可能作为价值的实现物，因为根本不具有价值，所以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能够衡量商品价值的货币，那就是黄金。所以当黄金量被掠夺以后，殖民地的国家数字和纸币就会立马得到贬值。

可是，无产阶级的工资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分为由劳动力出卖后得到的数字数量的名义工资和代表这些数字实际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的实际工资。只要工人的名义工资的上涨速度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必然导致实际工资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的减少。工人为了获取到与原来相同数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又必须去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迫使自己只能够接受资产阶级的提高劳动强度的要求或同时上两个班给不同资本家一并出卖劳动力。终于，工人们靠着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和透支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取得了数字增长起来的名义工资，但增长起来的数字工资也不过只能够购买到与原本的劳动力价值相等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或者使用更多的数字工资购买到相同数量的商品价值构成了劳动力价值。我们知道劳动力价值是和剩余价值同时创造出来的，当工人被通货膨胀的强制性剥削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劳动力以后，创造出更多的新价值以后，终于取得了原来水平的劳动力价值，可更多的剩下来的价值是作为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了。这一情况，北京、郑州、上海、苏州和南京等诸多城市已经是极其普遍的存在，雇佣劳动者普遍忍受长达十五六小时的工作，或者同时上两个八小时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水平。

通货膨胀作为强制性税收的镰刀，割着被资产阶级嘲弄为韭菜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血汗，普遍负担普遍痛苦已经成为一幅资本主义人民地狱的浮世绘图景。这也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更加庞大更加深刻地爆发创造着前提条件，激发着帝国主义的最终灭亡所需的各种物质条件的最终成熟。

紧缩和膨胀两种经济政策就能挽救经济吗？

据说，中国经济从去年开始已经由通货膨胀的时代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代。至于什么是通缩，百度百科的解释是：“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物价持续下跌、货币购买力增强等现象，若长期存在，可能对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就业等方面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现在中修的经济学家权威们看到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所谓的“经济下行”和“经济低迷”庸俗经济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代，各个经济庸医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政府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制造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帮助政府挽救持续下跌的物价和股市。

中国央行的前行长易纲在2024年9月6日上午，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这一帝国主义金融与货币政策座谈会上承认，“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同时，号称全球知名的金融机构的摩根士丹利在2024年11月28日发表了《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论通缩之持久战》一文，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2025年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通缩之战，他们预计“明年（作者注：中国）政府将推出第二轮的政策刺激来提振国内需求，使得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扩大1.4个百分点……（换言之，新增刺激规模为2万亿人民币），主要的资金来源有：（1）官方赤字率从今年的3%扩大到明年的3.7%；超长期特别国债从今年的1万亿人民币上涨到2万亿人民币，以及（3）地方专项债额度提高5,000亿人民币，同时央行加大使用抵押补充贷款来弥补地方因卖地收入下滑而产生的资金缺口。”他们又指出，“（作者注：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将保持适度宽松来配合财政政策：持续的通缩之下 ，中国的实际利率一直停留在高企的水平，这意味未来央行需要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 中修政府面对这种“通货紧缩”的异常凶险的经济局面，他们在去年12月9日，召开了中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明年应当“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证券日报》的记者抓住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转变，将2010年，2011年至2024年期间则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稳健”二字删除了，定调“适度宽松” 。在这份报纸中也简要介绍了民生银行、浙商证券、中国银行证券等中国知名的银行和证券机构的各个首席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在2025年的货币政策的看法，几乎是一致达成了和摩根士丹利一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展望。

今年如果要走出“通货紧缩”，必然要经过各种“宽松”货币政策，也就是要在去年已经降息的基础上继续调节央行的利息率下降、增发国债（可能增发到2万亿国债）和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使得更多的货币从银行中大规模地投入流通领域的同时，提高增发数字的数量以适应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率的提高。只要流通领域的数字货币量更加远远地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继续将单位数字所代表的金量比原来的单位数字的含金量降得更低，使得流通中的数字货币的购买力持续不断地下降；无论是房地产的下跌、物价的降低和股市的驴市状态还是所谓的货币的购买力的提高，都可以得到改善，经济就可以得到恢复。只要在流通领域增发数字，利用数字支付制造膨胀；那么通缩带来的企业家对经济的不自信和工厂倒闭、劳动群众失业率就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就可以重新焕发光彩。他们怀揣着这种令人觉得愚蠢到无语且可笑的经济学愚昧，期待中国经济能够走出让所有垄断资产阶级重新大肆敛财的时代。

可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究竟是中修的银行家们迫不得已承认的通货紧缩吗？通过制造所谓的高通胀的路子就可以改变中国经济的现状吗？

我们应当在了解中国当今是否处于通货紧缩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前，我们还需要了解资产阶级口口声声说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造成什么结果吧。

通货膨胀也正如现在的中修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增发大范围的国债和纸币 、数字等，将更多的货币资本投入股市和有价证券中，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时在经济上确确实实会造成短暂的繁荣。被国家通过国债收集过来的货币资本再除去用于扩军备战和各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外，剩下的千亿资本会被投入制造出用处往往没有那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凯恩斯主义在全国各地来刺激生产，通过生产刺激消费。流入证券交易所和各个股市中的实际资本除去被食利者占据的那部分货币外，也会被自发地调节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去，盲目的货币资本作为盲目的力量刺激着工厂和企业的大规模生产。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导致社会上除了将银行的货币资本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外，中央银行则开始了新一轮的增发数字的行动，越来越多的数字涌入流通领域，超发的货币量继续增大。

这时，由于无论是政府掌握的国家企业还是非官方企业家被一路飘红的股市牵着鼻子走的盲目扩大生产，都会导致在经济生产上的虚假繁荣的假象。无论是商业上还是工业上由于受到了银行的极大的信贷支持和增发数字带来的肥美结果——商品物价的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么一刺激，他们在生产上也就愈发的盲目，他们不顾市场上总的消费能力，即使在过剩商品已经逐渐地在商业领域囤积了起来，而商业也必然要在信贷的支持下对囤积商品格外的情有独钟，价值规律让商业和工业的资本家们，盲目自发地被售卖价格超过生产价格时得到的超额利润或投机利润所支配着。于是商业资本在产品的保质期内大量囤积商品，而被商业资本吸引着的产业资本家则快马加鞭地压榨着工人让他们快快地生产，而急匆匆生怕赶不上消费的刚生产出来的商品则第一时间进入了……规模巨大的仓库里，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轮到自己被售卖出去。

与囤积在数量巨大的仓库里的商品不同，进入了卖场和超市里的批发商品和零售商品无疑幸运的，由于数字这时是充斥着整个流通领域的，它们的身价也自然是水涨船高，能够为资产阶级获取到不菲超过了商品价值的剩余价值。至于被快马加鞭压榨的工人们，在整天从事着12—16小时的劳动时长也确实是获得了名义工资的上升。尽管由于工厂或企业被虚假的经济刺激，而工人却不得不“自愿”加强劳动强度后终于实现了工资上升——工人阶级并不知道这所谓的工资上升是伴随着市场上的一切商品的物价上升带来的，而这也都是“刺激经济”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果。果然，工人工资是跟不上市场上的物价上升一起的，这就不能不导致在资产阶级发财的日子里工人却因为他们的工资上升而不能不陷入实际工资下降引起的贫困中。因而，资产阶级可以凭借两种政策大发横财额外赚取了剩余价值，是工人不得不去出卖更多的劳动力才能够维持原来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水平。这就不能不决定了一件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无限性增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继续扩大，市场上充盈的数字渐渐被重新掌握在了银行手中，而市场上因为这充盈的数字而充分生产出来的商品却不可能这么容易消散掉，仍在仓库里吃灰呢！

