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思维方法

我们上节学习了认识的形式，今天接着学习思维方法，我们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时总是要进行思考的，这是离不开一定方法的。思维方法和认识形式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但唯物辩证法并不仅仅是讲形式的定义和思维办法有哪些，更要阐明这一内容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教导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矛盾。形式逻辑是对我们实践经验的一般性总结，具有普遍性，真理也是可以符合形式逻辑的，是我们思维过程不可或缺的。但它并不是深刻的理性认识，更多是起辅助作用，按照形式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是不能作为科学分析事物矛盾的出发点，要抓住事物的本质。

概念的形成，判断的确定，推理的进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逻辑方法。要使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就应当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什么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呢？总的说来就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是一个总体，它是由许多互相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着的具体方法组成起来或体现出来的，这些具体方法主要的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等。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深入地探讨这些方法，只能极简略地说一说它们的特点以及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1。归纳和演绎

归纳和演绎是运用得极其广泛的推理方法。如前所述，人们认识的前进运动，总是在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的。由特殊到一般，就不能没有归纳（虽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归纳）。因为如果不从许多个别或特殊的事物中抽出某种共同的东西，就无从得到一般的知识。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一般性的论断，虽然主要地不是靠归纳得来的，但是却离不开归纳的作用，这是考察了中外反动派貌似强大而终归灭亡的成千成万的事实而发现的共同的东西。当然主要还是在于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和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导致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同时也带来了技术的进步，重工业的高速发展，经济危机的连续爆发，并最终形成一个个庞然巨物的控制整个部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垄断组织。

尽管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竞争，然而这种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还存在着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垄断组织内部的竞争、垄断组织和非垄断组织的竞争、国内垄断组织和国际垄断组织的竞争等。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帝国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资本家之间为了争夺剩余价值，仍要自发性的盲目的服从这一规律，因此竞争与垄断在帝国主义是始终并存，竞争规律是支配着垄断的。 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由其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决定的，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这正是我们通过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非单纯依赖归纳法。

同样，由一般到特殊也不能没有演绎（虽然不能归结为演绎）。因为如果不把某种一般性的知识应用于特殊的场合，就不能有指导地去认识特殊事物。

“美帝国主义也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个特殊性的论断，虽然主要地不是靠演绎得来的，但是却离不开演绎的作用，对美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一般性论断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然主要靠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世界人民力量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来的。不仅如此，归纳和演绎并且是其它思维方法的基础。实际上，人们总是首先在实践中碰到许多个别事例，从个别事例中发现了共同的反复出现的东西（这也就是在头脑中进行归纳的过程），然后才迫使人们去分析研究这种共同的反复出现的东西，思考问题的本质。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时候起，中国的先进人物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他们碰到的事实却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无数的事实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这个结论开始是从许多个别事例中归纳出来的，是还没有完全理解的。

但是，这个结论却迫使人们进一步研究问题：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而中国却不能有？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才迅速地接受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这个思想武器的指导之下认识了中国和世界的形势，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的原因，得出了 “走俄国人的路”的科学结论。

试想：如果开始时没有一个归纳的过程，人们怎么会提出上述的问题，又怎么会去思考上述问题的本质呢？

当然主要还是在于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清政府保皇派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梁启超康有为想要通过戊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再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希望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打着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宣扬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都是失败了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并依附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始终表现出不坚定的态度，往往是软弱动摇的，甚至是要叛变革命。这一现实决定了资产阶级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同样，人们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事物时，开始也有一个演绎的过程作基础。 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首先就得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中国也适用，这就是一个演绎过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动手去具体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才谈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

试想：如果开始没有一个演绎过程，不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适用于中国，怎么谈得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呢？由此可见，归纳和演绎是思维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归纳和演绎是矛盾的双方，它们是互相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没有归纳，演绎的前提就无从产生；没有演绎，归纳的成果就不能扩大和加深。

纳和演绎总是交替进行，互相补充的。简单的说，归纳就是从个别到一般，演绎就是从一般到个别。归哲学史上的归纳派片面抬高归纳的作用而贬低演绎的作用，演绎派则片面地抬高演绎的作用而贬低归纳的作用，都是错误的。恩格斯说得好：“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归纳和演绎虽然是思维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但是仅靠归纳和演绎是远远不够的。

