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社会发展史

钟蛟、顾思、郑教文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于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毛主席语录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学点社会发展史很有必要

代前言

我们党历来把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作为对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学一点社会发展史，是很有必要的。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期以来，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激烈斗争。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制造种种谎言，宣扬唯心史观，“天命论”，宣扬阶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等等。用这些反动思想来欺骗人民，妄想永远维持他们的剥削统治。掩盖和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才彻底拨开了几千年来唯心史观散布的迷雾，给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真正科学的解释。说明人类社会由于自身矛盾的运动，有规律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象一切事物一样，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总比旧的社会形态先进；而一种阶级社会在它走向衰亡时期就日益腐朽反动，最终被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新旧交替中不断前进的。它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史是讲社会发展规律的，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程中学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加深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必然过程，使我们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来促进阶级的消灭。

学习社会发展史，首先可以使我们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哪个革命家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总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是由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仅存在着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威胁，存在着已被推翻的地生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而且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国家同阶级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自从人类社会分化为阶级以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要通过国家这个机器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镇压奴隶。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镇压农民。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革命的专政就是从反革命专政那里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遗殃。”学习社会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证明，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都是从旧社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既是对旧社会的否定，与旧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保留着旧社会的某些痕迹。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总是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复辟势力得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就是旧社会在新社会里留下的那些痕迹。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已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主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地主资产阶级私有制；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把亿万劳动人民从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逐步解放出来，引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正如毛主席最近所指出的：“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在这里提到的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一面，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弊病”，对资产阶级法权如不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然而，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看，这些“弊病”又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坚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不断革命，这些“弊病”是可以逐步减少以至最后消灭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斗争，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基本矛盾又表现为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懂得了这一点，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怎样搞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基本矛盾，也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总是要不断地分阶段有步骤地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巩固和完善；而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为了复辟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总是力图阻止和破坏这种改革。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动进攻，镇压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铲除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搞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瓦解原始社会公有制的作用。在当时，这是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正是从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懂得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既然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就必然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商品、货币取消，商品生产、货币交换还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展；但是，绝不能让它无限制地自发地发展，决不能使它对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起破坏作用。

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或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或者把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绞肉机”；或者把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存在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说成是一切社会共同的“法律”，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阻止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或者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挑动某些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其反革命目的，就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保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阻碍历史前进。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逆历史潮流面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注定要失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发展，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让我们认清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定革命信心，抵制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

（冬松）

一、原始社会

1．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人是从那里来的？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

从前，在一些古代文明国家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人类的起源问题，就从幼稚的想象出发，产生了所谓人是神用土塑造后吹上生气而成的一类传说。如在中国，就有女娲氏团土造人的神话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个名叫女娲氏的女神，因为感到寂寞，就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成一些泥人，然后吹口气，泥人就活了，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在古代埃及，也传说第一批人是由一个叫哈奴姆的圣神用陶土塑造的。以后，剥削阶级为了蒙蔽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剥削和统治，就利用和歪曲这类神话传说，编造并宣扬“上帝创造人”的唯心主义谬论。如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就说：上帝首先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用泥土造了一个男人，叫亚当，再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给亚当当做妻子，生育后代，从此，就有了人类。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都大肆鼓吹这种谬论，把世界上的一切，胡说是上帝安排好的，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也是上帝的意志，绝对不能违背的。否则，就是犯了反对上帝的大罪，轻则给予戴镣下狱，重则送上火刑架活活烧死。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实践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日益深入。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积累了比较多的关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科学知识。在动物分类时，就有人把人类和猿猴放在同一类中。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根据他对生物进化进行长期研究的结果，发表了他的名著《物种起源》一书，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和发展的规律。1863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又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一书，它从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指出了人和现代类人猿有共同的祖先。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起源与性选择》一书，进一步论证了人类和类人猿的亲缘关系，明确指出人类是由古代的一种类人猿（下面简称“古猿”）逐渐发展而来的。达尔文和赫胥黎的科学论断是对人类发展史的重大贡献，沉重地打击了“上帝创造人”的谬论。但是，由于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他们不能科学地解释古猿是怎样变成人的。他们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规律来说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把人和动物简单地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综合了当时一系列的科学成就，系统地研究人类的起源问题。恩格斯在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光辉著作，全面地论证了从猿到人转变的历史过程，明确地肯定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方面的科学论断，精辟地说明了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科学结论，揭示了从猿到人转变的根本规律，从而彻底地揭露了“上帝创造人”的骗人鬼话，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

人是从古猿发展而来的

自然科学的实践证明，生物是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生物体内部的遗传和变异，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地进行着分化和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分化的长过程中，出现了一支高度发展的古猿。它们生活在一、二千万年前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中。在我国云南省开远县小龙潭地方已经发现了十枚这种古猿牙齿的化石。先前，古猿成群地生活在树上。由于经常攀援树枝、采摘果实和在树上筑巢等等，它们的前后肢也就有了初步的分工。后来，气候和地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森林逐渐减少或消失，古猿中的一支，就脱离了森林，转到平地上来生活。古猿下地后，在长期同自然环境和地面生活条件作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引起它们的前后肢和大脑以及整个身体结构逐步向人类发展变化。它们为了采摘果实、挖掘块根和捕捉小动物作为食物，为了抵御其它野兽的侵袭，需要更多地使用前肢握取树枝和石块作为“工具”或“武器”，就逐渐地摆脱了用前肢帮助行走的习惯，以后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形成了“手脚”比较固定的分工。恩格斯说，“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自然辩证法》）也就是说，下地的古猿，已逐步具备了从猿转变为人的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但是，它们还不是人类，因为，还没有达到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要完成这个转变，只有经过劳动。恩格斯指出：“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面且达到这样的制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自然辩证法》）

从猿到人，劳动是决定的因素

古猿变成人是经历了极其长久的年月和由于劳动引起的一系列复杂变化而实现的。

手是劳动的产物。古猿下地，直立行走，为前肢的解放创造了条件；猿手经过许多万年的磨练，引起了肌肉和筋骨发生变化。大姆指加大，变得更加有力，五个指头和腕、臂之间，相互配合得更灵活了。它们又用这样的双手，日益从事由简单到比较复杂的活动，并且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种灵巧性经过一代一代的发展，猿手就越来越完善。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自然辩证法》）。只有当古猿学会用一块石头敲打另一块石头，制造出石刀、石斧或者把树枝加工成棍棒这样一些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的时候，猿手才变为人手。“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自然辩证法》）。随着人手的逐断形成，猿的后肢也逐步变成为人的双脚了。

语言也是从劳动中产生出来的。直立行走的古猿，在手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喉管和口腔器官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使人类祖先逐渐获得了说话能力的必要条件。当原始人学会制造工具进行劳动以后，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影响日益加强，眼界也越来越扩大，不断地发现以往所不知道的新的事物的特性。同时，劳动又促使他们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协作，互相帮助，交往日益频繁，彼此间要传达的东西日益增多。因此，“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自然辩证法》）。这样，原始人在集体的劳动生活中，逐渐地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从而由一定的音节和一定的内容相结合的语言就产生了。正如恩格斯说的，“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自然辩证法》）当然，最初的语言是十分简单的，可能还要用手势或者其他动作辅助才能表达。但是由于劳动的发展，语言也必然随着发展和丰富起来。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了语言，人们在劳动中就能更好地协调配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从事更加复杂的斗争活动。有了语言，人们还可以交流彼此的经验，取得更多的间接知识，扩大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把它们积累起来，世代相传。

劳动又是使猿脑转变为人脑的最主要推动力。在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脑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因为人脑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事物形成思想不可缺少的“加工厂”，而思想又指挥着人们的一切活动。但是猿脑对外界具体事物则只有粗浅的感觉、知觉，只有初级的、直观的反映能力，还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也就不能形成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不能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自然辩证法》）古猿的直立行走，使脊柱托住头部，猿的头盖骨就逐渐长成球形，为脑容量的增大创造了条件。由于手的逐渐形成，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学会使用火，食物的来源扩大了，特别是肉食和熟食，使脑髓得到更多的养料，这就为脑容量的增大和脑髓质量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劳动实践越多，对周围事物的接触也不断地加深和扩大，通过眼、耳、鼻、舌、身等器官从外界反映到头脑来的感觉、印象也越多，特别是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劳动技能的提高和劳动经验的总结，都经常地需要使用脑子进行思考，这样，必然促使脑容量逐步加大和脑的构造复杂化。于是，整个大脑就日益发达和完善起来。同时，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也不断地增强头脑的思维活动，不断地促进脑的发达。随着大脑的这种发展，感觉器官和脑的感觉、判断、推理的思维能力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为人脑。人脑的形成，思维的出现，反过来又推动了劳动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反动统治阶级历来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完全违背了人的脑髓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事实，否认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孔丘胡说什么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宣扬“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教，林彪一类骗子继承孔老二的衣钵，编造所谓“天才”、“天赋”、“先知先觉”，都是否认人的知识和才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否认思想是客观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他们的真实用心，都是要把自己和一切反动统治者说成是“圣人”、“灭才”、“超天才”，是天生的统治者，妄图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以达到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和搞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制造并使用工具，是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质变，是人、猿之间的分界线。自觉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点。人类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依靠劳动去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而一般动物却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靠自然界中现成的东西维持生存。“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自然辩证法》）因此，劳动是区别人和其它一切动物的根本标志。

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类社会

从古猿到人，也就是从猿群到人类社会，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到现在，至少也有一百万年了。人类自从由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就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着，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地存在。因为人们在劳动的时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他们必需成群地在一起共同协作，共同生活，才能战胜自然、改造自然。人的这种社会性是在人类一诞生就开始的。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社会性，就是人的阶级性。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发现了人类五十万年前的祖先-北京猿人的化石。其中有约四十多个男女老少的头骨、颚骨、牙齿、四肢骨，还有大量的石器和一些骨器，许多种古代动物的化石，以及猿人用火留下的堆积很厚的灰烬。1964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南蓝田地区发现了蓝田猿人，其生存年代约在五、六十万年以前。

1965年，在云南省昆明西北元谋地区发现了元谋猿人，其生存年代可能更早。

除了我国发现的猿人化石以外，世界上有几个地方也发掘过。如1891年在印尼爪哇发现的爪哇猿人，1907年在德国发现的海德堡猿人，1954年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发现的阿拉特猿人，1960年在坦桑尼亚发现的舍利猿人。

这些宝贵的猿人化石，是考察最初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可靠资料，它们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理论的正确性，表明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观点是错误的。“上帝创造人”之类的唯心史观，都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2．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低，人们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极不发达的生产力决定了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劳动与平均分配产品。

从“采集渔猎”到“刀耕火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很薄弱，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起初，人们打制的石头工具非常粗糙，我国周口店山洞先后发现了十几万件这种打制的石器。随着生产和劳动实践的发展，人们制作石头工具的经验不断增多。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磨制石器，如石乃、石斧、石镰、石铲、石锄、石犁等。这样的工具，在我国和世界各大洲都有所发现。那时，原始人就使用石器，采集植物果实、根茎和捕捉小动物维持生活。

火的使用和摩擦生火的发明，使人第一次支配一种自然力，结束了人类的“童年时期”。

在自然界，天然的野火是时常发生的。火山喷发、闪电雷击会引起大火，潮湿的森林草原也会发生自燃。野火发生以后，往往风助火势，昼夜不息地燃烧，毁坏人们的生活条件，威胁人类的生存。但是，在与野火斗争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取得了对火的认识。他们发现，被火烧过的兽肉，比生肉好吃。人靠近火，可以驱寒取暖。野兽见着火光，便要恐惧逃避。人们还发现，用草木喂火，它就不断燃烧，雨水浇火，它就熄灭。有了长期的经验，人们终于学会把燃烧的树枝带到山洞里去使用。据现在发现的材料，北京猿人在世界上是最早用火的。在周口店山洞里，火烧以后的灰烬有七公尺厚。这说明，当时还不会人工取火，只能让火连续地燃烧。不会人工取火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不仅每时每刻要有人看守火堆，迁移时还要带走火种，有时还会造成火种熄灭。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类终于从利用自然火逐渐学会了人工取火。人们从砸击石头和刮木钻木制造工具时有火花产生的实践中，逐渐学会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即摩擦生火。韩非在《五蠹》一文中就记载了我国古代有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传说。这个传说，反映了人类学会人工取火的史实。

让火为人类服务，是原始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一项伟大成就。火使人们由生食改为熟食，并扩大了鱼、虾等食物来源；火使原始人不受气候的限制，可以跑到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去生活；火还可以用来制造工具和防御野兽的侵袭，有时还用火来帮助捕获野兽。恩格斯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反杜林论》）

弓箭的发明，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了弓箭，狩猎便迅速发展起来，开始成为生产的重要部门，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人类便过渡到渔猎生活。通过狩猎，还可以得到毛皮、骨角、脂肪等等生活资料。这时，原始人还学会了编结鱼网，制造独木舟等渡水的工具，他们不仅在湖河岸边捕捞射杀鱼类，而且可以乘舟渡水到江河湖海深水中进行捕捞了。

我国东北的鄂温克族，解放前还过着原始社会的渔猎生活，他们经常猎取的是鹿、犴、狍子，猎物较少不够吃时，就用鱼来补充，夏秋两季，鱼成为主要食物。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经验的积累，原始人逐渐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出现了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

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产生、发展，标志着社会生产以采集现成的自然物为主转变到以人工增加自然产物为主。原始畜牧业是从狩猎中发展起来的，由于使用弓箭，人们捕捉到的野兽多了，并开始把野兽驯养成家畜。而家畜的驯养和繁殖，给人们经常提供肉、乳、皮毛等生活资料，促使人们进一步发展畜牧业，从而成为当时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原始农业是从采集中发展起来的，人们在长期采集植物的实践过程中，看到无数次种子落地又长出植物的现象，逐步学会了栽培植物。我国古代有“神农氏”的传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依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这里所说的神农，其实就是原始农业阶段。只不过“教民农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圣人”，而是广大劳动的妇女。

