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革命的女权主义

序言： 帝国主义越是要灭亡的时候，它就要越是利用被它所能支配的其他矛盾，而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得工人愈发陷入到本阶级内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去，忽视革命的目标，使得工人的团结愈发的困难，以削弱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本篇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在剥削工人时，是如何利用性别的矛盾而引起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从而削弱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说明了性别矛盾加强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然而资产阶级为了利润的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又决定了性别矛盾在无产阶级内部的从属地位，否则妇女日益被困在家里，他们可剥削的劳动力就减少了，而工人阶级为了取得本阶级的团结，就要求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样削弱父权制在被压迫人民的根基。同时，资产阶级要求加强性别统治，而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则为了将被资产阶级加强的性别矛盾削弱，则要求推倒这个强加于劳动妇女的双重枷锁，在阶级斗争中加强彼此的团结。这就要求了，本篇的妇女解放理论要结合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基本规律，揭穿形形色色的阻碍无产阶级性别团结的非无产阶级的理论，使读者朋友们初步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世界观，为实现妇女在革命运动中的解放做一些理论上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女性的家庭劳动问题不应被忽视，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上还存在性别在经济上分工，而性别分工却被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却决定，这种性别上分工所表现父权制便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在性别上的反映。资产阶级的男子仍掌握着社会上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关系上往往可以依靠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社会上的处于被压迫阶级的剩余劳动。他们对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实现了垄断，依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他们占有了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剩余价值和财富。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就具体表现为最为富有的少数金融垄断家——这些人往往是男人，他们对社会上其他一切成员的拥有统治地位，包括对非垄断的男女资本家，使得其他的非垄断资产阶级居于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又对整个的无产阶级实现了金融统治与暴力的压迫，这样，少数最为富有的金融寡头就实现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这群寄生虫既然脱离了剥削无产阶级，实现对其他一切成员最为暴虐的掠夺而脱离了生产劳动，实现了社会上的阶级统治。

他们在取得了阶级统治以后，也要形成他们性别的统治，要求无论什么阶级的女人都要完全服从于他们，而这也就决定了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加强性别上的分工，要求利用性别的分工实现资产阶级对妇女的压迫，尤其是对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妇女压迫，而这是建立在他们掌握着阶级的特权，和经济关系中的剥削地位的形成的阶级压迫。他们的为了实现对女人的统治，也就必然要维护和支持性别上分工，迫使他们的女人和雇佣的私人管家掌管他们的家务劳动。这在性别领域和社会的经济分工下则具体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女人对男人不同程度地服从，突出地通过不同阶级的女子对家庭劳动，不同程度地承担所反映的性别分工，这种女人被男人压迫分工也就是父权制的经济关系。

当垄断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女人的统治，尤其是利用家务劳动困住被压迫阶级的女人，而被压迫阶级的男人也可以利用性别上的分工，实现对女人家庭劳动的无偿占有。这就决定了性别之间的矛盾必然产生于性别分工，被压迫的男女工人彼此之间必然产生反抗压迫时团结的困难，而帝国主义者也完全利用了性别分工，加强了性别矛盾。被压迫阶级的性别矛盾的加强，他们彼此越是难以团结，帝国主义也就越容易压迫无产阶级。一句话，被压迫阶级男女之间矛盾愈发加强，他们就愈发被资产阶级压迫而无法团结，于是性别矛盾的加强，也就促进阶级矛盾的加强。

他们为了加强被压迫阶级之间在性别上的矛盾，以瓦解无产阶级的反抗时，他们为此也就愈发乞灵于改造过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用来服务于他们这一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其中这不仅仅像如今的中外的女权主义者批评的那样——向全社会灌输重男轻女等浓厚的贬低女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以此来反对社会各阶级的不同程度的女性的反抗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

在如今的全世界的各个帝国主义的金融统治下，为了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他们也就愈发利用家务劳动激起性别之间的矛盾。社会上的女性不仅在外承担工作责任，回到家中仍需继续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更有甚者，大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数女性，往往不能够参与进社会大生产，作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承担不被家庭和社会认可的家务劳动。据全总女职工委员会的调研，我国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平均时间是男性的2.5倍。在双职工家庭中，尽管夫妻双方都参与工作，但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曾针对全国女性地位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我国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务时间为649分钟，其中无偿劳动为154分钟，这个时间是男性的2倍。招聘平台发布的职场女性报告显示，2023年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可以看到，即使我国是作为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女性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正是我们的目的，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国家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正在遭受双重压迫——既要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又要承受家庭内部的丈夫压迫，即使是共同出卖劳动力的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依旧是女性，而男性往往仅承担少部分。