越来越多的商品被囤积到了工厂，而工人的购买力又因为通货膨胀的剥削而相对降低。而当上述的两种宽松性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刺激经济导致了刺激过猛经济逐渐导致通货膨胀达到了影响经济正常的活动了。通货膨胀并没有因为出现商品的囤积而就此停止，当膨胀已经阻碍了社会上的工厂与企业的经营时，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的声音和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帝国主义政府为了给飞涨的物价降降温和浇浇水，便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达到降低市场中流通的纸币量，将更多的纸币存款在银行，限制纸币流通到市场中去，到了数字时代，央行已经完全可以利用数字的特性将流通中的一部分数字货币实现所谓的定向冻结。造成通缩的措施和造成通货膨胀的政策相反，现在已经不是刺激消费，而是限制消费，不是增加信贷和投资而是增加税收和限制工人工资增长，在银行会提高存款准备金向中央银行的交纳率 ，降低流通中的数字量和提高存款利息率，使得数字暂时的升值。例如在2005年到2007年间，中国央行就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2007年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存款准备金率从9%提高至17.5%，冻结资金约4.3万亿 。因而也就导致了中修叫嚷的所谓“货币购买力提高，物价下降了” 在帝国主义政府和中央银行使用紧缩政策的时候，黄金会逐渐从银行中抛出，引起黄金价格的下跌，而引起各国的提高存款准备金向中央银行交纳率，更多的货币资本国家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出售国债 的形式，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更多的吸纳进央行，以增加央行的负债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的困难，降低货币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量。“2021年中国央行通过常规货币工具净回笼资金10635亿元，其中ML F净回笼6000亿元。” 总计超1.5万亿元货币被回笼。在2023年中国央行又通过MLF操作净回笼资金时，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从1.3%飙升至5.0%，“市场上4950亿元公开逆回购到央行和14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流动性的数字货币显示被定向冻结。被央行在流通领域中所冻结的货币资本还会不断地累积，短期冻结货币资本的期限通常为28天至1年（如中国央行票据期限），长期的如日本银行准备金账户余额自2001年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持续累积，到了2006年3月日本央行“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时，准备金余额目标在30至35万亿日元之间” 到了数字支付的时代，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便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的特性，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钱包设置了不同层次的利率，可以定向冻结特定领域的货币资本的流动。

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些被央行在国内市场通过不同形式“冻结”的货币资本，也不可能真的停止运动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是绝对不会放任货币资本也同堆在仓库里商品资本一样，而是要将这些冻结的资金拿去运用到金融资本所掌握的经济领土，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现在有了孕育力。只要贷借出去，或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去……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是在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利息长到它身上来。” 所谓的“离岸人民币”的货币资本的来源之一，就是在本国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冻结”的货币资本的转化，当然，无论是冻结货币还是对冻结货币的海外运用在数字支付下根本的来源都是社会上的一切多余的货币，而它现在的形态就是数字。所以在流通领域被冻结的那部分数字代表的货币资本，也同样会和纸币的借贷运动一样，在紧缩的年代里去往海外作为离岸人民币的一部分，不断加强对第三世界的货币资本的输出，加强债务关系的输出与利用债权国的地位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黄金提高中国的黄金储备。于是人民币即使不断地增大数字或者冻结了国内特定领域的资金流动性，只要掠夺的黄金和财富够多，仍能够出现人民币保持不贬值和短暂升值的状态。

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各种冻结货币资本的办法，使得流通中货币量终于降低了下来，造成了货币的升值和物价的下跌这一结果。一部分企业主在膨胀时期赚得了盆满钵满，尽管银行的信贷变得困难起来了，然而他们已经凭借过去搜刮来的剩余价值并使之资本化，自己也掌握了一笔增殖后的货币资本。在这数字升值而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日子里，他们便可以购买更多的原料与机器，更加不顾工人的相对不足的购买力继续扩大生产。垄断资产阶级并没因为市场上的货币减少而使得垄断资产阶级赚钱的日子立马停滞下来，他们借助货币升值而趁机压低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原料价格和抢占市场，同时又以垄断价格出卖，他们仍能够取得垄断利润。在减少流通中的数字货币时，也并不排除部分的垄断资产阶级仍能够获取到大量的信用贷款；也不排除社会上的工业垄断家和土地所有者，为了抵抗通货紧缩采取的提高垄断价格地地租以适应货币的升值；也不排除帝国主义政府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来搜刮无产阶级，加重工人的负担；还不排除在资产阶级对抗紧缩对工人的过分的压榨。

这也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采取紧缩性政策时，所能够取得的为资产阶级的积极成果，这样，我们便能够看到紧缩性的政策真正的服务对象是谁了。

在垄断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紧缩性政策盈利的同时，对其他资产阶级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了。其中影响最严重的则是处于过去严重依赖于银行的中小资产阶级，当借贷变得困难起来以后，他们仅仅依靠自己的自有资本很难维持经营，银行的利息率的加高让他们难以再继续靠着银行资本投入生产，膨胀时期过剩的商品还未消散，因而关于银行的债务关系就不能够轻易化解的同时生产却停止了，在银行的债务关系的网罗下便只能够宣布破产和倒闭，最后的结果则是被垄断资产阶级凭借货币资本的升值给他们掠夺和吞并。对于外国的金融资本而言，本币升值还会导致外汇市场因为外币兑换本币贬值的情况，使得外国的货币资本的价值得到贬值，单位外币所购买的本国的商品就得到了减少，因而加大了外商投资的成本，那么出现像如今大规模的外资撤资的情况便不足为奇了。

总得来说，进入到了紧缩性政策的年代里，和膨胀时期继续发财的还是垄断资产阶级，而其他的非垄断资产阶级则受不到金融资本的支持，和垄断资产阶级竞争中只有被率先破产的结果。紧缩并没有完全排斥一部分社会团体的商品的继续膨胀。

最后，从最初外资和中小企业市场的萎缩像社会瘟疫一样，在经济危机的支持下战胜了某些持续的膨胀。社会上市场的总的萎缩，早在膨胀的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紧缩性财政政策下，流通中的纸币量得到了减少，工人的名义工资也就要随着纸币量的减少而减少，数字升值尽管决定了购买的商品数量的增多，然而数字的工资数量却下降了，引起的却是工人的实际工资的进一步下降和购买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一样会导致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进一步降低，自然，市场中过去在膨胀引起的囤积的过剩商品会继续的过剩，即使紧缩性政策后，他们仍在扩大生产却根本不顾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而无限地生产起来了，蕴藏在大批商品的垫付资本与剩余价值就无法得到实现，并且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年代里信贷变得更加困难，最后导致工厂因为商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商业资本家囤积的商品资本不得已继续降低商品的价格来弥补过分囤积过剩商品的损失，因而加剧工厂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状态。

当市场的萎缩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以后，受到影响到也已经是垄断资产阶级本身了，他们大量生产的商品无法得到实现而陷入到过剩，也要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甚至是缩小生产的规模，以和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相适应。随着本国的市场容量的变小，他们急需新的市场进行商品倾销和将过剩的资本投入到新的行业，垄断资本彼此之间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日益尖锐起来。他们越来越需要获得更多被银行冻结起来的数字货币的支持，才能够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并借助货币资本的支持去海外争夺新的市场进行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否则，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他们也有破产的风险。这就又推动了货币政策从紧缩性走向宽松性。

