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

一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9月6日

声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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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观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复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二 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9月13日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1963年9月26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1]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2]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3]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4]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5]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6]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7]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8]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9]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10]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11]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12]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复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复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回避了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只是浪费时间”，“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四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1963年10月22日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页。）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页。）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五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1963年11月19日

前言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三十页。）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百四十八页。）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13]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14]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15]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16]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17]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18]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19]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20]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21]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22]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23]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24]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25]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26]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三十七页。）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编，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二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十七页。）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八页。）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百三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页。）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塞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鲁晓夫说过，“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五十八页。）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八页。）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三十七页。）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一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但是，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12月12日

前言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问题，要算是赫鲁晓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苏共领导口口声声说，他们忠实于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们把世界各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记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赞成和平共处，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领导把自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许多言行，说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鲁晓夫等人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又是怎么样的货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零九页。）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

直到一九二○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一页。）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三页至一百二十四页。）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百二十七页。）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百四十五页至四百四十六页。）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九十二页。）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列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百三十三页至三百三十四页。）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至三百七十六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二十九页。）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六十三页。）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六页。）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真理报》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七页至四十八页。）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七十页。）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四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们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们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们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们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27]。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28]，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29]。

（二）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30]，“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31]。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32]。

（三）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33]，“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34]。

（四）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35]。

（五）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36]，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37]。

（六）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38]。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39]

（七）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40]。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41]。“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42]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43]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44]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页。）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页，第三百四十七页。）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45]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46]，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47]。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48]。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49]。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50]。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51]。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52]。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53]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54]。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55]。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56]。“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57]。“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58]。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59]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60]。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61]。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62]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63]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64]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65]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66]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67]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68]，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69]。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70]。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七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前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三页。）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谁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谁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谛，并且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创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统地、透彻地阐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巴枯宁派、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马克思的学说，指责马克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们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纲领代替国际的纲领。他们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择手段地拼凑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调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四页。）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糟蹋党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四十三、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二页。）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页。）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们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伟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论，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页。）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维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别，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列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纠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别，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咒骂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说：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二十六、一百五十四页。）

列宁明确地表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列宁：《统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百二十六页。）

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维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们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百三十四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十五页。）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经验和教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五页。）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五页。）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贿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列宁：《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三十四页。）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贿买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 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复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复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尊守”的“原则”。^[71]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72]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经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说，“看来很清楚，赫鲁晓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愿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73]他们说，“赫鲁晓夫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许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贡献。”^[74]“我们应当感谢他错误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感谢他突然提出许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75]

他们认定，赫鲁晓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设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76]“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77]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78]“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79]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80]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页。）现在，帝国主义老爷们正是怀着满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鸣锣开道。

苏共领导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险，但是他们却企图嫁祸于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诽谤，逐一加以驳斥。

驳所谓“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这还了得！

但是，我们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封不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诚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说得很正确。这个党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驳所谓“争夺领导权”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页。）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二十二页。）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页。）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须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81]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82]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用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

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讨论，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带有特别尖锐的形式。

从根本上说，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仆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间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们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些受到这些国家的党的修正主义集团排斥和打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共领导这样颠倒黑白，难道能够掩饰和改变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相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就拿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来说吧。

比利时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随着这个党原来的领导集团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期间，竟然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帮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平息叛乱。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刚果人民武装反抗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赞成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和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迅速地、全部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83]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赞扬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包含有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84]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〇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85]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86]，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87]，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88]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辩。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连本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辩。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89]，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90]，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耍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你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91]，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辩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场。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团结”，怎样咒骂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搞假团结，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绝不允许用阶级合作或者阶级投降代替阶级斗争，绝不允许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允许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而绝不允许用自己一个党的纲领代替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纲领。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绝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绝不允许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绝不允许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则。这就是说：

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则，绝不允许纠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绝不允许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分工”，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纲领、路线、决议强加给其他兄弟党，绝不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颠复活动，绝不允许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属国； 必须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允许挟持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一党的错误路线，绝不允许利用自己的或者别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声明、领导人讲话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领导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他们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加强。这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势，整个说来是大好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袭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它虽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现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愿意再一次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加强中苏团结。

尽管我们同苏共领导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满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团结，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八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1964年3月31日

前言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诡辩改变不了历史——谎言掩盖不了现实——驳所谓“议会道路”——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我们的希望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门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着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92]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93]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94]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95]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96]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97]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式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购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98]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99]“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击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00]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101]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102]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103]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104]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105]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106]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107]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页、第三百八十八页。）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上，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108]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109]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110]“几乎是和平完成的”。^[111]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112]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113]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114]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覆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115]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116]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117]“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118]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多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拼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作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119]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120]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它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页。）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复辙。

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121]把武装斗争“绝对化”，^[122]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123]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则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吧。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现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的，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们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12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

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125]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126]“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127]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128]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129]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130]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131]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计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说：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132]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133]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简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134]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135]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饰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说，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统了”。^[136]

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137]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挥舞指挥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阶级化了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摇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鲁晓夫来，都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说，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说的，“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页。）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说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页。）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烦，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骗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错误道路的。我们相信，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绝不能阻挡革命的历史车轮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领袖们自己不革命，绝对阻挡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写道，当考茨基已经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页。）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许多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视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见。

果雷说，“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他们太性急了。但是，谁能够说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带有甜味、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勇敢精神、没有大胆行动、爱好统计、一心一意要同资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协议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人民愤慨情绪的摧残者，是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页至第三百二十九页。）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描述！列宁说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现在，人们会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吗？人们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来做本文的结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附件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提纲）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１、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２、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３、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１、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２、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３、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４、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５、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６、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７、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展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九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4年7月14日 ​