当时，耕作方法是很原始的。人们“剡耜而耕，磨腰而耨”，削木棒掘地，磨蚌壳锄草。随着石锄、石铲、石刀和陶刀、石斧、石犁的制作，人们先用石斧砍倒树木，放火烧掉，再用石铲和石锄平地、松土，然后下种，称为“刀耕火种”。我国解放前海南岛黎族地区“砍山栏”的耕作方法就是原始耕种的残余。每年农历二、三月间，先将树木砍下，等到枝叶干枯后放火焚烧，有时还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引火。烧后再清除残枝，雨后表土松软时就进行播种。男子用削尖的木棍戳穴，妇女随后播下“山栏稻”种。既不施肥，也不中耕翻土，只除一、二次草。到成熟时用手捻小刀一穗一穗收割。

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器的开始制造，是生产上的一大进步，使大面积土地的耕种成为可能，还给了手工业者坚固锐利的器具。但这已是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后期了。

共同占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

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由当时极低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原始的生产工具，使人不能单身去和自然界及猛兽作斗争，无论是打猎捕鱼、放牧牲畜，还是经营农业、修筑房屋，等等，都必须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生产。马克思说：“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重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卡·马克思维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工具、土地、森林、河流等生产资料作为集体生产的条件，当然要归人们集体利用、共同占有。弓箭、投枪这类纯粹由个人使用并作为防御武器的生产工具，则归个人所有，但它仍然用于集体生产，这和后来产生的私有财产完全不同。在我国西南边疆西双版纳的攸山上，生活着五千多个“基诺”人。解放前，在土地占有关系方面，他们还保存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公有制的残余。他们一个村寨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土地界限，有的插上竹、木或石制的界标，有的以天然树木为界，界内土地，他寨居民不得任意进入砍柴或垦荒。属于全寨所有的土地只是森林或公用的墓地，其余土地均划分给村寨内居住的各姓居民所有。各姓也有自己的土地界限，界内上地归全姓公有。

必须指出，原始社会的这种公有制绝不能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混为一谈，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的。而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则是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物。

原始社会里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集体生产，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互相协力的关系，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毛主席说：“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实践论》）当时，人们在集体劳动中采取简单协作的形式，即许多人共同地完成一种工作。简单协作是氏族公社集体劳动的基本形式，那时还出现按性别、年龄的自然分工：男子从事打猎捕鱼，并制造必需的工具，妇女从事采集、管家和养老抚幼。

原始人共同劳动、简单协作的情况，在近代的澳大利亚氏族中还看到过它的遗迹。他们图猎野兽的时候，大家先分开把广阔的地区包围起来，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把被围在圈子里的动物打死。有时候，他们借助火来打猎，先在很大的地区内分别燃烧起火堆，留下几处黑暗的地方，动物都跑到这些没有火的地方，猎人们就把这里围起来，进行猎捕。猎人都是成年男子，有时妇女也帮助他们，当猎人追逐野兽时，妇女帮助猎人携带用品，跟在后面，减轻猎人的负担，让他们能够轻快地去追踪猎取野兽。

产品分配方式，取决于当时生产的性质，原始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从事集体生产，因而劳动产品也归大家所有。由于生产力低，生活资料很少，只有平均分配，才能维持大家艰苦贫乏的生活，才有利于生产。否则，就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饿死，从而使集体遭到削弱甚至灭亡。我国鄂温克族的一位老人谈到解放前他们的平均分配制度时说：“我们鄂温克人打住一只野鸡，也是一个乌力楞（指当时的基层生产组织）有儿家就分几块的。”总之，原始社会的生产力非常低下，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是相适应的。这种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力的逐步发展。

3．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

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同时给生产的发展以影响。最初，原始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并与猛兽作斗争，大约几十人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这种集体叫原始群。我国的北京猿人就是过着这种原始群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打猎规模的扩大，原始群也逐渐扩大。为适应生产的需要，同一祖先的人们按照血缘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从事集体活动，组成氏族公社（简称氏族）。几个近亲氏族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称为部落。在原始社会瓦解的过程中，还出现过由几个近亲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

氏族是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它经历了由母权制氏族到父权制氏族的发展过程。公有制和血缘关系是氏族的两个特点。例如北美的易洛魁人（即印第安人）的各个氏族都拥有公共的土地、河流、生产工具以及房屋等，氏族成员进行共同的生产，按性别、年龄分工，产品平均分配。氏族还有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墓地。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实行族外婚。死者的财产（为数很少的生活用品和个人随身携带的生产工具）留在氏族内归同氏族人所有。起初母权制氏族阶段，妇女在氏族中居于支配地位，从母系方面（即按同一女祖先传下来的后代）确定血统亲属关系。这种母权制氏族的形成，主要是由妇女在生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当时男子使用极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渔猎，所取得的食物很不稳定，而妇女从事采集所取得的植物的根、果和其它食物比较可靠；其次，由于当时群婚，子女只知道母亲，很自然地按母系方面确定血统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母权制氏族社会的传说。鲁迅在讲到母权制氏族社会时说：“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从已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和文物，说明大约在五万年前，我国就进入了母权制氏族社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直到内蒙、黑龙江、新疆、西藏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母权制氏族留下的遗迹。这从男女分区聚集埋葬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多人合葬制度，看得最为清楚。

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体力较强的男子在生产中起了主要作用，戈、矛、弓箭等生产工具和主要的生活资料都为他们所掌握，这就加强了男子的社会地位；此外，随着婚姻由群婚过渡到对偶婚（即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不稳定地成对配偶，共同生活），子女可以认出自己的父亲了。在这种情况下，母权制氏族就转变到父权制氏族，男子居于支配地位，血统关系就按父系确定。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母权制氏族，先后转变为父权制氏族。从墓葬的制度来看，和母权制的时候不一样，出现了男女合葬。例如我国临夏秦魏家，有十余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右边是男性，仰卧直肢；左边是女性，下肢弯曲侧身向着男子。这种墓葬的情况，表明男子已居于统治地位，妇女则处于屈从、依附的境地。

氏族制度是和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在氏族公社里，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氏族的成员都是平等自由的。例如易洛魁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氏族成员选举产生，管理集体事务，他们是社会的公仆，受人“尊敬”，但没有强制的权利。如果他们违背了氏族成员的意志，就会被撤换。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它是氏族全体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他们在议事会中讨论和决定重大的问题。部落也有议事会，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议事会开会是公开的，男男女女都围在周围，他们有权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恩格斯指出：“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纱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经历过这个无阶级的氏族社会阶段。“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杜的生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陕西西安半坡村，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一个处于氏族制度的原始社会村落的遗址。遗址分居住处、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居住区内发现四、五十座房屋，其中一座规模很大的方形房屋，据考察，是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遗址里还发现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

作为人类第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氏族公社是伟大的，但同时也具有局限性。由于氏族公社的范围极其狭小，生产力极低，生产工具极端简陋，衣着食品非常贫乏，加上天灾病祸、洪水猛兽的经常袭击，人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原始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大自然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只能相依为命，集体劳动来维持生存，不能容许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劳而食，因此，恩格斯指出：“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无阶级的社会。它有力地驳斥了剥削阶级所谓私有财产和阶级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谬论。

4．原始社会是怎样瓦解的？

在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金属的冶炼和金属工具的制造，标志着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生产力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瓦解，就是这种变革的必然结果。

私有制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近六千年前，埃及、西亚、印度等地的农业有了发展。我国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农业已相当发达。在长江流域的古代遗址中发现，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粮食较以前丰盛了，还有较多的剩余用来储备，在各个村落中都有储粮的窖穴，坑壁整齐，形状规则，多数是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坑，能较好地保藏谷物。

与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发展起来。居于草原地带的氏族部落和具备饲养牲畜条件的地方，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除食用外，还有不少剩余。约在六千年前，亚热带的氏族部落巴经有了绵羊、山羊、驴、牛和各种羚羊，并已由小家畜的驯养发展到规模较大的繁殖。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氏族部落的经济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畜牧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各地都饲养了猪和狗，也有牛和山羊，有的地方还饲养马匹和鸡，普遍都以养猪为主。

农业和畜牧业成为氏族部落经济的两个主要生产部门。于是，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

农业、畜牧业的分工和发展，金属的发现和使用，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到了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就出现了纺织、榨油、酿酒和车船、武器等的制造。这样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已经不可能由同一个人来完成，需要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因此手工业便从农业分离出来，这就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产生社会大分工的同时，从氏族内部逐渐分化出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男子和他们的妻子几女组成的父权大家庭，后来又从父权大家庭逐渐分化出许多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这个过程中，私有制也就逐步确立起来。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品除了维持人们最低生活之外，逐渐有了剩余。社会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上的财富就增加起来，剩余产品也逐渐增多。剩余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为私有制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前提，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果实成了可能。

在发生社会大分工之前，人们只是为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生产的东西都消费了，没有什么可以交换，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来的一点剩余的东西。

社会大分工和剩余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使各部落、氏族之间产品的交换日益成为经常性的现象，这些互相交换的产品也就变成了商品。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又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就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手段而发展起来。这时，部落内部、部落与部落之间，交换日益增多，甚至还出现了海外贸易。这时就产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于是，社会分工和交换就逐步破坏了氏族的集体生产和共同占有。起初，交换是在各部落，各氏族之间进行的，氏族的酋长掌握了交换的权利，他们进行交换的产品，都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必须平均分配给氏族的成员。后来，由于剩余产品的增多，交换的日益频繁和扩大，以及个人保管使用某些财产（如弓箭等）的传统习惯，特别是，随着从氏族内部分化出一个个大家庭，以至许多个体家庭，氏族酋长渐渐把他们经手交换的东西，从由自己保管到当作自己所在的大家庭的财产以至变成自己个体家庭占有的财产。

在原始社会里，氏族公社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在社会大分工和交换出现以后，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起来，比较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之内。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在农业中，人们开始使用铁口锄和牛拉犁进行生产，本来需要许多人在一起的集体耕作，现在只要有几个人甚至单个人就可以经营了。在畜牧业中，自从有了弓箭和戈矛以后，捕捉和驯养野兽、放牧和繁殖畜群只要少数人就可以胜任了。这样，原来的集体生产就逐步地被个体经营所代替。恩格斯说：“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它正在逐步瓦解，一个个家长制的小家庭就从父系大家庭中分化出来。这种情况，使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人们在一起集体劳动，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因而生产就是大家公共的事情，生产资料和产品也很自然地归集体占有。现在，由这种小家庭进行的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独立地谋取生活资料，就使生产由公共的事情变成了各家的私事，他们很自然地要求改变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和平均分配产品的制度，逐渐把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品变为私人占有的财产。牲畜是最早成为私有财产的。因为牲畜能够大量地繁殖，肉、皮、毛可以成为生活用品，而且还可以用来交换其他东西，所以，牲畜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各个家庭都单独饲养家畜，久而久之，家畜便成为私有财产。从我国许多属于父系氏族部落的墓葬中可以看到，当时流行以猪的下颚骨作为衡量私有财产的标尺。人们生前把畜群作为私产，死后作为随葬品埋入墓穴。临夏秦魏家的一座墓中，一次随葬猪下颚骨多达六十八块，这个数字是不小的，说明那时候以牲畜为私有财产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耕地是当时人们进行生产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的生产资料，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小家庭的形成，耕地也逐渐从公有变为私有。它最初是属氏族、部落集体占有，集体耕种和收获。后来，由于个体家庭已有能力耕种，耕地便暂时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产品也归家庭私有，经过一定的时期，由氏族重新分配。而重新分配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久而久之，耕地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了，也就变成了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个体家庭与耕地相结合，耕地成为家庭的主要财产，父亲和子女的劳动同耕地更加不可分离，儿子继承父亲的主要也是耕地。这样，便逐步形成了土地私有制。在个体家庭和土地私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体家庭的具体条件不同，财产的占有和分配状况就不一样，经过一代一代的继承积累，个体家庭之间的财产差别就越来越大了。

恩格斯指出：“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个体小家庭就在私人生产和占有的基础上，逐渐取代氏族公社而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私有制也就确立起来了。

阶级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瓦解

阶级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在原始社会后期，阶级是循着下面两个途径出现的。

首先，变俘虏为奴隶。社会大分工推动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剩余产品逐渐增多，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这就使某些人有了占有他人劳动的可能性。这时，获取财富、吸收新的劳动力，已开始逐渐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于是部落里的酋长和军事首领，就经常地对别的部落发动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并把俘虏变成为奴隶，而自己则成为最早的奴隶主。所以，恩格斯说：“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其次，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随着个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各个家庭之间分配上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它们的财产就日益悬殊，在氏族内部产生了新的阶级划分，即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首先成为富人的是氏族酋长、军事首领、祭司这样一些人，他们逐渐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侵占氏族的公有财产，直至对别人进行不合理的摊派和勒索。他们还把自己所担任的职务，由氏族成员的选举变为自己家庭的世袭，这样就形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即氏族贵族。而一般的氏族成员，自食其力，成为通常所说的平民。他们中有些人则因劳力缺乏，或者遭受天灾人祸等原因，造成不断穷困。在商品生产和货币出现以后，各家庭之间的债务关系，更加剧了贫富的分化，比较富有的家庭向比较贫苦的家庭放债并收取很高的利息，结果使放债者越来越富有，负债者越来越贫穷。于是，氏族贵族和一些富有的家庭，就倚仗自己的财势，把本氏族的穷苦家庭，包括债务人的妻子、儿女甚至债务人本身，变成他们的债务奴隶。这样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质变，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即奴隶主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阶级利益的对立，破坏了氏族内部民主、平等的关系。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它除了舆论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列宁：《论国家》）。氏族制度内部出现对立以后，强制手段就成为必要的了。传说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禹在会稽山召集部落首领会议，有一个首领迟到，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严，便将他杀了，面对这种情况，氏族制度不能起任何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私有制的确立，阶级的产生，氏族制度的崩溃，原始公社就瓦解了。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私有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私有制和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在的。历来的剥削阶级宣扬所谓私有制是“从来就有”“永恒存在”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谬论，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胡说，其目的就是企图维护剥削制度、阻止历史车轮前进。