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故事的开头了，中修今年的货币政策正是从摆脱萎缩的市场现状向宽松的政策开始。

随着紧缩政策向宽松政策转变，无论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对商业银行发行以国债为基础的央票增加的信贷困难，央行回笼流通中的纸币并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定向冻结的情况都得到了好转。在央行被冻结的降低流通领域流动性的数字也不是绝对冻结的，央行会利用所谓的央行票据互换操作（CBS）陆续“解冻”或释放一部分数字，即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国家债券等形式的有价债券，与央行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进行交换，从而在央票到期之后释放出规定一部分货币资本流入到商业银行（例如，2024年中国央行一共开展了12期央行票据互换操作，总操作量为551.9亿元。其中，2024年到期的央票互换操作量为447.5亿元 ），重新投入到流通中或贷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这些货币资本经过对国民经济部门的投资，包括对外化解债务和增加财政支出和对基础产业的投资等等，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进入到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中去，并且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要求将追加的资本连带利息和利润重新地创造出来，以数字的形式重新集结到银行。这个过程中，投入生产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增殖的货币的资本循环中，数字都是重新流入市场了，这就在紧缩政策的基础上引起新的膨胀。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紧缩政策不是什么治本的措施，仅仅能够保持暂时的货币量地从流通中减少而能够对膨胀降温，并不能够根治通货膨胀带来的商品与资本的过剩。即使在紧缩政策时期也根本不能够根除在一些领域和部门的仍然存在的膨胀，物价上涨在这些地方并不会因为紧缩就此结束。同时，垄断资产阶级的生产过剩会进一步地扩大，在新的政策条件延续上一政策阶段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的顽疾。

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紧缩的也确实是达成新的膨胀的前提，或者说紧缩性政策是在原有膨胀的基础上制造出可以重新膨胀的经济条件。一句话，紧缩与膨胀一样，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政府与中央银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搜刮的双生子政策，其中膨胀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紧缩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而，这就决定了膨胀和紧缩的两种政策不是相互转圈圈。不是膨胀后的物价立马被紧缩打回原形了，在一个长期的阶段来看物价的飞涨和数字的贬值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但在数字贬值的长趋势中会存在着短暂的升值。并且，在加强对无产阶级掠夺上长期的通货膨胀中，短暂的紧缩为新的膨胀创造出新的条件。这是为了适应不同经济条件时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掠夺无产阶级的需要，工人阶级遭受的压迫在两类货币政策下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减轻，反而是不断地加重了。

如今，数字支付已经代替了现金的使用，也就成为帝国主义制造这两种经济政策最有力最便捷的掠夺工具，在央行的使用下可以轻易制造出庞大的数字充斥流通，又可以将流通的数字定向冻结。这样玩弄经济关系，就不能不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两种货币或财政政策并没有根除或减轻资本主义动荡的根源，反而是加剧帝国主义快速飞奔到危机之中，或推动经济危机更加深重地爆发。无论是紧缩还是膨胀，并不是危机产生的根源，而是通过这两个货币政策会加剧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掠夺与搜刮，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支配的。

经过我们上面对帝国主义的两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析，即使中修在今年实行积极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妄图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和继续降息来制造出通货膨胀的办法解决经济的动荡。与其说这种制造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是杯水车薪，不如说是中修的垄断资产阶级是为了继续深入剥削无产阶级，认为无产者还有巨大的剥削潜力。也就是说，无论是采用两种经济政策任一一种，都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被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和爆发。因此，也不能够真正彻底地解决经济危机，而垄断资产阶级也不过是打着为了走出危机的旗号——事实上，这也根本无助于解决经济危机——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掠夺，从而促使危机以另外的新形式更加严重的爆发和带来被两种经济政策诈骗了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后的长期的经济萧条。

至于现如今中国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无非就是在生产的严重过剩和资本的严重过剩，而过剩的商品无论是在膨胀还是紧缩的年代里都根本不可能使之彻底消散，反而会继续加剧它的增加。在经济处于高涨的时期，两种的经济政策无非是加剧商品的过剩，但商品过剩不等于是经济危机，但高涨阶段的经济政策却能够为危机的深刻爆发创造条件。到了危机时期，由于生产已经普遍过剩了，商品的物价由于过分囤积而不得不降价出卖，这也就不能不使得流通中的数字量没有太大的波动就会表现出仿佛升值了的假象，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仿佛是进入到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导致的通货紧缩，仿佛经济突然从通货膨胀进入了通货紧缩。

为了解决这种“通货紧缩”的状态，便继续按照经济高涨的时期乞灵于宽松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实现物价的膨胀和加剧数字的贬值就能够实现经济的转危为安。实际上，这也不过是进一步加剧工人阶级的痛苦和灾难，使得他们出卖劳动力的程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必然造成工人阶级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更显著的劳动强度下被剥削。被宽松和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的经济，又重新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刺激资产阶级最无目的地扩大生产，然而由于这次的生产过剩不是在经济高涨的时期造就的，反而是在本就已经严重过剩的基础上造成新得更加严重过剩，萧条的日子会因为这种更加严重的过剩而冗长起来。

正如我们之前强调的那样，两种经济政策只能够作为危机冗长的催化剂，并不能够取代导致危机诞生的矛盾本身，因而为了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危机与政策的关系，还需要去研究为什么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帝国主义无论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都难以摆脱的郁结，越妄图通过经济政策走出危机反而越难以走出。我们需要去研究危机本身。

危机时的信用丧失及数字的信用诈骗

2024年3月17日，深圳的乔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爆发工人罢工事件，要求公司依法支付搬迁补偿金、并补缴社保；2024年5月龙发金属肇庆工厂突然停产，事涉改变劳动合同条件但工人未获补偿；5月8日，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诺德皮具结业，然而工人却拿不到工资，只能上百人集体聚集在工厂外拉横幅讨薪；5月13日，江苏省无锡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的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擅自改动工时制度为“四班倒”，变相令他们减少收入，难以维持生活发起罢工；6月24日，约20名海蒂诗家俱五金（珠海）配件有限公司的工人罢工；7月18日，过千名工人发起集体行动，抗议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曾要求工人无偿转签新公司弦硕科技，借此逃避经济补偿金责任。若工人不从，则以取消加班的“5天8小时工作制”威胁；自11月13日起，多个抖音帐号上出现了安波福工人的抗议视频，上百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对于公司打算搬迁不赔偿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涉事企业可能长年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招聘广告称工人需连续工作12小时…… 进入到了2024年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的罢工和集体行动也日益增多起来，有的是因为企业停产导致的罢工，还有反对工时制度与变相克扣工资，也有工人为了继续上工进行的抗议活动等等，工人罢工和抗议等集体行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为了让读者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到去年中国工人的罢工程度和广度，我摘取“中国劳工通讯”的去年上半年的信息汇总展示给大家： “来到2024年，工人抗议事件数仍然高企，甚至高于去年同期。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于今年上半年共收集到719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高于去年同期696起事件。

“去年7月，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反映制造业的工人抗议大增。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及重工业的讨薪、搬厂和倒闭抗议比去年同期更多，有233起（32.4%），稍高于去年同期197起事件（28.3%）。平均每月中国劳工通讯都可收集到30-40起事件。沿海制造业如电子、制衣等工厂搬迁倒闭及减产的情况仍然持续。