先看归纳。如前所述，归纳对于帮助我们从特殊上升到一般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本身具有重大的缺点。第一、归纳过程实质上是从许多个别事物中抽出共同的、经常出现的东西的过程，然而这种共同的、经常出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这些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就像观察了许多人之后，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两足无羽毛的动物，这个结论就显然没有抓住人的本质即社会性，没有看到不同的阶级属性。

第二、即使归纳的结论已经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个本质，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在观察了蒸汽冲开壶盖之类的许多个别事例之后，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从热中可以得到机械运动。这个结论是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甚至可以制造出蒸汽机来。可是为什么从热中可以得出机械运动呢？即令我们观察了十万部蒸汽机，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恩格斯说：“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 虽然知道热能可以转化为机械能，但并不了解其中的原理，实际上加入蒸汽机的燃料燃烧后产生热能，使水变成高温高压的蒸汽，蒸汽的内能增加。蒸汽在汽缸内膨胀，推动活塞运动，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而这一运动或能量的转化，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推动的，一个事物向另一个事物的转化，或者说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变，根本上取决于对立面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当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转变，主次地位移位了，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变化了。 因此单纯通过归纳虽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却无法解释其内在道理。

第三、由于归纳所抓住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质，因而归纳推理就不能保证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而只能肯定结论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换句话说，归纳推理的结论只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

归纳法的结论被新的事实所推翻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例如从前的动物学家从观察所及的现象中归纳出结论：鱼类是终身专门用鳃呼吸的动物 （为什么鱼类只能用鳃呼吸呢？他们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可是后来发现了用肺呼吸的鱼。因为鳃具有丰富的毛细血管，鳃丝表面积大，能与水充分接触，使氧气通过扩散作用进入血液，二氧化碳排出。同时，鱼类的循环系统等也与鳃呼吸相适应，这种呼吸方式适合它们在水中的生活。由于鱼类生活的环境有时会面临缺氧或水体干涸等特殊情况，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它们逐渐发展出了肺或类似肺的结构来辅助呼吸，以适应环境变化，提高生存能力。

黑格尔曾经说过：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恩格斯对这个论断表示称赞，形式逻辑的结论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由此可见，仅靠归纳法是得不出真正科学的结论来的，正如前面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的得出，固然也有归纳的因素，但主要地却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本质的分析。因此这个结论就不是“尚成疑问”的，而是完全可靠的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的唯一根据就是历史上没有先例，他们发问道：难道没有先例的事情今后也不可能发生吗？十月革命的成功也是没有先例的呀！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里企图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和平过渡” 不可能的结论是仅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归纳而得出来的，因而是“尚成疑问”的结 论。这完全是撒谎。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结论决不是仅仅通过归纳得出来的，而首先是通过对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的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分析得出来的。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反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延缓自己的灭亡，守住理想的剥削者天堂，总要千方百计去阻碍社会的变革，镇压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这种对抗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剥削阶级又控制着国家机器，特别是残暴的反动军队，因此只有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即暴力革命，建立人民武装以外部冲突和剧烈运动的形式，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正是基于这一科学分析，我们才能得出结论：历史上从未有过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根本社会变革的先例，未来也不可能出现。而修正主义者企图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来证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种种诡辩终究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只是在作了这样的科学分析之后，我们才断言所谓“和平过渡”的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发生，就连私有制社会之间的取代，封建王朝之间的更替都是离不开暴力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煞费苦心的歪曲，是达不到目的的。

再说演绎。一般说来，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如果前提 是真的，而推理的形式又是正确的，那末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的。这不是很可靠了吗？其实不然。演绎也有它的缺点。第一、要想通过演绎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有正确的前提。但是演绎本身怎么能保证前提是正确的呢？如果演绎推理的前提是仅仅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尚成疑问”的东西；从“尚成疑问”的前提演绎出来的结论，当然也就不完全可靠了。

就像我们在上一节中说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的论断，从推理的形式说来是并无错误的，其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由于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一切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切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第二、即令演绎推理的前提不是仅仅依靠归纳得出来的“尚成疑问”的结论，而是通过一切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而得出来的并且经过实践检验是完全可靠的结论，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演绎推理的结论的正确性有了保证，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演绎推理本身的范围之内，不对新的事物作具体的研究，结论的意义还是极为有限的。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前提中，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适用于中国”，这个结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却不去进一步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进行具体研究，能够得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法等来吗？显然是不能的，而毛主席正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亲身参与并领导了中国革命，总结了国内外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才制定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可见，单靠演绎法同单靠归纳法一样，也不能给我们提供深刻的科学知识。