二、奴隶社会

1．奴隶制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阶段

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人类进入第二个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奴隶制度与原始公社制不同，它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奴隶主不仅占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而且占有直接生产者奴隶本身。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

奴隶制度取代原始公社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奴隶制是伴随私有制和阶级而产生的。

原始社会末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出现了剩余产品和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奴隶制便产生了。不过，起初奴隶的数量并不多，使用奴隶劳动也不很普遍，奴隶在整个家庭的生产活动中还不占主导地位，只起一种助手的作用；奴隶主也未能完全脱离劳动，专靠剥削为生。这时的奴隶制，通常称为家长奴隶制。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生产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各个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这就促使奴隶主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承担了几乎全部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则变成了不劳面获的寄生虫。

随着社会生产分成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三大部门，便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同时，贸易也活跃起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抵押以后，加速了小生产者的分化和破产，许多家庭成为负债户，越来越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奴隶主手中。奴隶主更大规模地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甚至包括一部分必要劳动。这时，奴隶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人类便进入了奴隶社会。

为什么奴隶制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阶段？为什么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之后，只能出现奴隶制的社会形态？这是由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当时，金属工具代替了石器，畜牧业和农业、手工业有了分工，商业贸易也发展起来。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要求扩大生产的规模，一方面使社会有了较多的剩余产品，可能养活少数不事生产的剥削者、统治者。而广大被统治的劳动者主要是俘掳和负债的家庭，他们都没有一点劳动的兴趣；特别是当时的生产力仍然是较低下的，剩余的产品仍然不多，在这样低的生产力下，由这样的劳动者去生产，要扩大社会的生产，剥削较多的产品，就只能靠直接的野兽般的暴力来强迫人们劳动，才可能从奴隶身上榨取到剩余生产物。所以，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个地区如果不受外来影响而独立发展，原始社会解体后，就只能产生奴隶制社会。

奴隶制在各个地区的形成，是有先有后的。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古国，即埃及、古巴比伦（今伊拉克一带）、印度和中国，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上下，即先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希腊和罗马在距今三千年上下，也进入了奴隶社会。有些地区，如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直到十五世纪末叶，大体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如果不是受到欧洲的影响，他们也必将缓慢地按照普遍规律独立地发展。这种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由世界各地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差异所规定的。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社会，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发掘出来的殷代的陵墓和宫室的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人殉（用人作殉葬品），其中有的是保全首级的生殉，有的是身首异地的杀殉。大墓的人殉有的多达三、四百人。这些用作殉葬品的人，只能是奴隶。出土的甲骨文也反映出，在殷代，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奴隶主为了维持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了军队、警察、监狱和一整套官僚机构。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这充分说明，殷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奴隶制国家。

然而，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却胡说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他武断地认为，中国是由氏族社会瓦解后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而不是象希腊、罗马那样，经由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的，说什么：“谓古之中国氏族社会后继之以奴隶社会若古希腊罗马然者，则大误矣。”（《实庵字说》，实庵即陈独秀）陈独秀肆意歪曲历史是有其险恶用心的，那就是：妄图否认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进而否认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必然性，以投合其主子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但是，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类，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一条规律，陈独秀也未能违背这条规律。

2．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

“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列宁：《论国家》）因此，国家的起源，是同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恩格斯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阶级的出现，把社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集团。贵族奴隶主不但剥削和压迫外族奴隶，而且还通过各种手段把本族的下层平民变为债务奴隶，这就必然引起奴隶和下层平民反对贵族奴隶主的斗争。面对这种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氏族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除了依靠某种舆论和习惯的力量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强制的手段。因此，奴隶主阶级迫切需要有一种专门从事镇压奴隶的权力机构，以维护他们所占有的财富和各种特权。特别是由于一切剥削阶级总是少数，他们要统治和剥削众多的劳动者，没有这样的机构是办不到的。于是国家就历史地产生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国家并不是剥削阶级凭空“发明”出来的。国家是靠了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旧机关，部分地设置新机关，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普遍存在着氏族、部落的管理机关。随着阶级的出现和阶级社会的形成，这些机关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议事会转化成为元老院，它是由贵族奴隶主控制的、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机构，在有的国家里（如罗马）则相当于政府；军事首长转化成为执政官（数人）或国王，他们巴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而民众大会则被降为有名无实、无足轻重的机构，即使在古雅典和古罗马的“民主政治”时期，民众大会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关，实质上也完全是操纵在贵族奴隶主和官僚政客们手中。这种转化过程，不但在古希腊、罗马有史迹可考，就是在古代东方也大体上可以辨认出它的源流。我国古代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祭祀）与戎（军事）”的记载，也多少反映了部落军事首长的职务过渡到王权的线索。

在国家权力机构形成的同时，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武装部队，也由原始社会居民的自动武装演变过来。原始社会居民的自动武装是全部落成员都参加而又不脱离劳动的，它是为了生产的目的（如集体游猎）或同别的部落发生冲突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后来阶级出现了，贵族奴隶主为了对外掠夺扩张和对内镇压人民，便使这种武装蜕变为脱离劳动、脱离人民而为他们所掌握的职业兵。随着这种以特殊的武装部队为核心的统治机构的设立，它的其他附属物-监狱、法庭等暴力工具也出现了。而警察也和军队一样古老，雅典奴隶制国家就有一部分军队担任警察职务。

奴隶制国家和旧氏族、部落组织不同的地方是：第一，它按地区而不是按血缘来划分居民；第二，公共权力的创设。这种公共权力首先是为了对付奴隶的，同时也是为了管辖它的一切臣民。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部队等成套的物质手段，而且还有种种精神手段，如宗教、法律、道德等，用它们来麻痹奴隶和广大群众的斗志，为一小撮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如我国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孔孟之道，数千年来一直成为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国家一出现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国家从它一产生起，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奴隶主的国家有两种基本职能：对内镇压和剥削奴隶及其他劳动者，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对外保卫奴隶主国家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只要有可能就侵略其他国家。

人类社会远在距今约五千年前，在埃及和西亚的两河流域（今伊拉克）等地就先后出现了奴隶制国家。距今约三千年前或晚些年代，在希腊和罗马（意大利）地区，奴隶制国家也相继形成。

历史记载，我国的商（殷）朝，在距今约三千五百年前（可能还要早些）也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地方的“殷墟”（商股时代的国都），曾发现殷王的巨大坟墓，以及多种多样的殉葬品。尤其残暴的是所谓“生殉”，竟有上百个被绑着手杀了头殉葬的奴隶。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股时代的统治者养了大量的军队，经常对外进行掠夺战争。而且还设有牢狱和各种严酷的刑罚，如炮烙、割鼻、剖腹等，表明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奴隶主专政的国家，这件事还告诉我们，国家一经出现，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

国家这个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列宁指出：“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一切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论国家》）历代剥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往往把国家的产生说成似乎是一种神秘的现象。比如古埃及国王（法老）自称是“神之子”。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制定了一部统治和压迫人民的《法典》，他却捏造这部法典是从“日神”手中得来的。在我国。远在商朝，奴隶主贵族们就编造了“上帝”的神话，说国王是“上帝”的儿子，即所谓“天子”，是代表“上帝”来统治人民的。孔孟对这种反动的天命思想则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宣扬“君权神授”说。近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东西。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者，更是鼓吹什么国家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是“全民的”······等等。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为了麻痹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意志，以维护剥削阶级的罪恶统治，这类抹杀国家阶级性质的反动谬论，早已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驳得体无完肤，而且也为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所彻底粉碎。

3．奴隶创造了奴隶社会的财富和文化

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在奴隶制形成后的一段时期内，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在奴隶制度之下，由于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了，各个行业趋于专业化；同时，在奴隶主的庄园和作坊里，实行了劳动的简单协作以及某种分工协作，这就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当时，农业已经广泛采用犁耕，兴修了较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作物除小麦、大麦、粟、黍、稻外，还种植亚麻、橄榄、椰枣、葡萄以及瓜果、蔬菜等。现在所见的家畜，那时大都有了，数量也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增长。在我国，商朝仅用于祭祀或殉葬的牲畜，有时一次竟达数百头之多。手工业中，工具制造有了进步。青铜器逐渐取代了石器，青铜器有刀、矛、斧、钻以及礼器（祭祀用）等。我国出土的商朝青铜器司母戊鼎，长一百十厘米，宽七十七厘米，带耳高一百三十七厘米，重达八百多公斤，周围饰以花纹，十分精美，反映了奴隶制时代青铜器的发展水平。希腊、罗马奴隶制兴盛时期，已广泛使用铁器。手工业除工具制造外，还有矿冶、建筑、舟车、皮革、酿酒、织帛等多种行业。商业也发展起来，并且出现了交换的等价物--货币。起初当作货币的多为牲畜。贝壳等，大约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出现了金属铸币。城市作为工商业中心和贸易集散地，也随之而兴起了。

奴隶的生产活动，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源泉。因为在奴隶社会里，一切科学文化的发展，都要依赖于奴隶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而某些自由民和奴隶主得以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也是要靠奴隶的血汗来养活的。科学文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平常说的文明史。当时还没有纸张，人们便把文字写或刻在纸草（一种植物的皮）、龟甲、兽骨、粘土版或其他东西上面，这些文字材料有一部分一直保存到今天，是研究奴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天文历法，大约在距今六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今天所用的公历，就是从古埃及的太阳历经过长期演进改革而来。数学与三角学，由于丈量土地、兴修水利和建筑工程的需要也产生了。埃及古王国时代建造的法老（国王）陵墓-金字塔，从各方面体现了奴隶社会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最大的一座是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塔高一百四十六点五米，塔基每边长二百三十米，占地约五万二千九百平方米，由二吨半重的石块计二百三十万块叠成。金字塔内部有走廊、阶梯、墓室、庙堂以及绘画、雕刻等，如同一座巨大的宫殿。常年动用十万人力，费时三十年才完工。至今巳历时四、五千年，仍有数十座大小不等的金字塔屹立在尼罗河畔。后来产生的希腊文化，以及罗马文化，吸收了古代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也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奴隶社会，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分离，促进了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是，由于奴隶主阶级完全支配着生产资料和完全统治着奴隶，奴隶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为奴隶主阶级所垄断，随着阶级对抗的发展，就形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一方面表现为从事脑力活动成为奴隶主阶级的特权；一方面表现为脑力活动的内容和作用，主要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为了加强他们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满足他们享乐、征战的需要。

总之，在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和其他劳动者一起用自己的血汗，创造出比原始社会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使社会的面貌改观了，并为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恩格斯指出“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反杜林论》）诚然，奴隶制是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剥削制度，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者奴隶本身。奴隶仅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遭到非人的待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从事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惨死在奴隶主的皮鞭棍棒之下。所以，恩格斯又指出，奴隶制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4．奴隶同奴隶主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列宁指出：“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做奴隶主。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做奴隶。”（《论国家》）奴隶主同奴隶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种根本对立的关系决定了奴隶主同奴隶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这种矛盾和斗争，是奴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表现。

奴隶从事劳动，创造了奴隶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古代东方的灿烂文明和希腊、罗马的文化都是奴隶创造历史的有力证据。但是，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残酷压榨奴隶，攫取了奴隶劳动的全部果实。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商周时代的女奴隶经常要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三十天的劳动能顶上四十五天做的活。在古希腊、罗马的矿山里，奴隶每天连续劳动十六小时以上，“无论病人、残废者还是妇女，都不让有喘息的机会，直到精疲力尽，死了拉倒”。有些奴隶还被带脚镣进行劳动。在古罗马磨坊里劳动的奴隶，脖子被套上大木枷，说是防止他们偷吃面粉。奴隶们虽然从事最艰苦的劳动，但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奴隶主却“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肆意挥霍，骄奢无度。

奴隶主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奴隶本身。在商朝，奴隶主称奴隶为“畜民”，就是说，奴隶主可以象对待牲畜一样地对待奴隶。罗马的奴隶主把工具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会说话的工具”，即奴隶；第二种是“哔哔叫的工具”，如耕牛；第三种是“哑巴工具”，如货车。希腊奴隶主认为“奴隶是最好的一种财产和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奴隶主还可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奴隶。在古希腊和罗马，设有专门买卖奴隶的市场。地中海中部的提洛岛，是古代最大的奴隶市场。奴隶主对奴隶的具体奴役方式，虽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奴隶和奴隶主的本质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奴隶总是被奴隶主当作任意处置的私产。

奴隶主随心所欲地侮辱和迫害奴隶。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到节日时，奴隶主就用劣酒灌醉奴隶，拖到公共场所横加折磨。除鞭打外，奴隶主还对奴隶施以各种酷刑，如往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砧，折关节骨，甚至剥皮，烧死，残酷得无以复加。我国商朝的奴隶主也常常以奴隶作祭品，或作殉葬品。古罗马的奴隶主还搞什么“角斗”，强迫奴隶间互相残杀，或强迫奴隶与野兽搏斗，从奴隶的惨死中寻欢作乐。总之，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丧失了一切权利和自由。奴隶没有婚姻权，只有经过奴隶主同意后，少数男女奴隶才能结合。奴隶所生子女，按照奴隶主的法律，被当作牲畜下仔一样，属于奴隶主的财产。

奴隶主为了维护这种野蛮和残酷的剥削制度，不断强化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对奴隶进行统治和镇压。古罗马的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逮捕逃跑的奴隶；窝藏者就等于侵占别人的财产，要受到严格制裁，处以高额罚金。有一次，一个奴隶主被奴隶杀死了，罗马奴隶主法庭就处死了他家四百个奴隶。我国商朝帝王曾不止一次地亲自率兵镇压奴隶，叫做“途众”（“途”字有追击、镇压的意思）。在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之间还签订条约，相互支持追缉和归还逃亡奴隶。