“今年上半年占最大比例的抗议仍是建筑业的工人讨薪，一共收集到344起事件（47.8%），跟去年同期相约（320起事件，占46.0%）。工人讨薪事件在农历新年前的1月最多，有超过100起，之后个案就回落至每月50起左右。” 资产阶级搬厂和倒闭所引起的工人讨薪罢工和抗议活动，其实也是反映了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已经出现了重工业也即第一部类的停工潮。在一些厂子停工停产的同时，另外的工厂却因为工人的失业导致失业人口激增而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压榨力度，从而又引起工人另一个方向的反对。

上面援引的材料中介绍到，工人的罢工竟然还有为了能够多争取一些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同样，下面这起罢工运动中，工人也打出争取劳动的口号。在去年的“4月26日尚德无锡工厂2000工人大罢工与警冲突，江苏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由于订单短缺，决定从5月1日开始给无锡工厂的员工放长假。一位参与罢工的工人称，该厂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就动不动放假，厂车和所有福利全部取消，现在又宣布放长假，试图将员工逼走。警察还动手打人。罢工开始后，员工们举着“反对放假、我要生存”等标语，在厂区内集会。” 就像马克思以前教导我们的一样，工人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加强劳动强度和拖欠工资引起的罢工运动以外，还有为了争取劳动争取工作的抗议活动。一些“幼稚病”的分子看到这个情形以后，甚至还破口大骂说这些工人是工贼，认为罢工只是为了休息和不劳动。事实上，这就是不劳而获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人士，带着浓厚地“何不食肉糜”的观念看待只能够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工人阶级了。

像我们在上一章讲得那样，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府和央行采取了膨胀性的还是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以至于出现两种经济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盆满钵满只是资产阶级，而这两种政策都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上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建立在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上。正如工人反对延长劳动日和拖欠工资激起的罢工运动，是因为这导致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得不到补偿，而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命了；工人阶级在停工潮已经兴起时，工厂逐渐陷入到停摆状态，工人不能够或难以再出卖劳动力以维持自己和家人对生活资料的需要了。同样的，为解决工人自己的生存问题才团结起来发动的争取劳动机会的行动，这种为了劳动为了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罢工运动，不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已经严重阻碍，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的社会大生产才产生出来的吗？所以，任何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只要仍在这个基本社会矛盾的条件下，只要资产阶级私有制关系阻碍工人直接掌握生产形成社会大生产，都不可能解决反而是加剧经济危机，导致的工人的通过不同方向展开罢工运动。

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放假和停工其实是一种节省可变资本的手段，因为放假就意味着工人没办法出卖劳动力，就无法获得购买生活资料的消费基金，就没办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生存。只能够等到原料或者具备了生产条件才重新开工，但资本家为了减少重新招工的时间，就要求工人以原地待命的“放假”形式停留在工厂，不允许他们去找别的工作（他们只能够兼职或日结等办法度日）。这个时候工人的吃饭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花费原来积累下来的工资，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因此，工人为了反对这种情况，就要采取为了重新生产展开的经济斗争。频繁地在第一部类出现因原料短缺和生产要素不充分导致的停工，已经是说明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第一部类开始显露了。

第二部类与人民消费资料生产有关的企业，则会比第一部类的经常性停工好一些，会保持一段时间的虚假繁荣。这是由于信用制度的影响，掩盖了事实上的生产过剩，使第一部类的生产更加超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形成了虚假的繁荣。当央行采取了所谓“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大量的借贷资本流入到被刺激到的资本家手中，更多的数字也同样充斥在了市场中。借贷资本在鼓励哪些市场上的盲目和跟风的投机客们对利润最丰厚的行业的投入与追逐，2023年兴起的淄博烧烤就是这些掌握了银行资本的资本家对这一行业利润地争抢，借贷资本鼓励资产阶级对烧烤行业的竞争，最后却也引起淄博烧烤的生产过剩后的大面积烧烤店的倒闭和转让的一片荒凉。

数字充斥在市场中却鼓励了商业资本家提高商品的售卖价格，售卖价格因工人名义工资追不上它，工人就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劳动力，而产生的额外剩余价值便作为了商业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所瓜分的超额利润。同时，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也是第一部类的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消费的场合，但不是第二部类的资本家都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将作为生产资料的商品全部实现，因此必须借助银行信用。银行提供的借贷资本和自有资本一起，只有购买第一部类生产出的生产资料才能够从事生产，第一部类的资本家便因此获取到了剩余价值和价值。同时，第二部类中以商业资本存在的各种企业，往往待价而沽在自己手中囤积大量的商品，以从中赚取到价格升高时可获取到的投机利润，这也间接地刺激了第一部类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

因而，在借贷资本和数字大量被投入到市场和流通中，三大资本家都能够分割到通货膨胀带来的超额利润，而工人阶级却不得不为了数字贬值和物价飞涨，没日没夜的打工和上班才能够维持原本条件的生活。第二部类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繁荣，但随着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部类的停工潮和缩减潮影响到了第二部类，繁荣也就戳破了，经济危机就要以更加猛烈和更加深刻的形式爆发了。

不言而喻，由于资本主义信用运动，导致作为第二部类中大量存在的商业资本的企业，会由于信用的支持可以购买到大量的待销商品，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降低，不可能将作为商品全部实现，从而过剩商品中蕴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变得难以实现。在这一时期，第二部类就会减少向第一部类进货，第一部类中已经增殖的商品资本转化货币资本的过程就会出现困难，这也就影响到了第一部类资本家过去的垫付资本无法得到补偿，连简单再生产恐怕都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第一部类中向第二部类出卖生产资料的部门也要缩小生产，甚至停产。值得一提的是，不光是第二部类存在着大量使用银行借贷资本的情况，第一部类的大部分产业资本家也是趁着宽松性货币政策借用的货币资本。当第一部类整体因为第二部类订货缩减，不光是上面提到的投入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的垫付资本无法实现，还会使得在本部类实行交换生产资料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更要命的是作为垫付资本的货币资本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银行，货币资本就无法按时归还。

这种情况下，那些第一部类对银行欠下债务又因为商品的无法出卖，因而无力偿还的企业，就要面临出卖生产资料和缩减劳动力数量的方法来渡过危机，甚至要宣告破产。对整个第一部类而言，向第二部类出卖的生产资料商品就无法得到全部实现，就必然会出现像无锡尚德工厂给工人“放假”的情况。这在于出卖给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商品包括的两部分：用来补偿第一部类当中工人用于购买消费资料的可变资本，和资本家用作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都无法实现，也要影响到他们对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实现。

但是为什么会说，在第二部类会保持着虚假的繁荣，同样由于信用的支持。在数字支付的时代下，银行将存储在银行的一切货币都用于了借贷运动，其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工资也同样取得了借贷资本的性质，而央行在掌握了这么大量的货币资本以后，将庞大的借贷资本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幌子下支持职能资本家不顾生产需求地扩大生产。因而，在第一部类已经出现停工潮和缩减潮时，第二部类的个人消费品的消费由于信用运动，仍能将大量囤积起的商品资本实现一定数量的消费，使得社会生产真正意义上脱离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决定的真正需求，而表现出来虚假繁荣。但随着第一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有支付能力需求降低，信用也不会再提供给他们，第二部类囤积的消费资料就无法得到完全实现，其垫付资本也要和第一部类的各个企业一样，无法得到完全补偿。最初在信用的支持下支付了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商品的购买，但现在同样由于无法偿还信用，也要缩减人数、缩小商业规模和不得已降价处理。