前言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纲领，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报刊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并且指责我们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批评是什么“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什么“脱离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要他们“向后倒退”。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究竟是谁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苏联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究竟是谁要苏联向后倒退的吧。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还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38]列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139]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140]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上述这些差别和现象归于消失，要使资产阶级法权归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这些差别已经消失，只有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消失，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完全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说：“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１，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２，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３，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４，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他们在各方面同无产阶级进行隐蔽的或者公开的斗争。他们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141]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142]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143]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44]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145]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阐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146]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147]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有名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离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148]“没有阶级冲突”，^[149]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位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150]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吨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151]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152]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153]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154]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155]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象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156]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157]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158]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升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159]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160]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象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161]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162]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163]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164]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165]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吨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166]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167]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168]

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中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169]这是毫不奇怪的。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卫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赢得了拯救人类的伟大胜利。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继承着列宁和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和向往共产主义。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集团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有许多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坚决反对的。苏联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抵制和反抗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迫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伟大的苏联人民，正在为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而斗争。

驳所谓“全民国家”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170]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不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

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们的谬论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评以后，急急忙忙出来作辩解，竭力为“全民国家”制造“理论”根据。他们说，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们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171]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

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著名原理。对于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列宁曾经有过明确的解释。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172]

列宁还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173]

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并不是象苏共领导所说的仅仅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指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时候。

同样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列宁说：“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174]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75]

可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根本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捏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辩护，还费尽心机地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硬说成“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176]他们颇为得意地说，中国人是不敢援引马克思这句话的。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似乎真的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列宁仿佛早就预见到修正主义者将会怎样利用马克思的这一句话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了精辟的说明。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是，马克思接着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就是说，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制度！！这不是矛盾吗？”列宁回答说，“不矛盾”。他接着用列表的方式，说明了从资产阶级国家到国家消亡的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

列宁说，“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十分清楚！！”

在列宁的表式里，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消亡。列宁正是用表式说明，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制度了。

可笑的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时候，竟然也引用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书中的这一段话。他们在引用了列宁的话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说：“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177]

如果列宁所说的前两个时期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在他们那里，国家就应当消亡了，又何来一个“全民国家”呢？如果国家还没有消亡，那么，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自己的“全民国家”辩解，还竭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他们宣扬，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赫鲁晓夫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竭力发展民主的路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178]

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一窍不通，并且加以恶意的歪曲。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

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不允许他们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179]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劳动人民中实行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发扬民主，只有取消对敌人的专政和镇压，实行什么“全民的民主”。

这种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是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说：“‘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话，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180]

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181]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随着消亡了。

拆穿了说，赫鲁晓夫大事吹嘘的所谓“全民民主”，同所谓“全民国家”一样，不过是一堆骗人的鬼话。赫鲁晓夫拣起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的破烂，修修补补，加上他自己的印记，无非是用来作为欺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幌子，掩盖他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谓“全民国家”，的的确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最近，苏联报纸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斗争”，即使仅仅对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要当作“败类”，给予“无情打击”。^[182]尤其骇人听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们是死也不肯放弃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驳所谓“全民党”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83]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这些都是“死板的公式”，而他们那个“全民党”，却符合“党的发展的现实的辩证法”。^[184]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煞费苦心地想出了几条为“全民党”辩护的理由。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所谓“全民党”，是由于：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想出的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表明他们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

列宁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人严肃地谈话呢？同志们，难，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谈论的问题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对这种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185]

现在，我们也不妨分析一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作的显然极不严肃的回答。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全民党”以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应当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样，共产党岂不是从它建立的头一天起，就成为“全民党”了吗？

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列举的这种种“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赫鲁晓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党”，并且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186]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187]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188]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189]他们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列宁，说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

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门徒。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190]

事实很清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所谓“全民党”，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列宁说过：“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的。”^[191]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把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重新提到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面前。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他又说，“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2]这完全是骗人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把苏联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着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呢？

赫鲁晓夫挂起“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可是，这种骗人的把戏是不难拆穿的。明珠不容许鱼目来混杂，共产主义不容许修正主义来冒充。

科学共产主义有它确切的涵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93]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向共产主义发展。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194]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在苏联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经占据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统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正在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逐步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逐步蜕化成为富农经济。这又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一小撮人富裕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基础上。伟大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祸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鲁晓夫经常在重重矛盾中挣扎，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从这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所走的路，也是背向共产主义的。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为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国家消亡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存在着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机器，而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机器。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使国家重新成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苏联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正在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论什么共产主义，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只要拿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使苏联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因而距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赫鲁晓夫打起共产主义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利用这块招牌，欺骗苏联人民，掩盖资本主义复辟。他还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块招牌的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不仅自己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而且还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服从它的私利，不许反对帝国主义，不许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听从它的摆布，实际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赫鲁晓夫集团又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服从它的私利，放弃革命斗争，不去打扰它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的清梦，听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宰割。

总之，赫鲁晓夫提出的在苏联“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195]这种欺骗苏联人民、挑拨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们从不怀疑，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破坏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反对和抵制赫鲁晓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196]这种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我们衷心祝愿苏联人民的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赫鲁晓夫鼓吹的“关心人民福利”，“让每个人都过美好的生活”，完全是假的，骗人的。广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被赫鲁晓夫折磨得已经够苦了。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197]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在赫鲁晓夫的心目中，科学共产主义连影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他说，他对美国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为这些成就高兴，有时候也有一些羡慕”。^[198]他大肆吹捧美国大农场主加斯特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件，^[199]实际上把这封信作为自己农业方面的纲领。他不仅要在农业方面学习美国，而且要在工业方面学习美国，特别要学习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原则。他很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硬说在垄断资本统治和奴役下的美国人民“生活得不坏”。^[200]他还指望用美帝国主义的贷款来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和匈牙利的时候，还一再表示愿意“从魔鬼那里获得贷款”。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难怪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201]

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稀奇。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202]

这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随着‘土豆烧牛肉’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203]英国首相霍姆也说：“赫鲁晓夫先生还说过，俄国牌的共产主义是把教育和土豆烧牛肉放在第一位的。这很好。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而且我高兴的是，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204]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205]杜勒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赫鲁晓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可见，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哟！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哟！