5．奴隶社会在奴隶革命的烈火中崩溃

奴隶制度是历史上最野蛮、最粗暴的一种剥削制度。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扩大和深入，其最高形式就是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在整个奴隶制时代，奴隶的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并终于埋葬了腐朽的奴隶制度。这样，就为新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

有压迫就有反抗

公元前十八世纪左右，在埃及爆发了一次奴隶和贫苦农民的大起义。起义者占领王都，推翻了法老政权，惩罚了那批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奴隶主贵族，在当时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快人心的事。这次起义加速了埃及中王国的灭亡。

在中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率兵伐纣，商纣王惊惶中把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开往前线。奴隶们早就不堪压迫剥削，结果在牧野一战，奴隶掉转矛头发动起义，商朝迅速崩溃。

在古希腊，斯巴达奴隶主同奴隶（希洛人）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七。奴隶主最怕奴隶造反，甚至出外打仗都要把众多的奴隶带在身边。但是奴隶的反抗还是不断发生，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大规模的起义就爆发了三次，狠狠地打击了斯巴达奴隶主的统治。

在古罗马历史上，奴隶的起义更是风起云涌。公元前七十三年，在罗马国家的心脏地区-意大利本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斯巴达克是一个被强迫从事“角斗”的奴隶。他为了向奴隶主复仇并跳出这个吃人的火坑，率领七十多个阶级兄弟奋起斗争。他们以维苏威山（当时还未变成活火山）为基地，大败罗马军。起义队伍迅速壮大，不久就发展到十多万人。起义军转战南北，严惩那些罪大恶极的奴隶主，而不侵犯劳苦群众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一支很得人心的队伍。罗马统治者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一次斯巴达克率领浩浩荡荡的奴隶军经过罗马城郊，奴隶主惊呼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临。但是，这次英勇的起义毕竟受着时代的局限，而那时的罗马帝国也还有些力量，到公元前七十一年起义被残暴地绞杀了。斯巴达克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他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使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遭到雷霆般的震撼和打击。

奴隶的起义，奴隶的武装斗争，为整个奴隶制度准备了坟基。

奴隶制生产方式走入绝境

奴隶制度的没落，正象它曾经兴起过那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它本身矛盾日益尖锐的规律所决定的。

在奴隶社会，主要的生产力奴隶常常用破坏工具来发泄对奴隶主的仇恨，当然很难去改进生产；而奴隶主又把榨取来的财富，主要用在穷奢极欲的消费上，不去扩大生产；许多自由民，也被大奴隶主压榨得破产，成为被社会养活的流氓无产者，没有破产的自由民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地位，所有这些矛盾，后期都表现得特别尖锐，奴隶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走向崩溃。

在欧洲，在公元三世纪以后的罗马社会中，奴隶制走向崩溃的情况，表现得很典型。

罗马奴隶主剥削奴隶的格言是：在尽量少的时间里从奴隶身上榨取尽量多的利益。奴隶主从不计较奴隶的死活，只要有便宜的奴隶来源，它总是会从“更新”自己的奴隶中攫取越来越多的好处。而奴隶的来源，大量的还是来自战争俘虏。从三世纪起，罗马的军事力量急剧地衰落了，在对外关系中它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结果，战俘锐减，奴价腾贵，使用奴隶已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尤其是，奴隶对奴隶主的斗争日益发展，当时在奴隶主中间就流传这样一句话：“有多少奴隶就有多少敌人”。奴隶的各种破坏斗争，早已使奴隶主无计可施，特别是奴隶的集体斗争以至于大规模的起义，更使奴隶主感到莫大威胁，有些奴隶主被迫改变了他们剥削奴隶的方式，这便是隶农制的由来。

罗马奴隶制陷入绝境还有一种表现，即自由人轻视生产劳动。在意大利地区，不但奴隶主轻视劳动，同时还有一批流氓无产者，他们本是下层自由民，破产后鏖集在罗马城，也脱离了劳动，只依靠奴隶主的施舍，过着“面包和马戏”的寄生生活。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继续大规模地役使奴隶劳动既不可能，而广大下层自由民又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于是罗马社会便陷入了绝境。正如恩格斯指出：“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奴隶革命埋葬了腐朽的奴隶制度

奴隶主阶级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中国、在外国，奴隶主阶级总是越接近死亡，就越拚命地维护过时的奴隶制度。他们不但竭力运用国家机器的反动职能，而且千方百计地制造种种邪说谬论，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斗志。象我国古代的孔丘、孟轲之流，就是这种拼命维护过时的奴隶制度，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面对这样的形势，被压迫人民除了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别无出路。

在我国的春秋战国之际，奴隶阶级和广大下层人民的起义不绝如缕。柳下跖就是当时一位杰出的起义领袖。统治阶级诬蔑跖为“盗”，可是史籍中却称颂他的“名声若日月”，他领导的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起义军转战齐鲁（山东）一带，所到之处使统治阶级胆战心惊，“大国守城，小国入堡”，就是说大贵族龟缩在城里，小贵族躲进土堡，不敢出来抵抗。这次革命声势之大，可以想见。孔丘这个丧家狗，指望劝诱跖放下武器不要造反；跖怒满胸膛，指着孔丘的鼻子，大骂孔丘是个“巧伪人”，喝令他赶快滚开。跖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巧言所动的英雄人物。正是奴隶等广大人民的暴力革命，推动了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在欧洲，那个骄横一时的罗马帝国，到公元三世纪以后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罗马帝国后期，奴隶、隶农的革命烽火更加炽烈。这些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统治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而且同那里的反罗马压迫的其他民族相结合。起初多是分散的起义，在斗争中逐渐汇合起来，形成了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支：一是巴高达起义。爆发于今法国境内。从三世纪后期，断断续续延至五世纪。起义从北面打击了帝国的统治。

二是亚哥尼斯特起义。爆发于非洲北部。从四世纪上半期起，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这次起义有当地大批的柏柏尔人参加，从南面打击了帝国的统治。

这样一来，罗马的国家机器几乎陷于瘫痪，它的纸老虎原形彻底暴露。公元四百十年当西哥特人的队伍打到罗马城下，不堪忍受压迫的广大奴隶奋起斗争，把罗马城门打开，西哥特人长驱直入，加速了罗马奴隶主政权的覆亡。

公元五世纪后半期，西罗马帝国最后灭亡；又经历一系列的斗争，在它的废墟上，终于形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暴力革命，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助产婆；舍此，便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在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三、封建社会

1．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

奴隶制生产关系虽然把社会生产力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奴隶基础之上的，同生产力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到了奴隶社会后期，这个矛盾日益尖锐化，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最后经过暴力革命，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人类社会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封建社会的产生

人类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上绝大部分民族和国家都经历过这个历史阶段。但是，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的形式和过程，则根据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在我国奴隶社会里，奴隶主贵族国家为便于规定臣下俸禄和考核奴隶勤惰的标准，把土地划分成象“井”字形的方块田，叫做井田。井田中间有灌溉系统以及与之相应的道路系统，纵的道路叫做“阡”，横的道路叫做“陌”，统称“阡陌”。在一定数量井田的周围挖成壕沟，挖出的泥土堆在旁边，形成了“封疆”（“疆界”，“经界”）。这种“封疆阡陌”，标志井田的主要结构。井田制是奴隶主贵族国家所有制，一切土地属于王室所有，所以井田叫做所谓“公田”。奴隶主贵族国家把一定数量的井田和奴隶，作为俸禄分赐给诸侯和臣下，但只让他们有享有权而无私有权，不能买卖。生产工具的改革，特别是铁农具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有些臣下就在井田范围外，新开垦了许多田地，叫做私田。私田与“公田”不同，属于私人所有，可以买卖，最初完全无税。这样开垦久了，私田的亩数逐渐增加，农业产量逐渐提高，一些臣下富裕起来，转化为对抗奴隶主贵族的新兴力量。更由于奴隶和平民的斗争，逐渐瓦解和摧毁了井田制。春秋中期后，各个诸侯王国的力量不断削弱，财政收入陷入困境。为了增加收入，就强迫私田所有者纳税。但这样一来，却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最早承认土地私有，一律按照田亩收税，奴隶制剥削转变为封建制的地租剥削，封建生产关系萌芽了。继鲁国之后，其它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改革。井田制的崩溃，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一大批奴隶转化成为佃农，例如“隐民”、“私属徒”、“宾萌”等。“隐民”、“私属徒”是庄园主的隐匿户口，“宾萌”是从外地搬来的佃户。此外，还有从自由农民转化来的自耕农。

在欧洲奴隶社会里，个别城邦长期保持土地和奴隶的“公有”，一般是私有土地和奴隶。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奴隶主残酷的剥削、压迫，大批奴隶在青壮年时就被折磨死了。同时，长期的战争消耗和贵族的吞并土地，依靠战争取得奴隶就越来越少。奴隶数量的减少，奴隶价格的提高，尤其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革命斗争日益激烈，使奴隶制经济陷入破产的境地，商业、手工业的衰落，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于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一些大庄园主，为了挽救危机，不得不寻找新的剥削方式来代替旧的剥削方式，公元三世纪，一些大庄园主把庄园分成若干小块，交给奴隶和一些破产的自由民耕种，向他们收取六分之五甚至九分之八的地租。这些承租土地的人，称之为“隶农”。他们的地位不同于奴隶，是一个由奴隶变为农奴的过渡性阶层，近似封建社会的农奴。恩格斯称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些出租土地的大庄园主，后来就变成了农奴主。“隶农制”的出现，是奴隶制剥削向封建制剥削的转变，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当时，在罗马帝国的高卢省，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这些小农受不了罗马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征发兵役，在有权势者的诱迫下，把土地所有权交给他们以求保护，而保护者则在被保护者缴纳一定租税的条件下，保证其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样，高卢一带的广大自由农民，失去了自由人的地位，沦为依附农民，经过几代之后，也变为农奴，因此，隶农也称作“高卢”。而那些有权势者，就变成了农奴主。这当中，教会也曾利用所谓“保护”关系，夺取了大量土地。这种“保护农制”也是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

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

奴隶社会后期，封建生产关系萌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出于复辟倒退的反动本性，总是运用奴隶制的全部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机器，压制新生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维护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我国春秋末期，儒家祖师爷孔老二咒骂新的田赋制度不合“周公之典”（背叛了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妄想把萌芽的封建生产关系扼杀在摇篮之中。我国战国中期，儒家卫道士孟轲，叫嚣“仁政必自经界始”，妄想复辟已被破坏了的井田制。在西罗马帝国临近全面崩溃时，更加残酷地压迫奴隶和隶农，竭力限制“隶农制”的发展。君士坦丁皇帝两度申明主人有杀死奴隶之权，把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子女，重新收为奴隶；对逃亡的隶农，给他们戴上枷锁送交原主人。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要使萌芽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确立起来，完全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必须实行暴力革命，并经过长期而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四七五年是奴隶社会崩溃和封建社会开始的时期。这一新旧社会的代谢，决定于奴隶起义的伟大力量。奴隶起义给奴隶主贵族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新兴地主阶级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并利用奴隶以及平民的力量，经过剧烈的革命，才推翻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例如春秋时代的“田氏代齐”。并国的大姓田氏（古代“田”和“陈”是同一个姓，所以又称陈氏），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为了反对以姜姓国君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手段，借以笼络人心，争取群众。结果，群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变成他的“隐民”，其中一部分人充实了他的武装力量。田氏势力初步壮大之后，就和齐国旧势力展开了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杀掉了齐国国君齐简公，最后夺得了政权，奴隶制的齐国变成了封建制的齐国。

“三家分晋”也是一样。以赵、韩、魏三家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就是利用奴隶和平民的力量，通过武装斗争，瓜分了奴隶制的晋国。至于战国时代的秦国，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一百五十年间，更是经过了激烈斗争，特别是长期的战争。在当时社会急剧变革中，由于奴隶起义的推动，反映到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以少正卯、商鞅、荀子、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同以孔老二、孟轲为代表的儒家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法家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们坚持废井田，反对奴隶制生产关系；坚持法治，反对礼治；坚持郡县制，反对分封制；坚持反天命，反对尊天命，批判了儒家的复辟倒退思潮。在我国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过程中，法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法家的路线，统一了中国。秦王朝建立后，他沿着法家的道路继续前进，开展了反对奴隶制复辟的斗争。当时的“以古非今”和“厚今薄古”之争，就是这场斗争的反映。秦始皇采用法家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对于打击奴隶主贵族及其代言人儒家的复辟活动，对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封建社会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地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在地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一段时间内，封建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是因为，在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下，虽然还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之上，但剥削形式改变了，原来完全没有权利的奴隶，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列宁：《论国家》）的农民，已经不算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他们有自己极微小的经济，有一定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铁的冶炼和加工的改进，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田水利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比奴隶社会前进了一步。例如：我国战国时代，成都平原的劳动人民，在四川灌县地方修筑了都江堰，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的问题，而且开辟了许多干、支渠，灌溉农田一百多万亩。我国东汉初期，根据无数冶铁工人长期劳动的经验积累，发明了“水力鼓风炉”冶铁，铸造农具，对工农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封建社会里的丝织业也有很大发展，丝织品远销国外，开辟了有名的“丝绸之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我国战国时期就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从汉朝起就记载了新星、太阳黑子等现象。我国著名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光辉成果，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从奴隶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封建社会，仍然是一个剥削制度的社会。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农民的基础上，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封建社会也经历了从发展到灭亡的过程。

2．地主是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的

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地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民遭受地主残酷的剥削、压迫，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就是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的。