我们知道，银行的货币资本在如今的数字支付时代，除了过去的金融寡头掌握的大量货币资本以外，他们还将工人阶级的工资利用借记卡的办法同样地状态为了被金融寡头操纵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

当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企业无法通过实现商品继而收回借贷资本时，也就导致银行无法将货币资本还给它真正的主人和处于生产和商业活动中的职能资本家甚至是普通工人，以至于现在出现了很多人民群众储存在银行里的钱“不翼而飞”了。当银行因为借贷资本无法收回，也就无法偿还职能资本家的债务，就要宣布破产，既然人民群众用来消费的那笔消费基金被银行给拿去还账了，这就必然导致，从第一部类到第二部类生产和流通规模进一步缩小。那些拿不回来自己的货币资本的企业，也就要因为无法偿还其他企业和银行的债务，同时自有货币资本又不足以购买新的商品资本以维持自己的生产，就要陷入停工乃至破产。随着部分银行的破产和第一第二部类企业的大规模停工和缩小生产，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无疑是陷入到了极端贫苦的生产当中，存入银行的储蓄也都因为银行的破产而灰飞烟灭，平时里依靠信用来消费商品的人们，也不可能再获得信用地支持了。这就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虚假的繁荣成为真正的危机深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伴随着政府人为制造出通货膨胀一起搜刮着人民的血肉。

这样，资本主义灭亡的各种物质要素都被自己所准备了起来了。

至于资产阶级政府和央行，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时表现出来的通货紧缩的假象，而投入了大量的货币资本进入到流通和生产领域，尽管引起了新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这也是中修今年的经济政策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并且也确实是会达到。然而，新的膨胀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过剩导致的是银行信用的破灭和无法偿还债务的中小银行的破产，和被金融资本所运用的无产阶级的工资也一同为帝国主义的豪赌重新进入到所谓的“通货紧缩”的周期。过去，金融寡头通过借记卡和数字支付为自己积累起来得庞大的借贷资本，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却也成为了他们最终灭亡更强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曾在在高潮时期积累起来的微薄储蓄，如今，这些储蓄被银行所欺诈和吞没，还成为剥削自己的利刃，促使无产阶级更加的贫困化。金融寡头强制推行数字支付，除了集中更多的借贷资本之外，还将发行的超过流通需要的数字作为对无产阶级的强制性税收，搜刮他们的血汗来填补财政和银行的窟窿。

自2022年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取款难，银行将储户的存款吞掉引起的储户大规模抗议事件以来，全国多地银行都出现过侵吞储户存款和银行私自拿储户的存款购买各种金融产品等等的行为。李女士2022年在周口市项城农村商业银行存了两笔钱，一笔是25万，一笔是6.7万，都是定期存款，2023年取钱时被告知存款单已作废，钱已被取走。2023年，云南文山一男子持亡妻死亡证明、遗嘱等材料取190万存款遭银行拒绝，男子将银行诉至法院。2023年12月5日，网传中国农业银行绵阳南郊支行一女士因30万存款疑似被转成理财取不出钱而坐地痛哭。据新京报2024年5月14日报道，河南周口市项城农商银行交通东路分理处银行职员涉嫌伪造存款单据，挪走储户李女士317000元存款。2024年，山东、辽宁村镇银行，重庆恒丰农村商业银行，内蒙古地区的东河金谷农村商业银行等四家银行因违法违规经营等原因破产或类似破产，储户出现取钱难的困境。2024年10月20日，山东淄博齐女士在齐商银行取款时发现40多万元余额为零，银行流水显示每笔钱都在本人未知的情况下被提现。2025年1月，河南信阳一女子80万定期三年存款到期无法取出，变成了“债券”。银行称女子通过手机银行转账至第三方平台用于投资，是个人行为，双方已报警 …… 与此同时，银行又能够对他们所认定的每一个信用不足的无产者的所有的借记卡予以冻结，不允许劳动者消费他们自己出卖劳动力取得的血汗钱。银行将储户的活期存款等拿去借贷，却由于借贷的企业破产和无法偿还，导致银行不能够将借贷资本收回。当储户取款时，银行也就没有货币再偿还储户，也就是说银行丧失了偿还储户存款的能力。这时储户的存款就是冻结了的数字，既不能够从ATM机取出，也不能够向其他银行卡转账，更不能够进行消费和购买商品。

数字支付的时代，被压迫阶级的工资也已经他们的借记卡转化为了借贷资本，留给无产者的是具有信用性质的数字用于实现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无产者并不会觉得使用数字有什么不好，只要能够使用这笔数字作为观念上的货币购买生活资料即可。但是当金融资本使用劳动人民的工资去从事金融投机冒险打了水漂，以及投入到具体生产部门却因为生产过剩而无法使得银行的货币资本收回来时和银行面对多个债务危机的逼迫时，他们就要像上面引用的这些新闻的例子一样去侵吞劳动人民的存款，对他们的存款不予以偿还反而是将工人的工资和存款，首先用于弥补银行的坏账和偿还拖欠的其他银行或货币经营者的欠款。假如银行即使侵吞了被压迫者的存款和工资还不足以补偿银行的窟窿和坏账，银行就要宣告破产，这也就意味着该银行的所有储户的账户都被冻结而无法被使用。这样，工人在该银行的存款真就变成了手机银行里的冷冰冰的数字无法转账和用于消费。

工人往往又迫不得已去借取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存款，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发展，他们往往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和威胁，而这又会影响到他们个人的银行信用。一旦由于各种情况导致无法及时偿还借款，银行也就有了把柄和中修警察合作按照这些劳动者的身份证号将他们的全部的借记卡等予以冻结，即使无产者仍在出卖劳动力，即使他们仍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即使他们其他银行的信用是良好的。他们被冻结的数字真就成了数字，是不能够再被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这些数字就已经丧失了价值符号的作用，不能够在用于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完全被个人的银行信用的好坏所决定的。

所以现在又可以给数字货币、移动货币等等种类繁多的这类数字支付手段下的价值符号，重新下一个定义：信用纸币。他们的数字所代表的纸币是被用于借贷运动，同时被银行用于借贷运动的收入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它的数字复印件的使用。用于借贷运动的纸币无法偿还以后，因为这个银行丧失了信用，个人在银行卡里的数字反而会被冻结；他们个人在购买了金融产品或采用分期付款等赊账方式而又无法及时偿还时，只要银行认定他们个人银行信用的不足又再次影响到了他们全部的借记卡的数字，导致这些曾经在线上的银行里自由穿梭的数字便无法作为价值符号使用。

可是，被冻结的劳动者的收入并不会停留在他们的借记卡里，静静地等待着解冻的这一天。反而被银行背后的金融寡头将冻结的被压迫阶级的零散资金转化为货币资本重新划分两部分，要么是国内的金融冒险与金融投机，要么是转化为海外的“离岸人民币”。劳动者的收入因为借记卡的数字被冻结，他们的生命就像风中的稻草一样被金融飓风狂吹着，以至于他们在往往找不到自己的真正出路时而绝望，陷入到对自己的毁灭和狂热地报复社会的极端主义中。金融资本家们则将被压迫者的冻结的收入瓜分，弥补自己的烂帐和重新拿去投机。这就是数字支付时代的，无产阶级与一切劳动人民的悲鸣和金融寡头运用数字支付的手段和冻结的借口对痛苦中的人民的敲诈。