我们奉劝帝国主义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同样是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保祐帝国主义长寿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曾经发生过反复和曲折。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206]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尝试算起，还不到一个世纪；而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已经有过巴黎公社的例子，有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在当代，也发生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政权几乎遭到覆没。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容易看得到的，是比较注意的，是比较警惕的。

对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提供了这样的教训。但是，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

可是，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和具体工作上，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经过历次整风运动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资本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级领导机关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决不应当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而必须引起充分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207]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对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附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苏联人很了解，我们党和政府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和希望。

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苏共中央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已经出现的分歧，并在今年一月份提出了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停止公开论战、以便平心静气地和实事求是地讨论争执问题、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苏共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热烈支持。随后达成了关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的协议，现在会谈正在莫斯科进行。

苏共中央曾经希望，中国同志也像我们一样，表现出诚意并促进会谈成功，以利于我们的人民，以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遗憾的是，正当对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一事已经达成协议，当代表团已经委派，会谈日期已经商定的时候，中国同志不是把现有的分歧拿到这次会谈期间去讨论，而是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这一点表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上，这封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

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包含有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看了这封信后得出结论，正如你们从今年六月十九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所得悉的，认为那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不适宜的。发表信件，自然就要求我们方面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煽起激动情绪，从而恶化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由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的会谈即将举行，当时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尤其是不适时的，因为我们认为，会谈的目的是，通过在同志式的气氛中研究现存的分歧来帮助我们两党在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更好的相互了解，为准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使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会全体参加者了解中共中央的信件是必要的，并且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的实质告诉了大家。

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进一步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被实际生活、被国际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的路线。中央全会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全会表达了我们全党的意志，声明自己准备和决心始终一贯地执行团结兄弟党和克服现有分歧的方针。全会声明，我们党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苏共和中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兄弟友谊，以利于为我们共同事业的斗争。

遗憾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我们所表现的克制。他们把我们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论战的真诚愿望竟然说成是要向共产党员，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国同志把我们的忍耐当作软弱，不顾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越来越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违法散发用俄文大量刊印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国同志不以此为满足，开始在全世界加紧宣传和散发旨在反对我们党的这一信件和其他文件，不惜利用帝国主义的出版社和通讯社来达到散布这些文件的目的。

事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当苏联外交部提醒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这种粗暴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时候，中国人员不仅没有停止这种行为，而且还以示威的方式说，他们认为在苏联继续散发信件是自己的权利。

七月七日，在莫斯科会谈已经开始以后，北京举行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官方人士在会上把由于违法散发攻击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材料而被从苏联撵走的中国工作人员当作英雄予以欢迎。在会上，中国官方人士在兄弟的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的感情和情绪，同时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有权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辩解，并且实质上想赋予自己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权利，当然，这是苏联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许的。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只是导致关系的加剧，并且只会带来害处。

《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社论又一再攻击我们党，歪曲地解释在苏联报刊上未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

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

读过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看到想贬低我国人民争取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企图。还有什么对苏共和苏联的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一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苏维埃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着斗争。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当伟大的列宁还领导着我们国家时起直到今天，我国人民始终给予所有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援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科学和技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为解放自己祖国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都充分地感到了苏联人民和我们党的兄弟支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政府就同人民中国的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犯的强大手段，是加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因素。

苏联人民把自己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慷慨地介绍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我国过去和现在对发展人民中国的经济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人民中国建成了用最新设备装备起来的一百九十八项工业企业、车间和项目。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苏联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就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六○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这本以窜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旨在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字）的基础，反对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一九六○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骤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尝试同中共领导人讨论已产生的分歧。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呼吁他们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视同志式的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的建议。会谈于一九六○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地不愿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未能克服已产生的分歧。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玩花招而已。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作为传声筒，以便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他们背着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谋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工作者举行了会谈。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原则性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变地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给我们共同事业造成的危险后果。当时我们建议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苏共中央还建议在交换内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方面协调立场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没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再一次表现出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的主动精神。赫鲁晓夫同志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我们这种真挚的呼吁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机构开始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我们对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感到遗憾。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苏中联系，发展合作。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主张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联系。本来，中共领导应该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表现关怀。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不考虑这种行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没有把由于谁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诋毁苏共内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我们对中国同志说过，不要以所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为转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赞扬、时而咒骂这个或那个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间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久确立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继续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在一九六二年，由于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都受到了威胁。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说，“白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针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责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调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二

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为什么中共领导如此纠缠不休地提出这种论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立场呢？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说吧。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说到和平与和平共处。

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军等等，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场，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因此，论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领导立场的弱点越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认为，似乎争论的性质是烦琐的，似乎谈的只是远离迫切问题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

各共产党一致认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一评价记载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各共产党集体制定的、规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政治方针的文件中。

但是，中共领导人现在提出了同它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日益分歧。

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在评价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和吞吞吐吐，要知道，问题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十分坦率地告诉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

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我们现实地估计世界力量的对比，并由此作出结论：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还冷静地估计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只说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这样的炸弹已经积贮了成千上万个！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吗？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应该的。这不可能像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而斗争。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项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的意义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善良动机的结果，而是现实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它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得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同。声明中强调指出：“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个声明上也有中国同志的签字。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宣传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这些论点表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同志违背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可见，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战争罪魁的计划，能够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谋得和平。在中国同志响亮的革命词句的后面是什么呢？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既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在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这些和平力量按其阶级成份和阶级利益来说是不同的。但是，争取和平、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

走上中国同志所建议的道路，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推离曾经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和英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赢得各国人民同情的各国共产党。

现在，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的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旦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在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该受谴责的。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说了许多关于似乎为了革命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之类的话。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试问中国同志：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他们建议采取何种手段？

我们完全赞成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相信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而且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点能通过阶级斗争实现，而且能尽速实现。这一历史问题应当由谁来解决？首先是每个国家中以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争取巩固和平的斗争，的确用不着了。我们不能走这种冒险主义的道路；它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世界战争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者决不想自动退出舞台，自动躺入棺材，而不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最极端的手段。