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地主剥夺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本阶级。但他们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广大农民终年辛勤劳动，平时吃不饱，穿不暖，一遇灾荒，只能流亡乞讨、卖儿卖女，甚至成批饿死冻死。地主呢？自己不劳动，但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亭台楼阁，生活穷奢极侈。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老婆窦缤死后，陪葬品就有两千八百多件，还有两套金缕玉衣葬服。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二千四百九十八片，金丝约一千一百克；窦缩的玉衣，共用玉片二千一百六十片，金丝约七百克。按照现今的工艺水平推算，汉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花费十余年的功夫。西晋大官吏何曾，每天膳费，值钱一万，还嫌饭食不好，说什么“无下箸（筷子）处”。他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更加奢侈。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描写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豪华奢侈，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单是元妃省亲一次，就特地大兴土木，建造了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仅仅到江南“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花烛绿灯之类，花费了五万两银子。他们普通一次家宴用的银子，用刘老老的话来说，够“庄稼人过一年了”。

为什么农民那么穷，地主那么富呢？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总是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都是骗人的鬼话！真正的原因是，地主把农民的大部分劳动果实剥削去了，地主离开对农民的剥削，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

地主能够剥削农民，从经济上看，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土地本是农民开垦出来的，地主依仗特权把它抢夺到自已手中。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国王）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他可以任意处置土地。皇室和官吏也占有大量土地。教会和寺院往往是大土地所有者。封建社会土地占有状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我国北宋时，有势力的大地主占有当时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七以上，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的严重局面。根据清代官方文件的记载，在江淮流域，占人口百分之九的地主，竟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五；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佃农和雇农，基本上没有土地。解放前，占全国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占全国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地主在抢夺农民土地的过程中，干尽了坏事。湖南隆回县有一个姓魏的大地主，他的祖先魏万一是明朝的一个贵族。魏万一骑马在地里跑了一圈，圈内的地一律归他所有。仅一次跑马圈地，就霸占了产粮一万多石的土地。据“孔府档案”记载：清咸丰年间，孔府借清查祀田为名，硬说江苏沛县等地，有元代钦拨（皇帝赐给）祀田九十顷（一顷为一百亩），通过地方官吏，“遍插圣公府三字旗帜”，“灭没庄村百余处”，竟抢地“三千二百余顷”。四川大邑县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解放前为了霸占农民刘益山的几亩水稻田，杀死刘益山的弟弟，逼死刘益山的妈妈，把刘益山投进了监狱。

中世纪的欧洲，土地几乎完全为封建主所占有。十八世纪，法国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属于封建主，农民只占不到百分之十的土地。教会也占有大量土地，西欧地产的三分之一，就掌握在天主教会的手里。这里说的只是一般情况。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农民的一切都是属于主人的。十三世纪末，英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农民除了自己的肚子以外，别无所有。”

地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

地主剥削农民，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主为了加强剥削农民，采取过三种地租形式：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劳役地租是最早的封建剥削形式。在这种地租形式下，农民必须在规定的日子里，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到地主的田庄去干活，只有很少的时间，才能在自己租来的土地上劳动。在地主田庄里干活时还要忍受监工的皮鞭和棍棒。这种劳动和奴隶劳动很相似，是野蛮的、残酷的。

实物地租是在农业生产比较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这种地租形式下，封建剥削并没有减轻。地主可以提高实物地租的租额，农民往往要把收成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向地主缴租。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实物地租长期占主要地位，这是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直接联系着的。

货币地租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出现的，这时，地主越来越需要可以交换商品的货币，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于是就产生了货币地租。在这种地租形式下，农民生活进一步恶化了。他们除了受地主的剥削外，为了把产品变成货币，又要受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当产品一时卖不出去时，还得借债缴租，再受一层高利贷资本的剥削。

地主在不同时期搞的三种剥削形式，常常交错在一起。

地主除了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外，还使用了放高利贷、雇工及其他各种超经济剥削的手段。民谣说：“印子钱，一还三；利加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长工做到老，不如一根草”。这是对地主的高利贷剥削和雇工剥削的血泪控诉。

封建社会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一样，也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造成了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和农业生产的落后。农民连最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当然也就无力扩大生产。随着封建剥削的日益加重，就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虽然比奴隶社会前进了一步，但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来看，生产力发展迟缓，往往在几百年中很少有显著进步。

在封建社会里，“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无数事实，彻底截穿了林彪宣扬孔老二所谓地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富民”、“利民”的谎言。

3．封建国家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地主阶级不仅依靠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及其全部上层建筑，来保护封建制度，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而且实行政治压迫和思想奴役。

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权力机关

封建国家主要采取君主专制的形式。君主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地主，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种君主专制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中在皇帝（国王）的手中，从中央到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务，并依靠地主阶级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在我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沿着法家的道路继续前进，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皇帝下面设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廷尉诸官，分别管理政事、监察、军队、司法等事务。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每郡设置郡守，掌管全郡事务，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郡守之下，有郡尉、监御史，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监察工作。一郡之内分为若干县，一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一万户的县设县长，受郡守直接管辖。一县之内又分为若干乡，乡之下还有亭、里，分别设置大小官吏。于是，就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层层控制的统治体系。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比起奴隶社会诸侯割据称雄的分封制是一大进步，对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封建经济文化有重大的意义。秦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套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欧洲中世纪，一般也是采取君主制。

封建国家还有所谓共和制的形式，这是在某些中世纪欧洲城市中形成起来的。例如，当时意大利境内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就是这样的城市共和国。拿威尼斯来说，十世纪末，就成为一个商业共和国。从十二世纪起，成立了由四百八十个议员组成的“大议会”，是最高的立法和监察机关。国家首脑称“督治”，选举产生，终身任职。实际上掌握行政大权的是由“大议会”选出的元老院。在选举“大议会”议员的权利上，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名列“黄金簿”的几百个贵族大姓才有选举权。因此，威尼斯的政权，完全由商人贵族所把持。

列宁说：“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不一样，也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虽然后者显得弱得多），但始终只有农奴主一地主才算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论国家》）君主制和共和制，只是形式不同，并无本质区别。封建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最大的地主-皇帝（国王）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政权由地主当中选举出一些人来掌握，两者都是地主阶级专政，是地主压迫农民的工具。

军队、法庭、监狱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主要工具

军队、法庭、监狱，是封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主阶级总是不断地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特别是它的主要成分-军队。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一个王朝比一个王朝的人数增多。唐朝有近百万人，到了明朝竟增至近两百万人。封建国家组织这么多军队，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

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对农民的统治，还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例如，唐王朝的《唐律》，规定了“十恶”不能赦免。其中第一条是，凡是造他们反的，不仅本人要被处死，而且父、子也要受绞刑，亲族还要流放三千里。此外，所谓“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均属不能赦免之列。明朝的《大明律》，其中规定奴婢、雇工、佃农必须服从地主、豪绅，稍有一点不满或反抗，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在封建社会里，有些地主家里，还设有公堂，残酷地迫害农民。据“孔府档案”记载，凡孔氏族人以及孔府佃户、庙户、仆役等犯了“法”，孔府可以自行传讯或断结。红签一投就可以随便抓人，绿签一拔就可以任意打人。孔府内还备有恫吓劳动人民的金瓜、钺斧、牙棍、蛇枪、鬼头刀和用来摧残劳动人民的皮鞭、黑红棍、锅拍枷、铁锁链等刑具。过去孔府还向人宣称，皇帝赐给“衍圣公”（北宋王朝赐给孔老二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的世袭封号）虎尾棍、雁翅镜和金头玉棍，用它打死人可以不偿命。解放前，西藏农奴主家里，一般都有武器和刑具，有的还设有监牢，对农奴横施鞭打、剜眼、割鼻、割舌、割手、抽脚筋、挖膝盖等毒刑，甚至加以处死，特别残酷的，大喇嘛竟用农奴的头盖骨做成吃饭的碗，甚至把农奴的心脏挖出来做念经时的供品。

中世纪的欧洲，地主对农民的政治压迫，也是非常残酷的。例如德国，主人一时高兴，就可以把农民投入监狱，对农民滥施“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毒刑。在法、意、西班牙等国，天主教会还设立了秘密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凡是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稍有不满的人，便被加上“异端”的罪名，交宗教裁判所秘密审判，严刑拷打，然后处以流放、徒刑、以至死刑。教会甚至声称，烧死还是一种宽大仁慈的惩罚。

封建宗法思想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精神枷锁

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地主阶级借着建祠堂、修家谱，同农民拉家族关系，并以族长身分统治农民。地主阶级大搞迷信活动，在农民中间制造“修来世”的宗教幻想。地主阶级还散布“男尊女卑”的思想，歧视、压迫劳动妇女。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毒化农民的阶级意识，以便任意进行剥削和压迫。

由孔老二创始并由子思孟轲发展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是我国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理论基础。孔老二出身于没落奴隶主家庭，是维护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派。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妄图复辟西周的奴隶制。极力把历史拉向倒退。法家则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同儒家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历史地位的变化，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就逐渐从反儒变成尊儒。经过一些尊儒的帝王和儒生的鼓吹，孔孟之道越抬越高，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是，儒法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地主阶级中许多法家人物，不断地同儒家展开斗争。由于孔老二思想是反对革新，主张复旧的，因此历来反动派，都要利用他，以巩固其反动统治或进行反革命复辟。刘少奇、林彪以至苏修叛徒集团，一再祭起尊儒反法的破旗，大捧孔老二，大骂秦始皇，也是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服务。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批判儒家的反动性，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欧洲，“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教会的信条就是政治上的“公理”，圣经的经文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为了维护封建制度，教会一贯宣扬封建制度是“神定的”，“万古不移的”。当时，天主教僧侣主要代表托马斯·阿奎那，公开宣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是下等人，是注定做低级工作的“雇工”和“脏汉”；属于上等阶级的是统治者。他还说，社会是由“上等人”和“下等人”组成的，上帝规定“上等人统治和下等人服从”的秩序，无耻地充当封建制度的辩护士。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维护了封建制度，而且也为以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利用。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更成为一切黑暗势力的精神支柱。现在，所谓新托马斯主义，就是这类货色。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又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可见，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能够任意剥削、压迫农民，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掌握了国家机器。所以，农民要翻身解放，就必须首先彻底推翻封建国家机器，还要破除封建宗法思想。

4．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时指出：“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外封建社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

一部封建社会史就是农民革命史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封建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一直连绵不断。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革命的历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采取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有逃亡，有抗税、抗租，直至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在我国历史上，从公元前二0九年爆发的陈胜、吴广起义，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有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有的还推翻了当时的封建王朝，建立过农民的革命政权。例如，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时，拿木棍当做武器，用竹竿举起大旗，不断打败了握有大刀、长矛的反动军队。起义军占领陈县（即今河南淮阳县）后，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张楚政权。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影响下，各地农民起义继续发展，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对地主阶级也是强有力的冲击。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六十万人，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起义军转战南北，多次打败反动军队，并一度攻占唐王朝京都长安，吓得唐朝皇帝李儇仓皇逃命。黄巢起义军开进长安后，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大齐政权。由于起义军整整十个年头的冲击，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以至彻底覆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拥有百万之众，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主力军。起义军驰骋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在西安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大顺政权。随后，大军直捣京都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开始，两年后攻占南京。太平天国就在南京定都，队伍由开始的近二万人发展成百万大军。这次农民战争，坚持十多年，转战十八省，先后占领六百多个大小城镇，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

中世纪的欧洲，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是风起云涌。例如，公元一三五八年，在法国爆发了由农民吉约姆·卡尔领导的扎克雷起义（扎克雷是“乡下佬”的意思）。他们提出了“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留”的革命口号。起义很快发展到巴黎附近，席卷法国北部，使许多封建主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公元一三八一年，在英国爆发了由农村泥瓦匠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一个月左右，就占领伦敦，夺取了城市管理权，并一度把逃进伦敦塔的国王包围起来。公元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爆发的农民战争，是欧洲中世纪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这次农民战争，遍及德国大部分地区，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参加了斗争，在这期间，托马斯·闵采尔（起义领袖之一）领导缪尔豪森城的手工匠和平民，曾经推翻了这里的贵族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永久议会。

所有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显示了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

农民革命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动摇以至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消灭反动军队，捕杀封建官吏，镇压土豪劣绅，始终把封建统治作为主要打击目标。许多农民起义军，实行了一系列保护农民、打击地主的革命措施。例如，我国明末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严惩了民愤极大的官僚权贵，清算了贪官污吏，仅在北京期间追出的赃物，就有七千万两白银。公元一三八一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在占领伦敦期间，焚毁了法院的档案，救出了被囚禁的农民和雇工，杀死了为人民所痛恨的大臣和法官。这些革命行动，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削弱和动摇了封建地主的统治。

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农民革命政权管辖的地区，以直接剥夺地主土地的革命手段，多次遏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例如，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赋”的革命口号，清代太平天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纲领，都是领导和支持农民夺地斗争，直接打击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元一三八一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提出了废除徭役制、农奴制和封建主的一切特权；公元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提出了废除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当农民起义被镇压以后，地主阶级虽然大搞反攻倒算，但总无法弥合已被冲破的缺口。这样，随着农民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打击封建生产关系，也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农民起义批判了封建思想，促进了农民革命的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作为社会变革决定力量的农民，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总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由于他们受儒家孔学的迫害最深，反孔也最坚决，最彻底，远远胜过地主阶级中的法家人物。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种吗）！断然否定孔孟之道“君权神授”的谬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实际上批判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唐末农民起义提出“平均”，宋代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起义提出要“杀尽不平”，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都是对孔孟之道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根本否定。太平天国革命进一步掀起了空前的讨孔运动，对孔老二及其反动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他们把孔老二斥为“妖人”，把孔学经典列为“妖书”，把孔庙定为“妖庙”，把“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砸得稀巴烂。洪秀全曾经编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革命农民化身的“皇上帝”严厉斥责孔老二：你的书“甚多差谬”，把人都教坏了。这时，“皇上帝”大怒，命令天使用鞭子抽打孔老二。吓得孔老二慌忙跪下，“再三讨饶”！这个借“皇上帝”讨孔的故事，表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孔精神。欧洲中世纪，“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德国农民战争领袖之一的托马斯·闵采尔，攻击教会的一切主要论点，宣传“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揭穿了基督教所谓“天堂”的欺骗。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产生的革命思想、革命文化，教育和鼓舞着广大农民群众，又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的革命斗争。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还没有先进的阶级和政党的领导，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有自己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结果总是陷于失败，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去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所起的革命作用，却是非常伟大的。正是农民革命的推动，封建社会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当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也正是农民阶级和新的阶级-工人阶级起着主力军的作用，最终推翻了封建地主的统治。刘少奇和林彪一类骗子狂热鼓吹反动的“让步政策”论，把封建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妄图抹煞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刘少奇一伙在史学界的代理人，编造了一个公式：“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硬说“唯有透过”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才能够彻底理解”农民起义的作用。林彪一伙则胡诌“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诬蔑劳动人民只谈“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他们的说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孔孟之道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翻版。按照这种反动观点，地主阶级是治理农民阶级的人，农民阶级是供养地主阶级的人，地主阶级的“让步”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农民阶级的起义只有“透过”地主阶级的“让步”才能起作用。这就是他们讲的“共同创造历史”，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创造”历史，主宰一切。这种谬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英雄史观，是对人类历史的根本颠倒，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四、资本主义社会