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以前无法做到的限制和禁止人民购买生活资料的事情，如今金融寡头与暴力机器的警察机关合作，靠着掌控任何无产者的借记卡和他们的身份信息，打着反电信诈骗和保障人民存款安全的名义，将无产阶级的劳动收入随意冻结、限制转账与消费。金融寡头靠着这一手段，实现了过去一切时代都没有过的专政方式，在过去金融寡头尽管也是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可他们也做不到限制和操纵劳动人民的消费，不能够将被压迫阶级的掌握的纸币丧失掉价值符号，纸币一经流通出银行，它作为黄金的价值符号是没有臭味的，因而资产阶级也不会拒绝劳动人民使用纸币。

然而，新的价值符号的数字支付，只有在取得了信用良好的条件下才能够成为价值符号，才能够用于消费和流通，否则就是单纯的数字没有任何的作用。这样，作为“信用纸币”的数字也就具有易于被非法占有和转移、吞侵的属性。在中修的官僚金融寡头的统治下，数字支付已经被银行用于与暴力机器合作，用来无耻敲诈和勒索无产阶级的存款的工具，还吸引了专门以金融诈骗为勾当的货币投机者和犯罪团伙。

数字支付具有易于被侵占和电信盗窃的属性，金融小偷也超越了过去一切时代的小偷，他们可以轻易地盗窃被统治者手中的数字，或者是协助银行认定储户信用不足，冻结他们的存款并被各路强盗和小偷实行分赃。金融盗贼与金融强盗们在过去利用具有浓厚诈骗性质的金融活动的“P2P” ，在现在则利用起来“P2P”延伸的新型诈骗模式——东南亚“电信诈骗”。

随着互联网金融兴起，借记卡逐渐使得数字支付越来越充盈着借贷和流通领域以后，借记卡和数字支付里的数字因其代表了借贷的关系，在通常条件下是被银行将数字代表的货币拿去借贷，而数字本身作为信用性质的货币受到该银行和数字主人的信用所左右决定了是否够格成为价值符号。既然这种受到信用左右的价值符号，既然在金融资本家的银行这里都会丧失掉信用，这也就决定了这种信用的价值符号的信用良好与否，同样是可以被其他的非银行的借贷平台和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同时，既然借记卡里的数字代表的是一笔被银行运用的借贷资本的一部分，那么是不是就说明了数字的主人可以有意识地从事自主的抛开银行的借贷活动呢？既然沦为信用纸币的数字已经具有了被银行和背后的金融寡头认定信用不足后以冻结的手段将这笔货币据为己有，是不是就表明了非金融寡头的金融平台或金融骗子同样可以以非法的手段转移呢？

可惜的是，劳动人民的作为信用的价值符号的数字和它所象征的借贷资本早就已是引起诈骗和掠夺的温床了。要是指望最贪婪成性的金融小偷和强盗们能够做到坚守不自盗，就等同于要求他们做到像新版灰太狼不再去吃羊了。实际上，劳动人民的存款和工资，已经是引起金融诈骗和金融盗窃注意的肥美蛋糕了，盗贼之间所不同的仅仅只是被带有官方性质的正规骗子，或是被非官方在野的非正规强盗们谁先盯上和怎么盯上罢了。

中国的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诈骗，便是在已经沦为信用的价值符号的数字支付兴起不久时出现的，这些初期的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也正是由于借记卡和数字支付诞生的易被占有的温床。从中国在2007年诞生的第一支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拍拍贷，再到今天的东南亚尤其是缅北的电信诈骗，无一例外不是依靠数字支付的各种特性实现欺诈。

P2P这种网络金融借贷机构，一开始在中修08年经济危机后对私营的网络金融借贷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限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运营的2007 年到 2011 年的这段最初时间，它便已经为金融骗子的野蛮生长创造了条件。P2P网络借贷机构仅仅只是作为借贷关系的“信息中介所”是不直接参与进借贷双方的活动中的，出借人将他们的货币投入进P2P的平台中，由于其具有点对点借贷的性质，直接连接借款人和出借人，平台的佣金也比银行更少，因而出借人可以获得比银行存款更高的利息回报，而借款人可以快速获得资金，出借人可以选择多种投资项目。这种缺乏中修政府监管，在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作为借贷人的金融骗子便直接了当地盯上了。当时就有网名“坦克”的借款人，他在多家 P2P 网络借款平台借款，总金额达到 500 多万，最后由于借款人信息是虚假的，平台无法追讨，成为各个平台的坏账，出借人的资金则被锁定在借款项目中，无法取回。

随着中修在2012年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摆脱生产过剩带来的通货紧缩，便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将4万亿货币资本投入到流通中，而这也极大刺激了P2P网贷机构在2012年到2015年的野蛮扩张的阶段。P2P 网贷行业借贷从最初20家左右迅速增加到240家左右，截至2012年底月成交金额达到30亿元，有效投资人在2.5到4万人之间 ，资本金额从 2011 年的 20 亿元飙升至 2012 年的 200 亿元。

2013年以后，伴随各大银行限制了信贷，掌握了大量货币资本的货币经营者和投机者，更加大量的将他们的货币资本投入或自己创办起来了P2P网贷机构。两年间，“国内P2P平台从240家左右猛增至600家左右，2013年底月成交金额在110亿左右，有效投资人9到13万人之间。” 这股私营并且肆意生长地成为了国内已经不容小觑的资本主义自发形成的金融市场，2015年中修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新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中修的金融寡头也日益将他们的金融资本投入组建自己的P2P网贷机构，这彻底推动了P2P网贷市场走向了鼎盛阶段。据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网贷行业的交易额已突破万亿，这一段阶段注册在案的P2P网贷平台开始爆发式增长。

利润的巨大刺激鼓励了P2P网贷机构不惜利用欺诈的手段笼络更多的投资者，其中部分的机构在和借贷人合作编织虚假身份的同时，一部分P2P 平台往往通过非法吸收公民存款，拉拢不明真相的劳动群众，在放贷之前乃至不放贷甚至放假贷去吸收资金，也就是非法集资的办法坑骗各阶级甚至劳动群众的存款。这样，P2P 平台往往沦为金融诈骗的重灾区，金融骗子甚至自己构建起来了诈骗平台，借贷关系形同诈骗关系。为了进一步扩展他们对出借人的笼络和诈骗，他们已经有了像模像样的“电信诈骗”的雏形，他们会邀请掌握存款的资本家和无产者，通过客服或网站链接伪造贷款信息后来欺骗他们投资，而一旦不小心出借了借款和轻信了客服和网站的指引，他们在借记卡上的数字立马就被套牢和固定被转入到网贷平台充当借款。同时，P2P平台要求投资者借款锁定数年，中途退出需支付高额手续费或折价转让 ；借贷者分期还得一部分的借款还到平台以后又会被平台重新贷出，投资者需等待数年才能收回借款，这还只是运气好不被敲诈的情况下。