由此可见，归纳和演绎虽然在认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决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决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个总的认识过程的唯一起作用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还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要揭示事 物的本质，还须在它们的基础上运用其他的方法。

2。分析和综合

客观事物是具有许多规定的复杂的统一体。当我们对它的认识达到了表象的阶段时，对象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反映到我们的头脑里来的。这时我们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认识。但是，这样的具体，还只是感性的具体或直接的具体，还只是一种混沌的未经理解的东西，还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按照认识的真正的任务说来，按照人们对事物的理解程度说来，这种认识还是很贫乏的东西。认识决不能停留在这种混沌的表象的阶段，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去。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去呢？首先就是要从混沌的表象中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得到一些单纯的规定。这种工作，就是分析的工作。但是，这些单纯的规定，一个一个地说来，只能反映对象的一个侧面或一种联系，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会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在我们头脑中处于肢解的状态，就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全面的具体的认识。这时我们的认识虽然超出了感性的具体，但是还处在理性的抽象的阶段，并没有完成认识的任务。因此，还必须进一步探求这些规定之间的复杂的联系，使它们形成一个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从而把对象作为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这种工作，就是综合的工作。综合的成果又达到了一种具体的认识，然而这已经不是感性的或直接的具体，而是理性的或媒介的具体了。

由此可见，分析的过程就是由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的过程，也就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过程；综合的过程则是由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也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

分析和综合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过程，然而又是互相依赖、互相转化 的过程。首先，分析和综合是互相依赖的。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 这是很清楚的。没有分析，就得不到反映对象的各个侧面的各种规定，当然无从进行综合。但是另一方面，分析又总是以在它之前进行的某种综合的成果为指导的，并且分析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下一步的综合。

没有综合也就无所谓分析。分析和综合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分析到了一定的程度，思维的行程就倒转过来，转化为综合；综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开始进一步的分析；认识的深化过程是伴随着分析和综合的交替过程的。

就像我们在讨论时政新闻时，尤其是最近的俄乌冲突以及关税战，实际上就是运用了分析和综合的方法。 我们先认识到不管是代理人战争还是关税战都是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自身的经济困境，往往通过发动战争或采取关税壁垒等手段来转嫁危机。没有综合就没有分析，因为对事物的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的综合认识基础之上，并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正是在马列毛主义的一般指导下，对这些政治事件进行科学分析的，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丰富我们已有的认识，进入新的综合阶段，不仅要看到战争或贸易战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根本上还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要认识到正是这些手段本身，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帝国主义依靠转嫁危机的方式，无法消灭经济危机，相反，它们只会为下一次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奠定新的物质基础，应对危机的方法越来越少，资产阶级已经穷途末路了。而且经济危机的加剧还会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垄断利益，为国内严重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不得不拼命争夺殖民地，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帝国主义越来越依靠殖民地过活了，完全沦为叮咬在殖民地身上的寄生虫。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趋势，极有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而这场大战的最终结局，必然会引发新的世界革命，这是不可避免的，不以普京、特朗普还是习中修的哪个帝国主义头子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到底是哪一天爆发，我们无法作出判断，只能根据时局的发展做个方向性的推理和大致的预估。

现在局势更加恶化了，尤其是美帝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和其他帝国主义和附属国的矛盾更加激化，对欧盟、日本、中修、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等不同程度的征收高关税或强迫其降低本国关税开放市场，以维护美帝垄断资本家的高额垄断利润，刺激美国资本重回本土市场投资，借此来摆脱经济危机，其他国家已经实施反制裁措施，这无疑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持续，关税战越打越大，但最终为这一战场买单的还是美国人民。由于高关税政策带来国内商品价格高涨，基本生活资料相对短缺，这又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导致劳动群众更加贫困化，这反过来又会加剧经济危机，可见美帝现在已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革命的时机越来越成熟，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会将美帝彻底埋葬。

分析和综合的实质是什么呢？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说明。他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 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 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

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

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由此可见，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归根到底就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暴露矛盾的方法。事物就是矛盾。要把事物整个地具体地在思维中再现出来，就是要 “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 。

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首先就要进行分析工作。就是说，要在大略的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发现矛盾，并对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掌握它们的具体特点，也就是“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 。这一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 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做到这一步为止，是不是够了呢？