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我们清醒地估计到这点。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十分清楚。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这样回答他们：难道我们请求你们，要你们发动战争，在消灭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毁灭我们的国家吗？要知道，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比较少的一撮人，而资本主义各国居民的基本组成却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下，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都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实现，无需外来的军事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让可能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任何一个真正珍视人民利益的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争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争取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责任。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表达我们党的路线时曾经说：“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宣布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了，它对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发生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影响提高了。

中国同志把这样一种说法硬加于我们：似乎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关系的原则仅限于“和平共处”的概念。他们清楚地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首先宣布友好和同志互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并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一原则；我们正在给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以大力的和各方面的援助。可是，他们仍然出于某种考虑，认为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完全歪曲对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迹、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一切有争执的国际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获得了成果。我国在全世界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这应当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威力以及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苏共中央声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奉行，将来仍要奉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党认为这是自己对苏联人民和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职责。保证和平，就是要最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从而加强它对解放斗争的整个进程以及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一方和中共领导人为另一方，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的深刻差异，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次尖锐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来没有像去年十月那样接近过热核战争边缘。

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原注：这种断言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我们当时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了反击侵略，为了有效地保卫古巴革命，需要最坚决的措施。诅咒和警告——即使把它们叫做“严重警告”并重复它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

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因为这是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在古巴设置火箭曾经意味着，进犯古巴，就将使侵略的组织者遭到使用火箭武器的坚决回击。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简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

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人们这样称呼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运进火箭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且相信我们做得对。我们相信，我国全体人民也都抱同样的看法。苏联人不止一次用事实证明，他们善于捍卫自己，保卫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谁也没有他们更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战争会使各国人民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和牺牲。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并约束其盟国也不这样做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支持，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结果保卫住了革命的古巴，拯救了和平。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由于苏联的勇敢而有远见的立场，由于英勇的古巴人民和他们政府的坚定和刚毅，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证明，它们能够约束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强迫战争拥护者同意和平。这是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力量、战争冒险政策的失败。

结果，革命的古巴过着和平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人民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领导下建设着社会主义。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话是绝对信不得的，特别对苏联竭尽侮辱和谩骂之能事。

我们生活在存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如果认为这两种体系各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只用武力解决，排除任何谈判和协议，那是荒谬的。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无休止了。我们反对这种态度。

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了保证。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也对古巴人民作了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要援助古巴人民。每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们像在古巴领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领土上援助他们。诚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的时间稍微长些，但是它们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

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把苏联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兄弟声援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为什么中国同志顽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这一评价呢？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的行径是怎样的呢？中国同志在这危急的关头提出自己的独特立场，同苏联政府的现实而坚定的方针相对抗。他们遵循某种自己的特殊概念，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在这之前曾经论证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紧要的关头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听到中国领导人发表过关于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古巴革命的声明。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显然企图使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局势更加尖锐化，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竟敢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一方面是“不可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必要的。他们引经据典来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储核武器，威胁要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不，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这将是犯罪性的无所作为。

一切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对各国人民的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懂得这一真理。他们若干年来一直进行、今后也将进行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这种武器的顽强和坚持不渝的斗争。

在为和平而斗争，提出全面裁军的口号时，我们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闭目无视困难。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力拖延和破坏关于裁军的协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利用军备竞赛来发财致富，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但是，我们是否应当随波逐流，听任帝国主义摆布而不动员一切力量来为保障和平、为裁军而斗争呢？

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向侵略势力、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而我们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进行裁军，能够防止战争。为此，他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应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起来的力量。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拥有这样的优越性，即可以依靠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实力和防御威力。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比起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十年来，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我国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且比现在弱得多。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了。因此，现在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就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

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阵营中，还存在着反对裁军的强大势力。但是，正是为了强迫这种势力退却，必须激发各国人民的愤怒来反对它们，迫使它们执行各国人民的意志。

各国人民希望裁军，并且相信，共产党人才是各国人民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斗争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不是一个策略手法。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弗·恩格斯在上一世纪末就曾指出，裁军是可能的，并称裁军是“和平的保证”。在我们时代，裁军的口号是弗·伊·列宁作为一个实际任务而首先提出来的，苏联关于全面的或局部的裁军的第一个建议，在一九二二年的热那亚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这是列宁在世时的事情，而且关于裁军的建议也是由他拟定的。

争取裁军的斗争，是防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

中国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口号，用这一口号来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停止“冷战”的政策对立。这种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给主张军备竞赛的人帮忙。给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苏联同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显然，他们认为苏联应该以挑衅来回答挑衅，走进帝国主义阵营的“狂人”所设的陷阱中去，应该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这样的挑战：在冒险主义和侵略性方面进行竞赛，也就是说，不是进行保障和平的竞赛，而是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走这条路，意味着使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珍视各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争取和平和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们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活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他国领土上设置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等的最重要斗争形式之一。这个斗争符合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阶级斗争。

我们党、所有兄弟党都记得，并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声明的下列结论：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现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时约束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奉行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同一切对新战争不感兴趣的国家加强合作。

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削弱着帝国主义阵线，使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有机地联系着。八十一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有助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因此，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归结为一句空话，阉割它的现实的内容，实际上无视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对领导无产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搏斗、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正义的反帝解放战争的兄弟党进行的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

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斗争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诡计。他们先是把他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他们硬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阶级斗争的荒唐说法，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都清楚知道，当我们谈和平共处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也不允许把它引伸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本阶级的利益的斗争中，以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苏共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这是一切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现在都应当掌握的起码的常识。三

中共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我们直率地说，这种角色是不令人羡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光荣。谁也无法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走维护个人迷信的道路！

苏联人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评价了我们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性。

大家知道，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解除束缚劳动人民强大力量的沉重压迫，从而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纯洁伟大的列宁遗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清除玷污了这种理想的滥用个人权力和专横的行为。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随个人迷信而产生的悲剧性事件，是为了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理解和支持了反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的斗争。当时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样做，他们谈过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国际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说：