在网络金融贸易进行得如日登天之际，部分的野蛮生长的机构已经成为了金融骗子们联合坑骗出借人和劳动群众存款和投资的场所。在中修政府的监管的缺少和有意地庇护下，即使越来越多的机构逐渐暴雷，地方政府也依托P2P等网贷机构获得了不少的投资，成为了肆意妄为地诈骗劳动人民血汗的金融诈骗犯的保护伞。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被骗的劳动者投入其中的货币资本往往伴随平台和借贷人的跑路而随之消失，非官方的金融小偷们和中修的金融寡头联合在一起采取了最赤裸裸地互联网欺诈。终于，2018年后大量平台爆雷，“截至2018年7月底，P2P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1645家。这年12月底，全国基本正常平台1363家，退出平台则累计高达4407家。” 例如e租宝、团贷网等平台，便是通过虚构借款项目吸收货币资本，最终因借贷无法偿还导致出借人的存款被骗走。P2P网贷机构在暴雷以后，对中修金融寡头的金融市场的垄断造成了破坏，大量的货币持有者和意识到被骗的群众立马要求撤资，然而平台的纷纷倒闭和跑路也意味着他们的存款被席卷一空，使得大量的货币资本被在野的骗子们所敲诈。当中修的金融寡头在最后也对劳动人民诈骗后，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超额利润，将这块市场的最后价值都给榨干净以后，2020年中国监管部门最终全面清退 P2P 行业。P2P受到全面清退后的结果，中修的金融寡头和骗子们大赚特赚了，而大量投资者和被骗的劳动者则是血本无归。

事情并没有结束，金融诈骗以及涌现的电信诈骗的经济根源没有消灭，垄断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掠夺的经济关系还存在着，中修的金融银行凭借借记卡掌握了劳动群众的全部的货币，并转化为了借贷资本，任何时候当一群本来就是嗜血贪婪的强盗在盯着这笔极其丰厚的财富时，都不能不心动的。那些利用P2P网络金融平台狠狠地敲诈了一波中国人民的血汗后，也是逐渐的认识到了数字支付的易于诈骗和易于冻结的性质，他们在出逃中国以后转辗来到了东南亚尤其是缅甸。

中修利用数字支付造就了东南亚集中营

有传闻说，臭名昭著的缅甸妙瓦底KK园区是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侨联、国安部等建设的一带路项目的璀璨明珠。K K工业园由西安建工、中房集团、中铁二十局、中冶集团兴建。这是一项国家级‘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这是最近这段时间网上铺天盖地传出来的“谣言”，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查阅了中修对缅甸的资本输出所建设的工业厂区新闻后，我们确实是能够得到一个结论，这并不是在冤枉中修社会帝国主义。

至于具体的新闻，我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出了，这本小书并不是准备从新闻的角度来揭露出，中修就是东南亚妙挖底等电信诈骗分子制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集中营的。但是《中国侨网》的消息指出，在2017年由中国侨商联合会举办了中国和缅甸的投资贸易，其中的重点项目之一就是如今的妙瓦底智慧园区，也即“一带一路”在缅甸最重要的经济走廊，由中冶国际集团和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承包的建设合同。而无论是国际的投资贸易的达成，还是两个国际垄断资本同盟的合作开发，其背后都有中修的金融寡头的大力支持。至于现在被抛弃的佘智江也不过是中修的金融寡头为了掩盖其利用电信诈骗来对中国人民的敲诈的事情败露后，不得不抛弃的无关紧要的人物罢了，而中修的新闻报道更是可笑，说什么这个佘智江可以利用“一带一路”形成一个残害中国人民长达五六年之久的电信诈骗、人口贩卖和毒品贸易等等的庞大犯罪集团，以至于使得中国的多家官僚工业垄断集团为他的电信诈骗园区服务。

中国联通的子公司联通国际（香港）是妙瓦底的供应商，曾在2020年公开招标妙瓦底机房的租赁设备。而KK园区则是由中国重工集团开发的。此外，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在缅甸兴建了水利发电站，“在缅甸，国家电投小其培水电站装机容量9.9万千瓦，占缅北地区总装机的70%，发电量约占60%，保障了缅北40万人的日常用电所需。” 同样也保证了缅北的电诈集团的十多万人口24小时不间断用电需求。中修的金融寡头和工业垄断在中修所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设的所谓的智慧园区，现如今已经超出了缅北和东南亚国家的界限，在亚洲的“一带一路”势力范围内的几乎都建立起来了以电信诈骗为核心产业的园区 。控制这些园区的尽管并不是中修的官方机构，反而是中国各个省份的犯罪黑帮集团，但这些园区的建设是在中国的金融统治的势力范围内，并且还是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以“一带一路”的名义投入的借贷资本和商品资本建设的，资产阶级的任何的投入的资本都要按照平均利润率和对市场的垄断程度取得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这是帝国主义从事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也是金融寡头投入货币资本的最强大的动力，只有能够获取到利润，中修的金融资本家才会将货币资本固定到生产中去，作为一个实业家去关心生产能够榨取到多少的利润。

因此，中修的金融寡头们在海外的势力范围内建设起来电信诈骗的园区，并与一堆中国黑帮达成合作使之从事经营活动，绝对不是为了做慈善，他们的目的和普通的资本家别无二致无非是通过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获取到远超资本量的利润，不同只是获取利润的途径是采取了最赤裸裸的诈骗掠夺的办法，而诈骗的对象则主要是已经被金融寡头牢牢掌握在银行里的人民群众的存款。尽管数字支付条件下，金融寡头已经可以运用劳动人民的劳动收入货币用于借贷运动，然而这也仅仅只是使用权并不是所有权，仍是不能够完全攫取他们的本金和存款本身的，只是使用这些存款取得新的利润罢了。P2P的网络金融诈骗到现在的电信诈骗，让金融寡头意识到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够使被压迫者的储蓄作为自己的资本，自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将他人的存款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对数字支付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仅只是取得了价值符号的纸币的替代物；同时又是被银行将这笔数字象征的货币用于借贷运动的银行信用在个人借记卡的表现，个人的信用良好与否也为这笔数字的使用提供了信用保证；所以，数字支付是受到了个人与银行信用支配的价值符号，是信用的纸币。只有个人与银行同时保持信用数字才能够使用，否则面临的是价值符号的冻结和限制，但是数字代表的纸币在银行中作为货币资本并不会同样被冻结——即使借记卡名义上是以冻结说明的，反而是被银行拿去瓜分或者补窟窿了。

P2P网贷机构的金融投机者们也正是看到了数字支付和借记卡的这一特征，也和银行的金融寡头一同盯上了劳动人民卡中的肥肉，网贷机构的金融小偷在从事借放贷这种名义上的借贷关系时，只能够吸引那些同样是投机家的工人贵族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却对于生活上紧衣缩食的无产阶级这种网贷的投机并没有多少吸引力。然而，在这些金融骗子们为了扩大他们的货币规模时，他们采取了欺诈的手段发布各种虚假信息来欺骗投机者，而这种在中修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背书下的欺诈行径无疑是也吸引到了无产者，而一旦上当就意味着银行卡中的存款就要被掠夺。可以看到，金融诈骗是对投机者们说的，如果诈骗的对象是被压迫阶级的话，金融诈骗就不管用了，则要转化为了电信诈骗才管用。但是，电信诈骗的范围却超出了金融诈骗。金融诈骗只能对货币持有者，也即想要将他们手中掌握的闲置货币用于取得利息的这些人，他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被骗不是数字支付时代的新鲜事，早在资本主义还为产生以前就存在了。但是对于手中没有闲置货币的被压迫人民来说，试图仍以利诱这种在投机者方面百试百灵的手段来欺骗被压迫人民，则是一种痴心妄想。劳动人民为了生存，对于他们的生活依靠的工资在和剥削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屡次识破了剥削阶级欺骗的诡计，不会被轻易地为了追逐利润被骗。可是，在P2P诈骗的活动中，他们逐渐摸索出来了一套，根植于数字支付特性的，利用温情脉脉的亲人关系或者中修公检法机构的名义，采用符合新时代的电子信用的诈骗办法，当然这种诈骗方法也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旧诈骗在新形式的电子复归，这是电信诈骗区别于金融诈骗的地方，并且超越金融诈骗的地方。