还不够。因为尽管我们对每一对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已经了解（其成果表现为许多概念，即许多“单纯的规定”），但是我们还不了解每一对矛盾的双方的相互关系，还不了解每一对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各占什么地位，还不了解各对矛盾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样，我们还不能整个地具体地认识事物，我们的认识还是抽象的。因此，在分析的基础上，还必须进行综合的工作，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只有做好了这一步工作，才能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 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其成果表现为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系统），达到把事物整个地具体地在思维中再现出来的目的。显然，这是符合于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科学方法。

我们知道大多数事物的内部矛盾并非单一的，往往是至少由两组以上的矛盾构成的，尤其是对于复杂事物内部更是包含着多重矛盾。从矛盾的性质来看，可以分为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而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具体过程中，矛盾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我们在分析事物时，必须努力找出其根本矛盾，同时明确在具体阶段和具体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也不开一般性认识的指导。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某一组矛盾，而应对所有存在的矛盾进行系统研究。只有通过全面分析各类矛盾，才能判断哪些是根本矛盾，哪些是非根本矛盾，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得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而像性别矛盾、学生之间的矛盾、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劳动群众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等，都是非根本矛盾，都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根本矛盾支配的。可见对矛盾的全面研究是极为必要的，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作出科学的判断，才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在革命导师们那里得到了模范的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综合。他抓住商品交换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事实，从最单纯的规定价值和使用价值出发，依次增加新的规定，说明各种规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结果就以概念和逻辑的系统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全部丰富内容清楚地揭示出来了。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首先依据巨量的材料，指出了帝国主义经济五大特征，并对每一个特征分别作了分析，然后进行综合工作，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首先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别地进行了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一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首先对中国三千年来的社会状况以及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之后所引起的变化分别作了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得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即确定谁是朋友，其中无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农民阶级（尤其是贫下中农）是最广泛的同盟军。

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与革命，同他们建立了统一战线。谁是敌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都是我们的敌人。由此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

正是基于这种阶级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于以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并非由资产阶级领导，也不是为了在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并通过联合农民阶级及其他进步力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从本质上看，这种政权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但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尚未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彻底改造，没有在所有制方面完成根本性转变。

在分析完革命的性质后，毛主席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他认为，由于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其中，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他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是先分析，再综合，得出结论，然后引出下一个问题，再继续进行分析和综合。最后，他对以上所作的全部分析作了一个总的综合，指出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重任务；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在《论持久战》中，他首先指出中日双方的互相矛盾着的特点：日本虽然是一个工业化强国，但国土面积狭小，人口较少。日本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带有极大的退步性，在国际上没有太多支持，日本的外部援助是十分有限的。 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拥有四万万人口和广阔的国土，但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工业发展滞缓，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并且中国的抗战性质是反抗侵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因而具有进步性，并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支持。

尽管国内存在亲日的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像汪精卫政权和溥仪的伪满洲国政府等，但抗战的基本方向仍然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实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日。 在这个基础上，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具体特点，并将分析的结果加以综合，得出了“抗战必胜，但将是一场持久战”的结论。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战争的长期性，还为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辉煌的范例。

3。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

为了要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不仅要考察事物的现状，而且要考察事物的历史。在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不是从来如此，而是由它的先行阶段合乎规律地准备起来的。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能深刻地了解它的现在，也不能准确地预见它的将来。列宁在说到研究国家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一样，要正确地认识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 毛主席在向全党发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时，指出要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和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其中说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 史。” 这些指示都表明了对事物作历史考察的必要性。怎样对事物作历史的考察呢？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对事物的历史的自然行程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但是有它的缺点。“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 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

另一种方法则是撇开那些起干扰作用的偶然现象，抓住事物的内部矛盾，去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把事物的发展进程以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它最能体现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因而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 。

这种方法与前一种方法实质上是一致的，逻辑的方法只不过是撇开了偶然因素的历史的方法而已。而且，“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的研究，并不是要叙述几千年私有制历史的进程，而是从商品的起源和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研究了商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及其背后隐藏着的生产关系，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揭露了人与人的关系，劳动与劳动的关系。当然马克思的研究不可能像历史叙述那样罗列所有的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剔除偶然性的因素，着眼于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商品交换和社会生产的性质。

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交换的规律和价值规律并不显现，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更多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依附。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压迫与奴隶制的残余有着深刻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基于商品交换，而是依赖于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商品关系力图将社会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人的良心、荣誉、廉耻、知识、器官、身体等都明码标价，价值规律就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和交换，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交换背后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采用的就是逻辑的方法，即“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 —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 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 就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用到了历史与逻辑的方法。他们从原始社会这一无阶级社会开始研究，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产生了国家，这一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又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制都是如此，只不过统治阶级由台前走向幕后罢了，永远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能建立体现劳动人民意志的民主国。