“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在刘少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这一评价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表达：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迷信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也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过：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同志在《人民日报》众所周知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情况正是这样。

任何一个客观的人，如果把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中所说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们在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但是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上难道可以摇摆不定吗？当然不可以。二者必居其一：要末是中国领导人以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同苏共中央没有分歧，要末是所有这些话都是虚伪的。

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正是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实现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产生了多么出色的结果。自从我们党向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作了急剧的转变以来，已经过了十年，在这段时期中，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方面，在提高文化、科学方面，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在加强国防力量方面，在外交政策成就方面，都取得了真正伟大的结果。

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逝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人的生活更好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请问一问获得了新住宅的工人（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问一问晚年得到了保障的领养老金者，问一问富足的集体农民，问一问成千上万在个人迷信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已经恢复自由和名誉的人，你们就会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而是苏维埃祖国值得尊敬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儿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和艺术，不管我们把目光转向哪里，处处都在迅速前进。我们的宇宙飞船现在正在辽阔的太空遨游，在这方面也光辉地证明我们党用以领导苏联人民的方针的正确性。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在我国已经为苏联人和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做了一切。苏联人明白，这一原则的实现不只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必须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和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因此我国人民在顽强地劳动，以便更迅速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早日来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前进，清楚地看到我们发展的前景。

在苏共纲领里规定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保证苏联人民有最高的生活水平，给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原则奠定基础。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计划，感到奇怪和荒诞。

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还想把这种哲学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现赠送给我们！这暴露了这种“理论”的作者是些不相信已掌握了政权和已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的人。

如果看一下我国历史，看一下苏共纲领，就会很容易看出，当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政权的时候，我们是从什么起点开始的，而苏联人民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顶峰。我们国家变成了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上，苏联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很快就要赶过美国而跃居第一位。苏联工人阶级、苏联集体农民、苏联知识分子是我们一切胜利的缔造者。

我们确信，不仅苏联人民能，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能树立伟大的劳动功勋，只是必须要保证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正确领导，必须要实行这种领导的人现实地思考，作出可以把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精力引上正确道路的决定。

中国领导人企图为个人迷信辩护，在自己的信中充满着关于在苏联的阶级斗争、关于苏共纲领中似乎是错误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论点的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我们不打算在这封信中详细地分析他们的一切论据。任何一个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人，无疑都会注意到，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论断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

不用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知道，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好，舆论的作用越大，苏联民警的工作做得越好，同犯罪现象的斗争就越有成效。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差别、界限日益消失。

在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是由它的经济地位，由它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具有直接联系，以及由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和拥有革命的经验所决定的。

中国同志引用卡·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如果从中共中央关于这些问题的信件中所包含的一整套虚假的理论论断中提取真正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在他们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很难充分判断中国同志保卫个人迷信所持的动机。实际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公开颂扬个人迷信的事。必须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盛行时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头上竭力否认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并且说过，这个理论是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来的。

想借助马克思和列宁来保卫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的企图不会引起别的，只能使人感到惊奇。莫非中国同志不知道，列宁早在我党建立初期就同民粹派关于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在列宁在世时实现了我党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集体领导方法，列宁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并无情地斥责了那些对他的阿谀奉承和献媚的极微小的表现。

当然，我党或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反对个人迷信理解为否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苏共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其中包括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党是珍视自己的领导的威信的；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党是高度评价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因而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的。四

分歧中心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

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的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但是，事实上，中共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之间的分水岭完全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中共的领导人不管恰当与否地谈论世界革命，利用各种借口，而且往往是没有理由地炫耀“革命的”辞藻，可是另外一些人——恰巧是被中国同志们批评的那些人——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问题，他们不是高谈阔论，而是顽强地劳动，努力寻求最正确的、符合于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为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同志对现代革命运动的问题的基本观点。

为着“世界革命”而停止争取和平，放弃和平共处与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放弃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改革而斗争，这种方针会有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吗？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争取和平和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难道就是只顾自己而忘掉了资本国家中自己的阶级兄弟吗？

每一个人，只要考虑过当前争取和平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的意义，就懂得，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自己的和平政策给予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无可估价的援助。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防止核战争意味着拯救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洲的人民免于毁灭，虽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所争得的和平的条件下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日新月异的胜利，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难道不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贡献吗？

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个工人看到这些成就和胜利时会说：“社会主义用事实证明：它比资本主义好，为这个制度而斗争是值得的”。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之深入人心不仅是通过书本，而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活生生的范例。

一九六○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参加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革命运动的所有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义务“不倦地巩固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地增长着”。我们党把实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国际义务。

弗·伊·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四二七——四二八页）

苏联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伟大列宁的遗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遵循着这个遗训。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弗·伊·列宁是不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用本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近便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诚然，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革命如果是在继承了过去经济不发达的遗产的国家中进行的话。但是，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什么样的局势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更有利——是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局势，还是经常的国际紧张状态和“冷战”的局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利用“冷战”局势来煽起沙文主义、战争歇斯底里和疯狂的反共主义，以便使极端反动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当政，以便取消民主，镇压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

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着他们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着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也就是说，有助于建立一支所谓革命政治大军。

争取和平和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决不会阻碍，决不会推迟，相反地，却提供可能充分开展为达到国际工人阶级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很难相信，像中国同志这样自己进行过革命而且富有经验的人会不了解一个基本东西：在今天，进行世界革命，要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要通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要通过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亚洲、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斗争，要通过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对垄断的斗争以及其他许多途径，不应当把这些途径彼此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导向一个目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理解，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任何一个内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当国内还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时候，过早地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注定遭到失败。大家知道，列宁曾以怎样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曾以怎样的政治远见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对待革命发动时机的选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指出，十月二十四日发动还太早，而到十月二十六日发动就已经晚了，会失去一切，因而，一定要在二十五日夺取政权。谁来确定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和革命形势的存在，谁来选择发动的时机呢？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那种自称为工人党、只研究经济问题、不用革命精神教育工人阶级、不培养工人阶级去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党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去。但是，那种脱离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斗争而提出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党，也是不好的。这样的党必然要脱离群众。一个党只有正确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群众的领袖，顺利地引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冲击，去夺取政权。