1．资本主义的产生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阻碍社会的进步，最终不得不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人类又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资本论》）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民起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有了增加。在手工业方面，金属冶炼和纺织、陶瓷、印刷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引起了社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就随之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在欧洲，十四、十五世纪时，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中，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随后在英吉利、尼德兰（就是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的一部分地区）、德意志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中，也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因素。

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封建社会，小商品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基础上的。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由于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同，他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商品在市场上只能按照生产商品的平均的劳动耗费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就必然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少数生产条件好的生产者，赚了钱就富裕起来，变成资本家；大多数生产条件差的生产者，就会赔钱，陷于贫穷破产，变成雇佣工人。于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在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时候，行会可以限制手工业者的竞争和分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愈来愈剧烈，那些为较大市场进行生产的行东就不顾行会规章的限制，增加帮工和学徒，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和改进生产方法，从而使自己富裕起来。这些富裕的行东使帮工和学徒变为自己的雇佣工人。而那些在竞争中破产的行东，连同他们的帮工和学徒一起，都成为富裕的行东的雇佣工人。城市的行会制度就逐渐瓦解了。

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产生的过程中，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商人起初只是小手工业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媒介，只是买卖商品的中间人。开始小手工业者还自己生产，自己销售。随着生产的扩大，小手工业者就专心生产而将销售业务让给商人。这样商人就垄断了市场，并压低收购价格来剥削小手工业者。后来商人进一步供应小手工业者所需要的原料和材料，从买和卖进行两头剥削。当小手工业者资金周转不灵时，商人又借钱给他们，进行高利盘剥。最后，小手工业者贫困破产时，商人就供给他们劳动工具和原料，让他们替自己生产。结果，小手工业者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变成了雇佣工人。商人则变成工业资本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这样出现了。

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孕育的。在我国，明清之际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当时在杭州一带的丝织业中，松江一带的棉织业中，以及在冶铁业、陶瓷业、造纸业、造船业等手工业部门中，都产生了早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如在纺织业中，作坊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少数机户掌握了生产资料，不再从事生产劳动，机匠丧失了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过日子。当时在苏州，每天清晨，就有大批织工，“立桥以待唤”，做一天工，得一天报酬。这说明，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关系，也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深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直到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前，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处于萌芽状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日本帝国主义于“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之后，又使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尽管中国社会受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沉重压抑，但是资本主义仍在曲折地发展，这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正如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资本的原始积累史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泪史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大批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廉价劳动力；一是开办工厂、矿山等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须的资本。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比较缓慢。十五世纪末，一些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用暴力来加速上述两个条件的形成，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以无比愤怒的笔触，揭露了资本积累的血腥本质，指出：“所请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论》）

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曾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典型，详尽地考察了这个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先获得发展的英国，在十五世纪毛纺织业已非常发达。由此引起羊毛价格的上涨。这时英国的大地主为了发财，就要多搞牧场，发展养羊业。而当时英国农村是小农经济占绝大多数。于是大地主就通过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颁布了一系列的“圈地法”。凭着法律的保护，将大块公有土地一圈，就变成他私有的牧羊场。他们用强力把农民赶走，烧毁无数的村庄，使大批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离乡背井，成为流浪者。这种圈地运动延续了几个世纪。苏格兰的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在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二0年，共圈了七十九万四千英亩土地作为牧场，在这块土地上原来住有大约三千户，约一万五千个农民，他们都被驱逐出境，全部房屋被烧毁。她将夺来的这块土地划分为二十九个大牧羊租地农场，共养了十三万一千只羊。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讥讽地说，有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

当时，大批农民失去家园，到处流浪。但是西欧许多国家又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法律，利用一系列的“血腥立法”强迫他们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接受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当时英国法律规定：流浪者第一次被捕，要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第二次被捕，就要再鞭打并割去半只耳朵；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处死。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资本论》）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依靠这种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是被称为“羊吃人”的历史，其实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吃人”。

对亚洲、非洲和美洲人民的殖民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种重要方式。自从一四九二年哥伦布航行到美洲“发现新大陆”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者纷纷涌向亚洲、非洲和美洲辽阔而富饶的土地，奴役和屠杀当地居民，诈骗和劫掠他们的财富，贩卖奴隶，开始了血腥的殖民掠夺。十五世纪末，葡萄牙殖民者在西非建立了殖民据点，采用诈骗和恐怖虐杀的手段，公然抢劫黑人的黄金等贵重物品，在一百年中，仅黄金一项，就掠走二十七万六千公斤。在中南美洲，西班牙殖民者进行了最野蛮的殖民征服，用最残酷的手段压迫和杀害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历年被杀害的达一千几百万人，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变成了殖民者手中的灿烛金银。三百多年间，西班牙殖民者掠走黄金二百五十万公斤，白银一亿公斤。

贩卖奴隶给殖民主义者带来了无穷的财富。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了美洲，对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大肆屠杀。十七世纪初，英国殖民者来到北美洲，为了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剿灭”印第安人的战争，现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已所剩无几了。由于印第安人大批被杀，西方殖民者不得不发掘殖民地劳动力的来源。于是他们到非洲去猎取黑人，将他们贩运到美洲充当奴隶。从十六世纪开始，奴隶贸易成了当时最有利的生意。西非每一名奴隶的价格为20-22英镑，在美洲可卖到70-80英镑。据估计，从非洲掠运到美洲的黑人，十六世纪为90万人，十七世纪为275万人，十八世纪700万人，非洲因此丧失了约一亿多人口。西方奴隶贩子还窜到中国，拐骗大批华工到美洲去当“苦力”。到一八六八年，被贩卖到美洲的中国苦力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已达十多万家。美国人贩子从中国人贩子手中购买苦力每名价值八元（墨西哥银元），运到海外可卖百元以上。

贩卖鸦片也是西欧殖民者通过殖民贸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主要方法。通过鸦片贸易，一方面可以毒害该国的人民，另一方面又可赚得大量金钱。旧中国就是受尽殖民主义者这种可耻的贸易毒害的国家之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垄断了制造和专卖鸦片的特权，向中国大量贩卖鸦片。在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中，英国共走私运入中国四十多万箱鸦片，从中国掠夺了大约三、四亿银元。当时，上海最大的英国资本家沙逊、哈同，刚到上海时是“犹太瘪三”，转眼之间，靠贩卖鸦片就成为百万富翁。除了贩卖鸦片之外，西欧殖民者还组织了许多公司，垄断殖民地的贸易。如英国侵入印度之后，组织了英属东印度公司。一七六九年到一七七O年，英国人在印度囤积了大量米谷，高价出售，结果在印度造成了一次大饥荒，仅孟加拉一地就有约一千万人死亡。英国人经常用囤积米谷的办法来剥削印度人。一八六八年单是阿利萨一省就有一百万以上的印度人活活饿死。

马克思尖锐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资本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正是随着殖民奴役而兴盛起来的。参加这种殖民奴役的，先后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以后美国也成了万恶的殖民主义者，沙皇俄国也参加了这个可耻的行列。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最初一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由封建军阀、官僚、商人、地主兴办的，他们的原始资本主要是通过征收捐税、官吏贪污、地租剥削、商业投机和买办活动而积累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一部分是由地主、商人、官僚转化而来。因此残酷掠夺农民也是他们原始资本的主要来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在他们统治的二十二年间，掠夺劳动人民而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总数达二百万万美元，而无数的劳动人民则因此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在国内，对劳动者的暴力掠夺；在国外，从事血腥的殖民掠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迹史。资产阶级起家的历史，是一部血腥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侵略、压迫、劫掠和杀戮的历史。资本家是双手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而起家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是由于“勤俭起家”的谎言。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

2．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又反过来加速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促使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战胜了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

封建社会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同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矛盾目益尖锐。封建制度愈来愈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大批“自由”的雇佣工人，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却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土地去出卖劳动力。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封建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大多数农民还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公簿持有农”，他们的份地在继承或转移时，必须取得地主同意并缴纳批准费。地主尚保持着对农民进行审讯和行政管理的权力。因此，这种农民实际上仍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

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广阔的、统一的市场，可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割据状态的存在，却极大地缩小了商品市场，严重阻碍了商品的自由买卖。就拿封建割据的情况来说，当时德国有三千多个小邦和一千多处骑士领地，他们自制的货币就达千种以上。法国由于国内各个大封建主都自设关卡，各自为政，不仅货币和度量衡极不统一，而且交通很不方便，从中部的奥尔良运货到西部的诺曼底要缴纳很多道关税，致使货价比原价增加二十倍。此外，某些封建国家对商业专利权的控制和垄断，象印度公司、非洲公司的建立，也损害了大多数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了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自由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改进技术，然而封建的行会制度和国家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又限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直到一七八九年，法国还存在着不少工业的行会组织，仅当时巴黎的行会就有四十四个。行会和政府的法规对于作坊人数、经营范围、原料分配、操作方法和产品的数量、质量、价格等都作了严格规定，甚至还禁止在城市中设立手工工场等。这样，便严重地束缚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贵族的特权更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国王、僧侣和贵族享有种种特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逐渐强大起来，但在政治上却处于无权的地位。工商业的活动被视为社会的“贱业”，得不到任何保障。封建贵族、官僚的横征暴敛，使他们经常遭受损失，有时甚至连财产也会被剥夺。

综上所述，一句话，封建制度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与腐朽的封建制度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封建制度的桎梏必须被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必须由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封建社会末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当时除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主阶级的矛盾加剧以外，特别是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由于贫困和灾难达到了极点，强烈要求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于是，从十六世纪起，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一切反动阶级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即使象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经过上百年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才建立起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才最终使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0年，经过两次大规模内战，封建王朝才被推翻，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可是在一六六O年又出现了封建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威廉，这才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稳定下来。法国的情况更为典型。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于一七八九年，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到了一七九四年，大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这次法国革命暂告结束。但是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与帝制，内战与外战的斗争，仍交错地、激烈地进行着。以后在法国又出现过两次封建王朝复辟，两次帝政时期和三次革命高潮，一直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颁布新宪法，资产阶级才以法律形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中，因为当时无产阶级还很年轻，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阶级是推翻封建制度的主力军，但它是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所以，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他们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在摧毁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整个过程中，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的反抗斗争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再一次证明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真理。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为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当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由于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最深，在人数上又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资产阶级只有同这支反封建的主力军结成联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斗争，才能最终摧毁封建地主的统治。同时，也正是在人民起义蓬勃开展的革命形势下，才促使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的措施，把革命推向深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向第三个历史阶段-机器大工业阶段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同时，工场手工业的长期发展，又培养了一批有熟练技巧的工人，使分工日益发达，劳动工具不断改进和专门化，也为向大机器生产过渡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已不能满足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迫切需要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从原来手工工场的生产，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这样就爆发了产业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为产业革命提供了社会政治前提。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基本完成。中间经历了约七、八十年的时间。继英国之后，法、美、德、俄、日等国也先后进行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场的革命。

产业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而且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技术变革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变革则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一方面，它通过发明和改进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等机械装备，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变革，也使这些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统治地位的确立，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和空前壮大，使资本主义能够排挤小生产，战胜封建制度，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列宁在《论国家》中，一方面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虚伪和欺骗，指出不问采取任何形式的统治，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家手里；另方面也指出，同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相比，“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队伍去同资本进行有系统的斗争”。

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进步作用，“首先要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赤贫、用这件事作为代价方才把它取得。”（《资本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被套上了新的枷锁，机器的使用也完全成了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通过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它使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进一步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它把成千上万的独立手工业者排挤掉，使他们破产而沦为无产者；它使资本家有可能大批使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对她们进行残酷压榨，并将大批成年男工排除于工厂之外，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而机器的使用和大批失业人口的存在，又使资本家更疯狂地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通过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等手段来拚命榨取剩余价值。这样，必然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使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产业革命不仅是一次生产技术上的革命，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兜售其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黑货，不惜篡改历史，拼命鼓吹产业革命是一次单纯技术上的革命，妄图掩盖产业革命的阶级实质，抹煞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罪恶本质，为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搞“克己复礼”的反革命阴谋制造舆论。然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反动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产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大变革，它在彻底清除封建经济残余、促进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日益尖锐化，产业革命中诞生的现代无产阶级，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蒸汽机的创造，“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自然辩证法》）

3．资产者的天堂无产者的地狱

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资本家是踩着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尸骨发财致富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者的天堂，无产者的地狱。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发财的源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工人虽然在法律上被宣布是自由的，但是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却被剥夺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实质上就是雇佣奴隶制度。马克思深刻指出：“罗马的奴求是由锁链，襄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资本论》）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发财致富的，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相当于为维持工人及其家属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称为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超过必要劳动以外，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就叫做剩余价值。旧上海有一个生产绣花线的工厂，当时一个工人一天可以生产五罗（一罗十二打，一打十二支）绣花线，值十五元，扣除机器、工具折旧和原材料的消耗等费用七元，还有八元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但工人只拿到两角钱的工资，剩下的七元八角被资本家剥削去了，这七元八角就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就在这里，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源泉就在这里。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采用了种种花样，但都不外乎两种主要手法：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在旧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达十几小时，工人们“上工顶露水，下工迎月亮，整天不见太阳”。提高劳动强度，就是资本家逼着工人在劳动的时间内拚死拼活地干。资本家用加速机器运转、提高劳动定额、减人不减活等方法，使工人的劳动更加紧张、更加繁重，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消耗更多的体力和脑力，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过度紧张的劳动，工伤、疾病和死亡率增加到惊人的地步，资本家只要能为它带来更多的利润，工人的死活是根本不管的。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资本论》）