我们可以看到导师们依次分析了由原始社会的无国家状态怎样过渡到奴隶占有制国家、农奴制国家以至资产阶级国家，指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 而资产阶级国家决不像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而只能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农的统治权力的机器”。

最后分析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整个过渡时期都要如此，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等到全世界已经彻底消灭了剥削和产生剥削的可能时，阶级和国家才能自行消亡。但在这个过程导师绝不是像写流水账一样把这几千年历史进程一一描述出来，而是根据阶级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逻辑的方法抽引出来，形成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痕迹，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消亡的历史规律和国家的本质。

毛主席在考察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时，不仅考察了旧中国当时的状况，而且一直追溯了周秦以来的三千年左右的历史。但是毛泽东没有去详细叙述中国三千多年历史发展的细节，而是用逻辑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作了概括的考察。他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农民的英勇反抗，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接着，他又分析了 1840 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变化，指出这种侵入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 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主要方面是后者，前者只不过是侵略带来的客观结果，帝国主义的主观愿望绝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抢占市场，榨取垄断利润，这才是帝国主义的目的。

然后，他指出近代和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 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样，毛主席就把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客观根据科学地揭示出来了。

之前红花写的《公妻制的网络形式》中批判“手淫”的公妻制思想的内容，实际上也是运用了这一逻辑方法，从奴隶主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分析了公妻制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进程，重点分析了公妻制的最新形式即网络公妻制，腐朽的帝国主义试图将整个社会各阶级都纳入到这一领域，妇女以所谓的自由人身份却遭受了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最大屈辱，手淫作为公妻制思想的补充也造就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

我们必须指出手淫是在色情思想和资审美思想指导下的压迫妇女的行为，通过意淫和色情产品建立虚拟的后宫世界，和幻想的意淫对象建立裤裆恋爱关系，只为满足个人淫欲，丝毫没有考虑到色情产品或意淫的对象可能是被强迫拍摄色情视频的妇女，可能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妇女，可能是经济经济下失业的妇女。也没有考虑到自身的行为会推动资产阶级色情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网络公妻制，迫使越来越多的失足妇女加入卖淫行业。

而资产阶级政府支持或放任色情产业发展除了谋求利润之外，也是为了控制青少年的思想，学生受到资学业和奴隶制家庭的压迫，工人受到资本家和债务负担的压迫，往往就会产生反抗情绪。而色情产品等精神鸦片就可以麻醉人的意志，涣散人的精神，被色情温柔乡俘获的人就企图通过手淫逃避现实压迫，被驯服为只懂交配不敢反抗的性奴才。

有的人认为手淫是个小事，是个人生活作风，不应该进行批判，没有抓住主要方面。这是错误的，我们批判手淫是为了揭露这种行为的思想问题，这种行为产生的社会根源，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就像昨天有同志主动揭露自己的手淫行为，这是愿意进步愿意改造的表现，但是更要落实到实际中去，更要从思想上批判这一行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当然我们承认一些人手淫的很大原因就是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思想灌输导致的，使得手淫普遍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但主要是内因，是个人思想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色情思想的斗争，反应了社会的阶级矛盾，试想下如果放任不管，这些被手淫俘获的青年们认识不到自己思想上的反动性，何时能摆脱手淫和色情思想呢？怎么能更进一步参与革命呢？

我们要坚决和公妻制思想和色情思想作斗争，要从自身做起，任何一名想要成为革命派或者说追求进步的的同志都应该从手淫这一肮脏的龌龊的阴暗的老鼠窝里走出来，要到劳动妇女中接受再教育，去太阳底下晒晒霉气毒气臭气，要自觉地和一切小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具有压迫性质的反动思想做出最坚决的斗争。我们必须要从实践上和思想上彻底改造这一反动实践，要以革命者的标准时刻审视自己要求自己，不破不立，破色情思想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男女平等观念也就立出来了，我们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牢记被压迫妇女的血淋淋的悲惨遭遇。我们要时刻谨记着红色娘子军歌词所说的，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革命战士的责任重，妇女要翻身。

以上，我们对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作了简略的论述。

应当指出，这些方法并不是思维方法的全部；而且，在实际思维过程中，人们决 不是孤立地运用某一种方法，而是综合地运用着各种方法的。所有这些方法，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对感性材料实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从而达到深刻的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