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它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能够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建立作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的广泛反垄断组织的战线。也就是说，它们所做的正是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东西。

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于在阶级斗争前沿同资本搏斗的共产党人，既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所走的特殊道路，也没有了解。实质上，他们说“为了革命”，却正好是否定了导致革命的道路，硬要人们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阶级失去同垄断组织的统治、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同盟军的那种方针。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大家知道，正如莫斯科会议文件和苏共纲领中所明确说明的，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从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出发的。尽管如此，中国同志却顽固地硬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只承认和平道路。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信件中再次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自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苏共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并认为给它们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已经多次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没有必要更详细地阐述了。

而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像一根红线一样地贯穿在他们的所有言论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

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

今天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们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巨大的危险。

事实上，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动摇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难道能够取得胜利吗？

现在，当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进入了自己斗争的新阶段，集中努力来巩固政治成果和经济独立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些任务要困难得无可比拟，甚至根本不可能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同盟。这种立场是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中确定的。这种立场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取得这种领导权的条件下，这个运动才能最终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来完成。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已经得到检验，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是，看来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而在这以后，中共领导又教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无论是国际工人阶级，还是民族解放运动，未来胜利的保证都在于它们的巩固联盟和合作，在于它们进行联合的、为共同利益所要求的反帝斗争。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自我牺牲和忘我地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博得对其领导作用的承认，使自己的同盟者相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它自己获得胜利和它的同盟者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我们列宁的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口号。在新的条件下，这一口号的内容扩大了。大家知道，列宁是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这一口号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业已增长的意义。我们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严格遵循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

“世界革命”的大肆喧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错误性、危害性。中国领导人以“总路线”为名所建议的东西，无非是不考虑时间和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不考虑现代历史阶段的特点而罗列工人阶级的最一般的任务。中国同志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我们的运动在现时代条件下的任务在如何地变化。他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阶段都保持效力的一般任务，从而使这条路线失去了具体性、明确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各兄弟党在制订自己当前的方针时，具体地分析了在各别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现阶段两个对立体系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特点。

对世界局势变化的精确分析，使全世界的兄弟党能够对时代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定：“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对现时代的这个定义，是在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时采取正确态度的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确定了自己的共同路线，它的基本论点归结如下：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统一的反帝斗争洪流等确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由于业已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进行，它的形式和道路决定于本国具体条件。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是发展和巩固以同农民和爱国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阵线，是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估价的忠诚、对各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是顺利地解决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基本道路就是这样的，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的。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一总路线的实质的概貌。始终一贯地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线，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保证。

所有这些由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宣言和声明中集体制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条件下的最重要的原则性论点，都在苏共新纲领中得到了反映，苏共新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对我国和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经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的基础上的。五

中共领导人在当代根本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承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支柱，然而事实上他们在各个方面破坏同我们党、同我国的联系。

中共领导常常说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可是中国同志对这个大家庭的态度推翻了他们的响亮言词。

统计表明，近三年来，中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同志的这种方针的结果。

中国领导的行动不仅极其严重地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极其严重地违背一切国家应该遵循的公认的规则和准则。

破坏早先签订的协定，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显而易见，由于缩减经济联系，中国自己的经济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为了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中共领导不久前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在每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最好地利用本国国内资源，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正确道路。每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事业，这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事业。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曾不得不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国内资源来建设社会主义。虽然现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这绝不意味着，某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只是袖手坐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认为调动一切国内资源来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是自己的义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不会引起反对的。

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国报纸上的许多言论所表明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包含着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内容。

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领导所以要宣布“自力更生”的方针，看来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当然，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把它看成是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除了缩减经济联系的方针之外，中共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剧同苏联的关系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

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例如，在比利时，中共领导支持一个由比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格里巴集团。在美国，以反对美国共产党为主要目标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锤与钢”的颠复活动受到支持。在巴西，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的一些派别集团（例如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集团）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中共中央企图依靠前澳共领导成员之一希尔去组织反对澳共和澳共领导的分裂活动。希尔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曾公开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并企图把同道者纠合在自己的周围。希尔被澳共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就示威式地到北京去了。

在意大利，中国人士鼓励意共帕多瓦省委会的一批以前的工作人员的活动：这批工作人员印发了一些传单，挑衅性地号召举行“革命”暴动。

中共同志特别努力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进行颠复活动。

中国领导人对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之外的变节者和叛徒大加赞扬，在自己的报刊上转载这些叛徒集团的出版物中旨在反对苏共的政策、反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诽谤性文章。

中国人士在锡兰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

“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同志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直截了当地声明： “从建立之日起就同你们今天所反对的那些思想进行……斗争的第四国际，是站在你们一边的……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的这次辩论。它呼吁你们发展这次辩论。”

中国领导人对于不愿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兄弟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用许多种语言发表和散发文章，诋毁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共产党的活动。这些文章的作者对兄弟党的著名领袖还有什么辱骂的字句没有用上！如“两面态度”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

“违背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社会民主主义的蜕化”和“心虚”，“不负责任”和“鹦鹉学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人民采取傲慢和藐视的态度”。

中国领导人指责美国和西欧的共产党说，它们“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印度共产党领导竟然被称为“集团”。对法国、意大利、印度、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横加骇人听闻的责难，说他们“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而中共领导在其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竟然堕落到进行诽谤，似乎连苏共也“起着帝国主义帮凶的作用”。除托洛茨基分子之外，鉴于明显的荒谬性，至今还没有谁敢于对列宁的伟大的党提出这种诽谤性的指责！

帝国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感到高兴，这有什么奇怪呢？资产阶级报刊时常叫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并且要求帝国主义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因中共中央的立场所引起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

中共代表退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的、理论性和情报性的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委员会，停止这一杂志中文版的发行，想以此来使中国共产党人无法获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情报的客观来源。