在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下，社会的财富日益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在美国这个金元帝国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度。一个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政客们的美国，他们吸吮着民脂民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一个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度，他们受到贫困、失业的威胁，有人为贫穷所迫卖儿鬻女，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挣扎在饥寒线上。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美国也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部耀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给美国工人的信》）

资本主义是一个罪恶的剥削制度。而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却胡说什么资本家“剥削有功”，竭力宣扬资本主义是“民富国强”，这完全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耻谰言，是为他们搞“克己复礼”，开历史的倒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重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反革命舆论。

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两手

资产阶级在对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剥削的同时，在政治上则玩弄反革命两手，既对无产阶级实行残暴的统治和血腥镇压，又实行阴险狡猾的政治欺骗。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本家手中统治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保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产阶级利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其他暴力手段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因此，无产阶级不断进行反抗和起义，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工人们提出“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革命要求，资产阶级利用其国家机器，残酷地屠杀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被枪杀的起义者达一万一千人，被捕的不下二万五千人，被流放的达三千五百人。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全世界揭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当时，资产阶级拼凑反动军队，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在短短的一周内，仅在巴黎就屠杀了三万余人。在我国，解放前工人起来罢工、斗争，更是遭受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五卅”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例。一九二五年五月间，青岛；上海各地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规模很大，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镇压。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二十八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多人宣传声援工人，收回租界，集合了一万多群众，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口，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死伤许多人，造成著名的“五卅惨案”。

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动实质，妄图把这个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是“纯粹民主”的国家。而且还搞假民主选举制来欺骗劳动人民，实际上这种虚假的“民主选举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罢了。

资产阶级还在思想上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腐蚀和毒害。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的反映，它要求把个人的利益建筑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之上，它表现为唯利是图、损人利已、尔虞我诈等等。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道德标准。列宁曾经指出：“做事就是为了金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是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个人主义道德的最深刻揭露。

资产阶级还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如报刊、广播、电影和其他文化艺术工具以及宗教等，来散布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从思想上麻痹劳动人民，企图解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反革命专政。资产阶级大肆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来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们阶级利益的虚伪口号。当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时，就是利用这个口号来欺骗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当他们取得政权以后，又继续利用这个口号麻痹劳动人民，来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巩固自己的专政。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其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主要表现，毛主席深刻指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矛盾论》）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更加密切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一切矛盾的总根源。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因而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由资本家根据利润的大小来决定的。哪一种商品赚钱多、利润大，就拼命生产哪种商品；一旦这种商品赚不了钱，他们就另找出路，争着往有利可图的商品投资。这样，从个别资本家看来，好象都有自己的“计划”和“组织”，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由于各个企业都是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因此，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生产却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无组织的，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此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促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数量，可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没有能力购买。于是，使生产和消费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自从一八二五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最早的一次经济危机，以后每隔十年左右都要发生一次危机。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刻，危机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每次危机延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危机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已连续发生了五次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表现在商品找不到销路，因为生产的商品多于人民群众购买的能力。每当危机到来时，就出现大量商品卖不出，工厂停工，无数企业和银行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城乡小生产者纷纷破产等现象。危机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于瘫痪和混乱的状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这种“生产过剩”，完全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在经济危机期间，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东西积压在资本家手里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人民贫困、饥饿，没衣穿，没房住，甚至冻死饿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相对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是太多了，过剩了。

危机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资本家为了减少自已在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总是要在劳动人民身上开刀，千方百计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资产阶级妄图用大批解雇工人、销毁大量生产品、扩充军备、夺取新的国外市场和对原有市场加强控制，发动掠夺战争等办法摆脱危机。但是，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这些办法不但不能克服经济危机，相反，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猛烈。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但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会自行废除的，资产阶级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不可能由资本主义本身来解决。毛主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为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而且在政治上也准备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两大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与斗争就不会结束。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是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由无产阶级光荣的承担。无产阶级要取得彻底的解放，要永远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反动的暴力机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并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才能最终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彻底解放，才能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胖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最初，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只是表面的、片面的，处在自发地为改善生活状况而斗争的阶段，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的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间的英国宪章运动和一八四四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便是最明显的标志。但是，当时的工人运动，由于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和革命理论的指导，并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先后都失败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迫切需要有自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由马克思、恩格斯光荣地完成了。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和理论，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思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旧的观念，消灭产生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一切根源，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无产阶级获得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理解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阶级关系，明确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时，无产阶级就成了“自为的阶级”。

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粉碎了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巴黎公社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最后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始终鼓舞着世界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在巴黎公社伟大斗争中产生的《国际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歌。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给予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此后，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进入了衰落的时期。

4．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了高峰，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

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引起垄断，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经济上最突出的现象，帝国主义的其他经济特征都是和垄断相联系的，又是在垄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帝国主义通常又叫做垄断的资本主义。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然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他们为了在竞争中能取胜，不被“打死”，一方面加深对工人的剥削，以扩大资本积累（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采用资本集中（组织股份公司或吞并竞争中失败的企业）的办法，将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竞争实力。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中、小企业经不起危机的袭击，纷纷破产，进一步促进了资本集中，大企业就在这个基础上大大地加强起来。随着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生产也就集中起来，少数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而十九世纪末的技术进步为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即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当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后，它们为了获取垄断利润，便结成联盟，对某种或某些商品控制了全部或大部分生产，控制并瓜分市场，规定垄断价格，操纵原料来源，这样便形成了垄断。

所谓垄断，就是那些掌握着某种商品绝大部分生产的大资本家之间的联合。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垄断组织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经济部门。例如美帝国主义这个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已经控制了石油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五，化学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一，金属加工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七，钢铁工业的百分之六十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除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还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垄断代替了竞争，但是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在垄断基础上的竞争更加激烈、更加残酷。

在工业中出现垄断的同时，银行中也出现了垄断。银行业的垄断，使银行和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银行通过购买工业的股票渗入工业，工业垄断组织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渗入银行。于是，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日益融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而掌握这种庞大的金融资本的少数最大的资本家，就是金融寡头。他们不仅操纵着整个国民经济命脉，而且控制着国家政权，左右着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最高统治者。例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是在美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的支持下上台的，他的政府中二百七十二名高级官员中，有一百五十名本身就是大资本家。肯尼迪的父亲是美国七十五个最大的富翁之一。约翰逊本人就是一个百万富翁。

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输出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向别国特别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开矿山、办工厂、造铁路、设银行，或贷款给这些国家。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向外扩张，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人民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输出不仅获取了大量的暴利，而且操纵和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等。

金融资本在国内的统治和大量的资本输出，必然引起国际范围内各国资本家垄断同盟从经济上分割世界，形成各国垄断组织争夺世界市场的激烈斗争。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竞争往往会给一些国家的垄断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各国垄断组织往往暂时妥协，成立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共同剥削和掠夺弱小国家的人民。

国际垄断同盟在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结成了各种政治同盟，为争夺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世界领土分割完毕，这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垄断资本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必然进一步发展到从领土上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排除竞争，垄断市场和原料产地，争夺世界霸权，就一定要拼命争夺和占领殖民地。二十世纪初，世界领土已经被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领土，是按照各国实力进行的。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一些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很快地超过了另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各国间的实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饱狗”和“饿狗”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必然要展开疯狂的斗争，导致帝国主义大战。

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和掠夺

从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的分析告诉我们，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侵略、掠夺和战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家对垄断利润的无限贪欲，使垄断组织变得百倍疯狂。它们除了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外，在国外则竭力争夺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抢占殖民地，控制投资场所、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以掠取高额利润。

为了这种掠夺目的，帝国主义经常使用战争与“和平”质革命两手策略，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时，他们就诱骗欺诈，巧取豪夺；不能使用“和平”手段进行掠夺时，他们就不顾一切，使用武力，大搞流血政治，发动侵略战争。垄断资产阶级历来把战争作为大发横财的捷径，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垄断资本获得了三百八十亿美元的暴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又捞了一千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暴利；三年侵朝战争，美国垄断资本又获得了一千一百五十四亿美元的利润；在侵越战争中，仅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两年，就获得大约七百六十亿美元的暴利。美国亿万富翁腰包里的每一块美元，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

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从根本上说，现代战争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本性所决定的。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就存在着战争的根源，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左派的决议草案》）美帝国主义头目所标榜的“一代人的和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头目所宣扬的“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谬论，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妄图用谎言麻痹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更放肆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紧进行核军备竞赛，阴谋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无数事实证明，两个超级大国是今天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特别要警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它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午的是帝国主义的勾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侵略、掠夺和战争，这同样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在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等部门中，产生出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逐渐形成了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是一个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它篡夺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垄断资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着统治地位，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程度更高，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在工业企业中大肆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农业中实际上恢复了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稿有经济大肆泛滥，集体经济迅速瓦解，农村中两极分化甚为严重，新式富农大量涌现。在商业中大搞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泛滥成灾，不仅实行农副产品的自由买卖制度，而且实行工业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制度。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需要，把国民经济拖入军事化的轨道，实行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反动政策。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给社会生产力带米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日之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失调，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国库空虚，黄金储备逐年减少，甚至出卖国家大量资源。昔日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被苏修领导集团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肆意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在政治上推行社会法西斯主义，强化反革命专政机关，压迫和奴役各族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而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样到处泛滥。用反动的文化艺术麻痹和毒害劳动人民，对西方腐朽色情的小说、电影大开绿灯。他们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掠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必然向国外进行疯狂扩张，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扩张。由于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挂着“反帝反殖”的招牌，比老牌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经济互助”的幌子下，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视为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作为它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以榨取超额利润。

它还在“援助”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下，向亚、非、拉广大地区疯狂地渗透扩张，妄图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它通过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亚、非、拉地区的资源，于涉内政，并伺机攫取军事基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胃口越来越大，到处伸手，妄图重温老沙皇称霸世界的迷梦，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大帝国。它公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它与美帝之间，既勾结又争夺，既力图控制自己的盟国，又互挖对方的墙脚，美苏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异常激烈，闹得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集中地表现了当前世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

苏修的侵略扩张，日益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必然陷入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之中。毛主席指出，“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16期）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决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也挽救不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

5．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特征，它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完备的物质前提。在垄断的基础上，帝国主义成为寄生、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达到了空前的尖锐化，这些矛盾的斗争和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垄断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了一切客观前提

列宁指出：“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不仅在生产中形成了垄断组织的统治，而且在生产垄断的基础上，在银行业中也形成了垄断，并由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的混合生长，产生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少数金融寡头和垄断财团控制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命脉。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使生产社会化有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规模十分庞大，无产阶级非常集中，社会生产各企业、各部门、各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空前广泛和紧密。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往往把很大一部分原料来源、产品生产、运输和销售，以至生产技术的政良和发明都控制起来了，形成庞大的经济体系；有些金融集团述通过订立瓜分原料来源和市场等协定，把它们的经济活动联结起来，垄断组织不仅操纵着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甚至左右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影响着亿万人民的生活，这一切充分表明，生产更加接近全面的社会化了。但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仍然是资本家私人占有，因此，生产社会化的这种巨大发展，成了金融寡头加强剥削和掠夺的强大手段，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愈益严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反映。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也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成熟，还表现在帝国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帝国主义由于战争、军备竞赛和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需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生产更接近全面的社会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更加完备的物质前提。列宁指出：“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垄断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了一切客观前提，仅仅是指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可以发动，而决不是说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或者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了。资产阶级学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或者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不折不扣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

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愚公移山》）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斗争，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强大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生产越来越集中到一小撮金融寡头手里。垄断资本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加剧了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在生产中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而且利用垄断价格在流通中进一步掠夺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同时还利用它们所控制的国家机关，通过国家财政收支等形式，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收入转为已有。结果，一方面是少数金融寡头占有的社会财富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日益贫困。一九七0年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五的家庭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分之五十的家庭却只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百分之三左右。在美国成年人中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一九七二年估计为一万亿美元，约占全国私人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的经济基础。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发展，必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已经空前壮大，它早已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在斗争中日益成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实践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在于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这一矛盾的存在，是由帝国主义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本性决定的。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它们总是极力要削弱对方，摧毁对方的霸权。帝国主义的霸权势力是由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的，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因此帝国主义之间的实力对比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实力对比变化了，就与原来的霸权势力不相适应了。如何消除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呢？只有用战争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重新分割势力范围而挑起来的。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战后二十多年来，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已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加入了帝国主义强盗的行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米，就是人民起来革命。但是，帝国主义战争绝不能挽救它们的灭亡，恰恰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了。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统治、奴役和掠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根源。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竭力维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把地主、军阀、官僚、买办当作它们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奴隶般的政治压迫；在军事上，实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对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最野蛮的血腥镇压；在经济上，它们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当作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进行贪婪的掠夺和剥削，千方百计地阻挠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永远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在文化上，它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妄图消灭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

帝国主义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腥压迫和残酷掠夺，激起了亚非拉人民的坚决反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日益觉醒，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中国、越南和朝鲜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先后赢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近三十年来，亚非拉地区已经有七十多个国家经过同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获得了政治独立。在民族解放运动革命风暴的沉重打击下，帝国主义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但是，旧殖民体系的瓦解并没有使它们放弃殖民主义，转而变换方式，推行新殖民主义。美帝、苏修是当代最大的新殖民主义者，在欺负人方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阴险、狡猾、贪婪，因而对亚非拉人民的威胁更大。近年来，反对美帝、苏修两个超级大国的殖民扩张和霸权主义，已成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皮霸的主力军。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当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后必定会彻底埋葬万恶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