P2P消亡并没有消灭非官方的资产阶级金融骗子继续诈骗的野心，反而让他们在十几年的诈骗过程中对数字支付的属性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根据数字支付的特征为劳动人民量身打造多种多样的且符合科技发展的电子诈骗，这样的电子诈骗在P2P的时代已经日益作为金融诈骗犯们愈发青睐的新型融资手段和诈骗手法。因而，P2P消亡以后，他们携带了大量骗来的赃款逃到了国外，他们以零散的电信诈骗的办法故伎重施，继续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实行欺骗，这一时期的电子诈骗正如P2P的金融诈骗的初期一样是分散的小生产式的。如同P2P的鼎盛阶段是中修的金融寡头盯上了这块金融市场的肥肉后推动的结果，电信诈骗在中修的势力范围内从小生产向具有生产和资本集中规模的大工厂式的跃迁，难道仅凭这些被通缉人人喊打的流氓黑帮们就能够轻易的建立起来吗？

P2P的消亡没有杜绝金融骗子们的野心，同样的在P2P尝过甜头的中修的金融资本家也不会忘记金融诈骗带来的巨大的利润。然而，现实是中修的金融寡头的庞大胃口与各种原因导致的利息量下降趋势之间矛盾，却决定了金融资本与它的庞大胃口相反，过去依靠它在殖民地和国内获得到的垄断利润日益减少：第一，中国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借贷资本的严重过剩，引起平均利息率的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国内各个新老金融资本之间，也即官僚的金融资本与私人的金融资本的经营对各自所掌握的货币资本的推销与竞争，都无不表示通过传统的掠夺办法获取到的剩余价值日益减少。第三，官僚的金融资本之间的内部由于剩余价值在经济危机时期的日益减少，在中修党内的各级官僚垄断资本家则通过党内斗争方式重新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尤其对金融机构的领导权争夺更是党内斗争的核心，只要掌握金融机构就意味着自己所在的派别取得斗争的优势地位，才能够分配到更多的利润。第四，伴随中国在疫情结束以后日益陷入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银行贷出的货币资本的收回往往伴随企业的破产和倒闭日益困难起来，而这也导致了金融寡头为了弥补自己的货币资本的损失，只有通过对被压迫阶级的收入的掠夺和冻结还是不足以弥补。第五，中俄帝国主义军事同盟与欧美帝国主义军事同盟之间对争夺殖民地垄断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固有的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得到动摇，难以稳定输送超额利润。以上五大方面决定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不能不通过新的途径来能够重新掠夺利润，才能够满足它那庞大的胃口。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缓和与统治阶级能够走出经济危机，不仅加紧了对无产阶级的在生产上的压榨，制造出更加庞大的通货膨胀准备将工人阶级剥得精光；不仅加大它们所握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离岸人民币”的数量，加紧对统治范围内的被压迫民族的搜刮，迫使当地劳动人民每时每刻得给中修拼命干皮，成为给垄断工业制造利润的奴工和沦为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更是将数字支付的信用纸币的性质运用得炉火纯青，随着的以冻结储户的存款名义掠夺他们的存款补充自己的腰包。但是这些还不够，经济危机愈发的深重它们也就愈发加紧利用旧有的方面掠夺，经济危机造成的利润丧失越严重，金融寡头对利润的抢掠就越疯狂。旧有的剥削与掠夺的方式已经不再满足，它们日益急需开辟崭新的掠夺途径，曾经拥有过的金融诈骗的美味和一切能够获得利润的勾当，只要是能够创造出肥美又醇香的利润。

啊！美味的利润！啊！让人直流口水的利润！

逃出中国的金融诈骗犯们，他们一开始的电信诈骗的规模是很小的，根本形不成什么大风大浪，然而在中修的垄断资本的投入了大量的产业资本建设起来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诈骗园区，这些原来的流氓黑帮的逃犯在“一带一路”的掩盖下当上海外的体制人员，充当了中修从金融诈骗转入电信诈骗掠夺我国人民的帮佣。同时，中修也与当地的买办资产阶级达成了合作，租借了当地土地在这上面建立起来了一座座集中营和监狱，这里的犯罪分子们靠着中修政府的撑腰很快将电信诈骗经营了起来，随着园区“生意”地蒸蒸日上，光靠原来的中国黑帮团伙实行电信诈骗和其他犯罪活动便愈发感觉人手的匮乏。很快，电信诈骗园区成为了中国人民在海外的集中营，人口贩卖成为了园区第二大生意，每一个“猪仔”从中国被骗来的时候都被标好价格，无论是从事电信诈骗还是摘取器官“猪仔们”是一定要为园区老板和他的顶头上司创造出来远超他们的购买价格的利润。对于被骗到这里的人，无产者几乎等于是死路一条，他们要么是沦为电信诈骗的被逼无奈的犯罪者，要么沦为反抗后被残忍杀害的尸首，逃出来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对于家里家大业大的资本家，他们的还能够凭借他们的财力为他们换取到活命的机会……中修的金融寡头又仗着在殖民地的强大优势，又通过收买手段使当地军阀和警察机构为各地的诈骗园区服务。于是，在社会帝国主义中修的金融统治范围内，各个地区先后建立起来了以对中国人民实行的电信诈骗为核心，辅以人体器官买卖、毒品交易等等诸多的犯罪行当的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集中营。

在过去这些犯罪是中修政府的打击对象，因为会严重影响到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利润的垄断，现在则因为无论是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了中修老爷们的自家产业，能够为中修的资本增殖创造出丰厚的超额利润，中修政府对这些犯罪行为的态度变化了。海外的电信诈骗往往又和国内的中修警察合作，除了以电子诈骗的办法盗取劳动人民在借记卡的数字以外，还往往通过打入非法来源资金的手段，使得被打入非法款项的借记卡和数字丧失他们个人信用。这时，中修警察就要通过冻结数字来明目张胆的占有卡中表示的财富，电信诈骗和信用冻结不过只是掠夺的不同途径，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已。这种对无产阶级无休止的掠夺是伴随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兄弟姐妹沦为了中修反动派的集中营的奴隶，其他被压迫者的存款或货币则日益被中修以各种办法骗取。

中修借助数字支付将手从海外和国内两个方面伸入到了中国人民的口袋里，为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将被压迫阶级看作是给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创造财富的活的工具，是待宰的羔羊。中修以为它们做的丑事恶事没有人看到，伟大的中国人民会用他们的拳头和革命的暴力告诉他们，中国人民绝对不屈服于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妄图将中国人民当作是烧杀抢掠的对象，当作是丰富自己垄断利润的矿产，他们只能够是痴心妄想。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从已经开始了的抗击中修的统治的斗争中，日益认识到中修法西斯主义政府的真实面目和数字支付的反动本质，最后彻底埋葬中修社会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