中国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活动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理所当然的愤慨和反击。

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同兄弟共产党的关系上，一个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是个不坏的声明。但正是中国同志自己采取这种不能容许的行动。他们损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明的准则和原则，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特殊路线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它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对当代一些基本问题公开提出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开始执行敌对的政策。阿尔巴尼亚领导在国内展开了反苏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同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关系的破裂。

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坚决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这种反列宁主义的活动。而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现在大家知道，中国同志直接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中共领导人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攻击中，把南斯拉夫问题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是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改善而产生的。他们不顾事实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大家知道，一九五五年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在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了主动，以克服要由斯大林承担主要过错的长期冲突。在这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例如，《人民日报》曾经指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对南斯拉夫社会经济进程的客观分析表明，在以后的年代里，那里的社会主义阵地加强了。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六，在商业中占百分之九十七，那么，现在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十五；在商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开始关系正常化以后的时期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南斯拉夫立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的接近。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个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苏联共产党人知道，在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我们过去直率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出了这一点，而且要继续说这一点。但是，像中共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把它从社会主义国家中赶开并推入帝国主义阵营，是不正确的。这正好是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

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会多得多。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如何行动呢？应当由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宣布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将是名副其实的专横的表现，这种方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如果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这是对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方面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我们痛心地看到，中共领导人如何在破坏苏中的传统友谊，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苏共现在和将来都主张社会主义大家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六

现在我们来作几点总结。

自一九六○年声明通过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完全证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是正确的。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正在对全世界人们的思想发生着越来越大的革命化的影响。革命的古巴在西半球点亮了社会主义的灯塔。已经接近被彻底消灭的殖民主义体系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了新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在不停地前进。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九六○年声明正确地制订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现在的任务是，按照这条总路线来工作和行动，根据每一个共产党的条件发展它和使它具体化。因此，像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所做的那样，把某种新的总路线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站不住脚的和有害的。采取这条“总路线”，就意味着背离一九六○年声明，同意那种同八十一个党所通过的这个声明相抵触的纲领性方针。我们党不会走这条道路。

我们光荣的列宁的党，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国内以及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表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党在这一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并得到了巩固，它不怕现代分裂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攻讦，不管这种攻讦是从哪里发出的。

生活表明，苏共在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度的纪律。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这种加强感到高兴。我们可以说，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还从来不曾如此强大：它能够解决与建立新世界相联系的最豪迈的任务。

现在，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的时候，当我们正在一砖一石地兴建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厦的时候，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必将在全世界获胜。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与我们同样的信心，他们高度评价苏联对为和平、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苏联共产党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亲密的友谊。我们同中共领导人有严重的分歧，但是我们认为，两党之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应当从我们共同的目的是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点出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大国通过联合的努力，可以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做很多事情。这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清楚知道的。

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谈。遗憾的是，中共代表在这次会谈中继续使情况尖锐化。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表现最大的耐心和忍耐，力求使会谈取得积极的结果。最近的将来就会表明，中国同志是否同意把我们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使我们联合起来、而不是使我们分离的东西的基础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

我们的敌人指望中共和苏共的分歧加深。他们现在就在窥伺，能不能捞点什么东西。最近，美国报纸《每日新闻》写道：“那就让我们驱使赤色俄国同赤色中国相互反对吧，让他们相互撕得粉碎。”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的这些阴险的打算。

我们党理解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人民的责任，呼吁中国同志走上消除分歧和加强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道路。

我们的列宁的党同所有兄弟党一道，过去和现在都争取把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党、对全体苏联人民完全负责地宣布，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曾经尽了我们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苏联全体劳动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亲爱的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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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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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

2.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纳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纳尔约合一元人民币。 ↩︎

3.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

4. 卡德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词。 ↩︎

5.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6.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

7.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

8. 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

9.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

10.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

11. 巴卡里奇：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12. 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见《集体经济年鉴》，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月号，贝尔格莱德印行。 ↩︎

13. 考茨基：《民族问题》。 ↩︎

14.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

15. 同上。 ↩︎

16. 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一九一三）》第二卷。 ↩︎

17.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

18. 《社会党国际一九一九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

19.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

20.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

21.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

22.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一九一三）》第二卷。 ↩︎

23. 考茨基：《再论裁军》。 ↩︎

24.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

25. 同上。 ↩︎

26.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

27.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波诺马廖夫：《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旗帜》。 ↩︎

28.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一期，鲁勉采夫：《我们的共同的思想武器》。 ↩︎

29.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

30.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加渣玛达大学的讲话。 ↩︎

31.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

32. 苏联《消息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编辑部文章。 ↩︎

33.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给肯尼迪的贺电。 ↩︎

34.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

35.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

36.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

37.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第八十九页。 ↩︎

38.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波诺马廖夫：《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

39.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

40.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

41.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

42.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

43.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

44. 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 ↩︎

45.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

46.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我们对尼基塔必须友善到什么程度？》，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 ↩︎

47. 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电视谈话。 ↩︎

48. 英国《时与潮》周刊文章：《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

49. 法新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华盛顿电，综述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 ↩︎

50. 美国前副国务卿狄龙一九六○年四月二十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 ↩︎

51.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

52. 肯尼迪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

53.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 ↩︎

54.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谈话。 ↩︎

55. 腊斯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

56.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

57.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

58.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 ↩︎

59. 艾森豪威尔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

60. 肯尼迪：《和平战略》第一百九十九页。 ↩︎

61. 肯尼迪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 ↩︎

62.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

63.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

64.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

65.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

66.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同美国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

67. 葛罗米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

68.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在纽约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

69.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

70. 苏联《消息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评论员文章。 ↩︎

71.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

72.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耳斯的谈话，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

73. 美国《民族》周刊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文章：《为外交提供了机会——集团出现了裂缝》。 ↩︎

74. 美国《新闻周刊》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文章：《莫斯科和北京：裂痕有多宽？》。 ↩︎