五、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1．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社会发展史已经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深；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些矛盾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掌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对于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意义。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普遍规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道路，就是进行暴力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国家与革命》）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光辉学说。

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即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这种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自发产生的，因此，只有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摧毁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的基本前提。

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放弃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制，是由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加以保护的。一旦无产阶级为了自身解放起来推翻资本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要动用它的反动国家机器镇压人民革命，他们总是首先使用反革命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并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进行暴力革命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十月革命是首先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然后把革命推向乡村；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暴力革命的普遍原则，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然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也雄辩地证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最后之所以失败，除了当时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挥革命暴力的作用，对反革命势力镇压不够，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当巴黎还是硝烟弥漫，战斗仍在剧烈进行中，马克思就科学地预见到：“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个科学论断。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打碎旧的官僚军事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十月革命以后，又通过三年战争，打败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镇压了资产阶级的叛乱，使无产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才创造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今天，在苏联，尽管十月革命的成果被苏修叛徒集团所篡夺，但十月革命的原则是永存的。

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培育和缔造下，一九二一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战胜了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摧毁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继十月革命以后最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概括起来，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发展。

坚持暴力革命，还是鼓吹“和平过渡”，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修正主义的衣钵，鼓吹“和平过渡”，“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大叛徒刘少奇、林彪一伙，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抛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拼命鼓吹“议会斗争形式”。实际上，议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宣传自己的观点，教育团结更多的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进行群众工作搞武装斗争，而热衷于议会选举等“和平过渡”的幻想，那只能麻痹群众、腐蚀自己、葬送革命。修正主义鼓吹“和平过渡”道路，其要害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

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几千年中，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变革，都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都是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为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我们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我国所有制的变革，使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结成了巩固的同盟，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比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化水平较高，它是同现代工业中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不是全国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而是以一个一个的集体经济为范围，分别属于各个集体经济范围的劳动者共有，它同全民所有制有着重大的差别。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必需的，它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是现阶段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这是党和毛主席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从总结群众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前进，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生产的主人，当然也就成为社会产品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产品归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对于消费品的分配，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分配原则，要求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劳动，而不允许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要求每个劳动者首先应该树立为革命而劳动的思想，不计报酬地尽自己的能力来劳动和工作；国家或集体则按每人劳动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消费品。“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和剥削阶级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分配制度相比，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平等与合理。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也就是要逐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除了失业和贫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消灭了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消灭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从而消灭了经济危机，使国民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为充分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得到高速度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必须有一条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我国，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工具，把亿万劳动人民群众从酒社会的影响下逐步解放出来，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能够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毛主席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放二十六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一切辉煌成就，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充分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列宁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从这些方面看，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哥达纲领批判》）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和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这些阶级还没有消失，他们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在长期内，还存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一小部分的私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产品还未极大的丰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三大差别的存在，使各个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还很不同；因此，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所能够做到的，而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同时，消灭阶级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革命的问题。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基本特征，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和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才能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主席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基本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这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使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是很不完善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例如，在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内部，在这两种所有制之间，在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在企业内部人和人的相互关系方面，在分配问题上，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方面，都存在着需要不断加以解决的矛盾。特别是，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起决定作用，但是，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个单位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的发展不断突破平衡，出现生产关系某些方面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求生产关系作某些调整，来相互适应；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旧社会的残余，需要不断加以限制和消除。所以，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发展前进。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这种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比如我国解放以后，正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也是依靠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存在矛盾，这主要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虽然剥削阶级在政治上被推翻了，但是剥削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还会产生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构内部，工人中的一部分，党员中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和阻碍作用。此外，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但是在某些具体环节上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也会形成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旧的矛盾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是一个川流不息，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过程，由此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光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原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又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使生产力不断地得到发展，必须善于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适时地调整或变革已经过时的那部分生产关系，这也就是调整或变革阶级关系，即经过一系列步骤逐步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这必然要激起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无产阶级政治去统帅生产。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就既不可能自行巩固起来，也不可能自行调整或变革，生产力也不能得到发展。

从伯恩施坦到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他们都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大肆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他们片面地夸大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宣扬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发展的结果，根本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新老修正主义者鼓吹“唯生产力论”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实质上是“唯资本主义论”。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统一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彻底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把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集中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因为无产阶级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而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混进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总是力图阻挠和反对这种变革，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瓦解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并没有完全消灭。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垂死挣扎，时刻妄图复辟，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城乡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党政机关中，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产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总是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呼应的，国内资产阶级及其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要实行反革命复辟，总是要里通外国，寻找靠山；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也总是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物色代理人。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把他们的反革命希望寄托在彼此的勾结上，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集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掩护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他们总是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通过篡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实行“和平演变”；或者暗中勾结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时，进行反革命军事政变，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也就是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列宁曾尖锐地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教训。隐藏在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代表了已被打倒但未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代表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代表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代表了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利益。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采取各种阴险奸诈的手段，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使苏联蜕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我国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玩弄阴谋诡计，妄图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刘少奇叛徒集团，都是这样。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一场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表明，阶级敌人、一切牛鬼蛇神非跳出来不可，这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尽管他们一次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他们还是要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斗争象波浪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时起时伏，有时比较缓和，有时十分激烈，每过若干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斗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是阶级斗争时有时无，每次大的斗争，都是平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牛鬼蛇神不断跳出来捣乱，无产阶级不断地扫除他们，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有经过多次的较量，反动阶级的势力一步一步被削弱，无产阶级才能最后完成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条规律。我们要把握住这条规律，因势利导，不断去夺取斗争的新胜利。

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出于反革命的罪恶目的，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路线斗争熄灭论”。他们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敌人“一网打尽了”，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了。照他们的说法，不需要继续革命了，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大家埋头搞生产就行了。不仅如此，他们进而宣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太先进”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应退回到旧社会去。这些谬论，实际上都是从老修正主义者和苏修叛徒集团那里贩卖来的。他们的罪恶用心就是妄图掩护资产阶级的进攻，以“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取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

3．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最近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为什么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呢？

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他们的反抗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在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方面，他们有着相当大的优势，他们还有国际基础，即国际资本，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等等，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镇压。

这是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小生产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他们从政治、思想、经济上，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浸染和腐蚀无产阶级，瓦解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而无产阶级政权对于小生产者，是不能驱除，不能镇压的，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才能达到消灭小商品生产者，消灭阶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任务。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深刻地指出：“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只要并存着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还存在着部分私有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就不能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就还不同程度地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国家与革命》），仍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并存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只要存在着商品制度，就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就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和我国的现实经验，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清除这些资本主义的旧土壤，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达到最后消灭阶级。

这是因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户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奥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地主资产阶级被推翻后，他们的反动思想还会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下去，并且成为向无产阶级进攻，制造复辟资本主义舆论的主要手段。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而艰巨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战争，他们总是梦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和颠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往往是把革命人民推翻的反动剥削阶级及其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代理人，作为它们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工具；而国内的阶级敌人往往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上。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战备，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粉碎国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由于这些国内国外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强化国家机器，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种专政，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完全必要的。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达到消灭资产阶级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根源，才能达到最后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的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什么？

列宁指出：“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伟大的创举》）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镇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侵略。

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掌握在手中的国家机器，并加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首要条件的军队的建设，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的上述思想，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清除旧制度的基地，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愈往前去愈要提出）积极地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这一更重要的任务。”（《伟大的创举》）毛主席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这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伟大，更艰巨。

为了清除旧制度的基地，巩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就要坚持同一切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改造小生产者和其它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必须改造自己。资本主义倾向，农村有，城镇也有；集体经济内部有，国营企业单位也有。因此，要坚持对广大城乡群众和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无产阶级政权一方面要利用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又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对它加以限制，逐步缩小它的作用范围，直到最后消灭。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必须不断进行批判，对广大人民进行思想教育。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既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又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因此，无产阶级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长期战斗任务。

为了清除旧制度的基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根据可能的条件，逐步缩小而不是扩大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必须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设成功，为了在全世界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最大的力量支援世界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关键在于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的这一段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的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领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代理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集中地表现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同阶级斗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宣扬什么马克思学说的最重要之点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还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民主”，是“独裁”，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走“议会道路”，否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必然性。十月革命胜利后，正是这个叫嚷马克思学说最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的考茨基，却竭力否认苏联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公然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考茨基的叛徒嘴脸暴露无遗。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考茨基的衣钵，公然叫嚣“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大肆鼓吹“全民国家”的谬论，以掩盖他们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在我国，刘少奇、林彪一类也完全唱着同样的腔调。他们极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类打着孔孟之道的破旗，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还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封建专制独裁”，是“绞肉机”，肆无忌惮地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

必须强调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用承认苏维埃的名字、承认列宁党的名字、承认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他们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打着四个“念念不忘”的旗号吗？其中就有一个“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他是“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叫做“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总之，一切修正主义者，从考茨基、苏修叛徒集团到刘少奇、林彪，不管他们怎样变换手法，但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他们最本质的共同特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承认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学好学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4．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总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的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时曾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这里，马克思已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联系起来，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早表述。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俄国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庄严宣告：“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等一切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

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的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并正确规定了解决这两种矛盾的路线和政策。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后，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际中，第一次明确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把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

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根源，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指出了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是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在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航程。

毛主席制定的我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构成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现林彪，还会出现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党的基本路线，是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目标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任务，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完成这个总任务，就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我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转引自《红旗》杂志1973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坚持我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转引自《红旗》杂志1973年第7期）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是毛主席对我们党五十年来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深刻而具体地指出了两条路线的本质和特征。只有坚持三项基本原则，才能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才能胜利地同一切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从而也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所必须掌握的一项总政策。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总政策是辩证统一的，党的基本路线决定党的总政策，而党的总政策体现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我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根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达到消灭四个“一切”的不断革命思想，首先必须消灭产生阶级差别的一切生产关系，即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一方面是反映这种物质关系的政治思想文化关系。这里所说的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是指政治、思想、文化关系），就是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要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即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我国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就按照马列主义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了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并继续在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在生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即入和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始终坚持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全国解放初期，毛主席发动的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后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对孔孟之道的一次大批判。此后，毛主席还发动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次批判。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多次的路线斗争。毛主席英明地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转引自《红旗》杂志1969年第5期）这种形式，在一九六六年找到了，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经过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终于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都在茁壮成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我国，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都吹捧孔孟之道，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主张复辟、主张倒退。而孔老二正是鼓吹复辟倒退的祖师爷。孔老二的思想被历代反动派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完备的维护反动统治之道，它适应一切腐朽的、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政治需要，也必然被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用来作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这是我们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辟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完成的。最近，毛主席又向全党和全国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应当清醒的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着。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不同程度地严重存在着，在分配关系方面，“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国家与革命》），仍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从来就是国际性的。因此，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转引自《红旗》杂志1969年第5期）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必须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互相支援。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战斗团结，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

5．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胜利

马克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庄严地宣布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自己的最终目的。毛主席多次明确指出：“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新民主主义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的最高理想。什么是共产主义？毛主席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新民主主义论》）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就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社会生产极其发展和社会产品极其丰富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在共产主义社会，已不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差别。那时，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成为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彻底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包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帝、修、反彻底灭亡了，阶级彻底消灭了，因此，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也就失去了作用，国家也就自行消亡了。

自然，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其它社会形态一样，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这种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仍然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修、反，存在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它们就要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必须时刻准备反击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并全力支援各国人民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而不可能关门建设本国的“共产主义”。因此，无产阶级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建成共产主义，只有世界革命胜利了，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才能把全人类和无产阶级自己真正彻底地解放出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同无产阶级的叛徒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极尽歪曲攻击之能事。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出发，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土豆烧牛肉”、“面包蘸白糖”、“吃肉、吃鱼”的资产阶级庸人社会。苏修叛徒集团鼓吹，他们一国可以“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并胡说，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刘少奇、林彪之流与苏修叛徒集团是一丘之貉，都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罪恶勾当的政治骗子。刘少奇胡说共产主义就是“擦胭脂，抹口红，讲生活”，“主要生活资料方面作到‘各取所需’就是共产主义”。林彪更露骨地宣扬共产主义要“拿‘产”字作旗帜”，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非常清楚，这伙叛徒的“共产主义”，实质上也是“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真资本主义。他们贩卖这些谬论的反动目的，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取消无产阶级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必然要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过程，是共产主义因素逐步成长壮大，资本主义因素逐步被消灭的过程。这个转变，无论在经济基础方面，还是上层建筑方面，都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和各种旧势力、旧传统的剧烈反抗，必然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事业，这就必须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必须进行长期的、坚韧不拔和英勇顽强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以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创造条件来实现。苏修叛徒集团胡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和阶级对抗”，显然是一种抹煞矛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的谬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不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社会主义阶段各条战线的每一个胜利，从长远来看，都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准备，因此要不失时机地不断从一个革命进程转到另一个革命进程。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两个不同质的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在条件不具备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随意变革。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密切结合起来，积极创造条件，有准备、有步骤地实现共产主义。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要实现共产主义，关键在于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制定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工作的总纲，是照耀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灯塔。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以来，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论苏修叛徒集团还是林彪一伙，都不能改变这一历史发展规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虽然竭力作垂死挣扎，但阻挡不住历史洪流的滚滚向前。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道路尽管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战斗团结，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那就必将能够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扫除一切污泥浊水，使整个人类得到彻底解放。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亿万革命人民一道，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旗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后记

本书由上海师范大学的同志编写，第一章和第三章为钟皎同志写，第二章为顾思同志写，第四、第五两章为郑教文同志写。出版前编者作了一些修改。

本书在组织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文汇报》编辑部和上海师大革委会的大力支持、帮助，谨此致谢。

编者1975年5月学点社会发展史钟蛟、顾思、郑教文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新華店发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787x1092毫米82开本4.75印张96,000字1975年6月第1版197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000,001-500.000书号11168·10定价0.2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