在不同阶级中，女性的处境也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不同阶级上的差别构成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的鸿沟，并且这种鸿沟远远大于性别分工所带来的。资产阶级女性虽然仍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但她们通常可以雇佣无产阶级女佣分担，而无产阶级女性则没有这一条件。即便如此，不少资产阶级女性依然依赖于丈夫或是父母所掠夺的剩余价值生活，从而维持资产阶级贵妇式的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上层和工人贵族男性的妻子，由于丈夫已经占有或取得了一部分的剩余价值，使得家庭优渥程度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无产阶级而接近资产阶级化了的。在这种家庭中的妻子们，尽管不能够像贵妇太太们雇佣女佣来处理家务劳动，也可以依靠于科技的福祉为自己的家务劳动减轻了一定的负担，与此同时作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她们，仍可以分配到丈夫给予的不菲零花钱，满足她们的上层名媛般的生活，她们可以在每天的闲暇时三五成群地看看电影、做做美甲、美容等等，过着脱离生产劳动和无产阶级的岁月静好的日子。

无论是贵妇还是上层名媛太太们，她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依附于丈夫们，她们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她们取得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是来自于丈夫的分享，对丈夫有着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而作为父权制关系代理人的剥削者的丈夫们，便把这一依附关系看作是对她们发泄个人的色情与淫乱思想的对象、传宗接代和生儿育女的工具最好的锁链。可是，对这些已经美美地享受过这种不劳而获的天堂般的寄生虫生活以后，这个阶级的贵妇和太太们面对丈夫的暴虐和泄欲等有辱她们自尊的行为，她们仅仅只是将这看作是夫妻之间“小小的不和谐”，她们自己心里清楚得跟明镜似的，让选择她们过惯了太太的生活，还是过被压迫和折磨的无产阶级妇女的生活时，她们只会毅然决然的走上太太的生活。

在帝国主义的宣传下，她们的不和谐部分被隐藏了，她们的光鲜亮丽美好生活被极大的扩大了，在整个社会激励着每一个妄图不劳而获且有一些姿色的女子，争先恐后做着名媛太太的美梦。她们即使知道了太太们的生活也有不和谐的生活，但她们将这种生活看作是摆脱底层生活的交换，只要能够成为太太这就是一笔非常值得的交易。她们宁可被资本家和工贵的丈夫殴打和发泄，沦为泄欲和生殖的工具；她们中的一些人宁可主动从事向剥削阶级的卖淫、包养和甘愿沦为“小三”、“二奶”，也不愿意作为底层妇女生活。女子中的投机者和投机成功的胜利者，她们为了追求生活上的荣华富贵与不劳而获，彼此竞争相互敌视，她们看不起那些勤勤恳恳的劳动妇女，她们一心要成为剥削阶级的寄生虫，她们敌视一切动摇她们天堂生活的进步斗争，她们甚至反对妇女解放，她们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上与她们的丈夫是不谋而合。贵妇们和投机者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委身于资产阶级的锁链；她们出卖自己的尊严，抛弃了劳动妇女的利益；她们为了个人主义的生活，成为了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逆流。

她们为什么会不惜出卖自己的全部，也要抛弃妇女争取解放的利益，成为妇女运动的背叛者和逆流呢？一个原因还是在于，被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实在是太苦太累了，而劳动妇女还要背负着父权的压迫。在无产阶级家庭中，女性的往往是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并存。尽管，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大生产以来参与进了社会劳动，这却建立在资本家将工人看作是牛马一样的前提下，无产阶级在工厂中被资产阶级以各种手段榨取剩余价值，只支付其用于恢复个人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为了养家糊口，工人的妻子也不得不参与从事辅助性或轻体力的社会劳动以赚取工资。同时，女工也参与进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这也导致了社会上的相对过剩人口进一步增加。这样，男女工在资本家利用延长劳动日和加强劳动强度，展开了自相竞争再次引起工资的降低，和一些竞争能力较弱的工人被抛出工厂。失业人口中也充斥着被资本家挑剩下的女工，她们不得不在失业时期做微薄的小生产和零工以贴补家用和承担家庭劳动。更有甚者，为了养活孩子和被压迫致残和致病的丈夫，不得不走向卖淫的道路。

出乎一些天真烂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意料之外，女工参与进资本主义的社会大生产，开始了男女性别分工的瓦解过程，这并不是女工兴高采烈地参与进来的，女工在社会大生产中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同时也是以她们的鲜血与生命浇筑的。她们凭借她们不屈不挠和不愧为工人阶级的气魄，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每一个行业都留下了她们的印记，她们过去团结在一起与男工一起结成了无比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队伍，向着整个旧世界发出了不屈的怒火，充满了腐朽和压迫的旧地球也被全世界革命妇女所深深地震撼到了，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资本主义灭亡以前是不会止息的。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是，失业的女工和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资格的部分妇女们，仍需继续全部的承担家务劳动，尤其是抚育后代。对于那些既要出卖劳动力又要承担家务的女性而言，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性别的分工首先在这里瓦解了，丈夫也开始成为了厨房和家务的主人，——不同于女资本家对全职丈夫之间的压迫关系——这种状况也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妇女的斗争争取得来的——男性往往不会主动分担家务，妇女必须通过抗争才能实现相对公平的家务分工。