75.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文章：《随着签订禁试条约——赫鲁晓夫已经改变了行径吗？》。 ↩︎

76. 英国《泰晤士报》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报道：《美国认为共产党的团结已成过去》。 ↩︎

77. 美国《新闻周刊》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报道。 ↩︎

78. 托派的所谓“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六月的决议：《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

79. 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通过的决议：《俄国革命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危机》。 ↩︎

80. 托派的所谓“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决议：《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

81.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在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

82.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布加勒斯特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会谈中的发言。 ↩︎

83. 埃·伯内尔就刚果问题答《人道报》记者问，载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比共《红旗报》。 ↩︎

84. 《红旗报》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评论：《比利时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 ↩︎

85. 让·布鲁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布鲁塞尔地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红旗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格里巴的文章。 ↩︎

86. 让·布鲁姆：《争取迅速获得全胜：共产党提出的两项建议》，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红旗报》。 ↩︎

87.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

88.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编辑部文章：《我们时代的旗帜》。 ↩︎ ↩︎

89.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一年第十六期编辑部文章：《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胜利》。 ↩︎

90. 同^[88:1] ↩︎

91.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社论：《列宁主义的党的历史性代表大会》。 ↩︎

92.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 ↩︎

93. 同^[92:1] ↩︎

94.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党组织全体大会上的报告。 ↩︎

95. 同^[92:2] ↩︎

96. 同^[92:3] ↩︎

97. 《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 ↩︎

98. 同^[97:1] ↩︎

99.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 ↩︎

100. 同^[99:1] ↩︎

101.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

102. 伯恩施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

103. 考茨基：《唯物史观》。 ↩︎

104.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

105.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

106. 考茨基：《新策略》。 ↩︎

107. 考茨基给梅林的信（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五日）。 ↩︎

108. 库西宁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 ↩︎

109.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当代现实》，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 ↩︎ ↩︎ ↩︎

110.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和现时代》，一九六〇年第五期。 ↩︎

111. 米高扬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112.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 ↩︎ ↩︎

113. 《苏维埃俄罗斯报》文章：《世界革命进程如何发展》，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 ↩︎

114. 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

115.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战争与革命》，一九六一年第四期。 ↩︎ ↩︎

116. 同^[108:1] ↩︎

117. 同^[109:1] ↩︎

118. 同^[115:1] ↩︎

119.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基瓦尼斯国际第四十一次年会上的演说。 ↩︎

120. 杜勒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纽约美联社午宴会上的演说。 ↩︎

12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

122. 同^[112:1] ↩︎

123. 同^[109:2] ↩︎

124. 见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 ↩︎

125. 白劳德：《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 ↩︎ ↩︎

126. 同^[125:1] ↩︎

127. 白劳德：《德黑兰与美国》。 ↩︎

128. 白劳德：《共产党人和全国团结》。 ↩︎

129. 白劳德：《胜利的道路》。 ↩︎

130. 白劳德：《世界共产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

131. 同^[125:2] ↩︎

132. 伊·科桑诺维奇：《历史唯物主义》。 ↩︎

133.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 ↩︎

134. 米·托多罗维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 ↩︎

135. 米·贝洛维奇：《政治经济学》。 ↩︎

136. 白劳德：《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 ↩︎

137.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对外国记者的谈话 ↩︎

138.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十一页。 ↩︎

139.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五十七页。 ↩︎

140.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五十二页。 ↩︎

141.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页。 ↩︎

142.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百五十二页。 ↩︎

143. 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四百五十二页。 ↩︎

144.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十一页。 ↩︎

145.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页。 ↩︎

146.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百四十三页。 ↩︎

147.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六页。 ↩︎

148.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

149.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

150.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苏联《红星报》。 ↩︎

151.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苏联《东方真理报》。 ↩︎

152.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苏联《乌克兰真理报》。 ↩︎

153.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苏联《消息报》和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消息报星期副刊》。 ↩︎

154.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

155.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苏联《苏维埃吉尔吉斯报》。 ↩︎

156.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

157. 一九六三年第三十五期苏联《经济报》。 ↩︎

158.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

159.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 ↩︎

160.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苏联《真理报》。 ↩︎

161.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苏联《消息报》。 ↩︎

162. 一九六○年十月九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 ↩︎

163. 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苏联《消息报》。 ↩︎

164.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

165.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七期苏联《经济报》。 ↩︎

166.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七日苏联《文学报》。 ↩︎

167.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 ↩︎

168. 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百一十一页。 ↩︎

169.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对外国记者的谈话。 ↩︎

170.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百九十七页。 ↩︎

171. 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 ↩︎

172.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百一十七页。 ↩︎

173.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页。 ↩︎

174.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一十八页。 ↩︎

175.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页。 ↩︎

176. 苏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

177.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一九六四年第八期。 ↩︎

178.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和《总结报告》。 ↩︎

179.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四十八页。 ↩︎

180.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

181.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 ↩︎

182.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苏联《消息报》。 ↩︎

183.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百八十九页。 ↩︎

184.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一九六四年第八期。 ↩︎

185. 列宁：《首先要有明确性》，《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五百五十二页。 ↩︎

186.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

187. 苏联《经济报》社论：《研究、了解和行动》，一九六二年第五十期。 ↩︎

188.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共产党人和生产》，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

189.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加里宁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

190.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一页至第七十二页。 ↩︎

191.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

192.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 ↩︎

19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十二页至二十三页。 ↩︎

194.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四十八页。 ↩︎

195. 苏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

196.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

197.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七月七日在奥地利的广播和电视演说。 ↩︎

198.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与美国国会领袖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谈话。 ↩︎

199. 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

200.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同美国实业界和社会人士的谈话。 ↩︎

201.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同法国议员的谈话。 ↩︎

202.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百一十六页至一百一十七页。 ↩︎

203. 腊斯克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答记者问。 ↩︎

204. 霍姆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在英国东部诺里季的讲话。 ↩︎

205.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

206.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百八十六页。 ↩︎

207.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