在无产阶级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在从事社会劳动，而这也在碾压和摧毁父权制的性别分工。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性别分工在社会的底层，也即无产阶级的家庭中日益伴随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经济危机而被强硬的瓦解掉，女子被迫参与进了社会劳动，她也就经常性地摆脱了家务劳动，而在工厂附近的宿舍和食堂与自己的无产者丈夫一起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像从前是在小家庭充当丈夫的劳动力重新恢复所需要的家庭劳动的承担者。这样，无产者的女子便取得了和上层社会的女子所不同的情况，她们亲身参与进了社会大生产，她们拥有了自己的工资收入，她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也不是从家庭中恢复的，而是在社会大生产中恢复的。

与此同时，上层社会的女子由于被排除了社会大生产和社会劳动，她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固守着千百年来的性别分工，作为家庭的寄生虫在寄生丈夫身上，分享了丈夫掠夺来的工农的血肉，过起梦寐以求的天堂生活。她们和底层的无产者妇女之间充斥着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她们的天堂生活是来自于无产阶级男女的悲惨生活。无产者的女子在社会大生产中，不仅与上层社会的女子有着不同的命运——日益摆脱了家务劳动在她们身上的枷锁，而且她们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她们和工厂的男工一起被资本家压迫，而这种压迫又锻炼了她们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劳动妇女日益被社会大生产自发地摧毁了她们身上的家务劳动，而把她们拉到了给资本家劳动的社会中来，然而父权制的经济关系并不会就此彻底结束在无产阶级中统治，于是，社会大生产无法完全摧毁和碾压的父权制的性别分工，则交由了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大风大浪锻炼出来的革命妇女的斗争行动予以完全摧毁。

然而不同妇女的思想上的斗争意志和软弱程度的区别，决定了妇女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锁链上的摆脱程度。无产阶级的男子们也往往被帝国主义灌输大男子主义思想，帝国主义者往往会为了和同阶级的女资本家竞争，也为了镇压和抹杀社会上的妇女的斗争意志，会在被压迫阶级培养更多的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父权制拥护者。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中，统治阶级往往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将女性塑造成家庭的顺从者，将过去社会的女子奴化的思想作为美德宣扬，将他们这个阶级对女性的色情淫乱思想在全社会宣传，又在帝国主义当下利用网络平台发展卖淫的网络形式，在意识形态上不断贬低、奴化和色情化妇女，妄图使妇女不仅是三从四德的践行者，又是满足他们色情和淫乱的对象。统治阶级又拉拢被压迫阶级的男子作为底层的父权制经济关系的维护者，试图向他们灌输全社会的男人在压迫和欺侮女人的这一点上是具有共同的利益——如同非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也试图向全社会宣讲，全体女性在争取女性特权建立母权制资本主义也有着共同利益——男子也往往靠着父权制的思想利用女子的软弱和家庭中仍不同程度残存的父权制分工，无偿占有了女子的家务劳动的成果。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思想灌输，不仅影响女性的家庭地位，也直接关系到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经济上的父权制关系依靠思想上的父权观念得以维护。

那么男工真的因为，妻子被性别压迫被囚禁于家庭中以后就得到了什么好处吗？不同阶级的男人们在压迫女人这一点上真的有共同利益吗？我在这里引用了，《沦为此等地位的中国妇女》的前作，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工人阶级由于彼此的竞争引起的并不是男工的胜利，相反，引起的只是男工承担起了妻子无法参与社会劳动的重压。

“女子因为生理原因或生理上的轻微差别，在这种高强度的压榨下逐渐和男子差别愈发明显，于是女工在资产阶级生产纪律的压榨和淘汰下，她们往往作为劳动能力差的人被排除出工厂，从而被排除出这种大生产当中。但是女工被排除出社会大生产，女子就要重新作为家庭劳动力出现，进行这种不被社会认可的家庭劳动。女子地位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反复折磨的过程。但女子地位下降，对于无产阶级的男工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女子从工厂中缺席带来的则是资产阶级压榨下无休止的对男工的剥削，使得男工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程度远超女工还在的时期。而男工还必须不得不忍受这种压榨与剥削，因为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需要负担一整个家庭的开支，每一个代表各自家庭的男工彼此竞争，而背后的资产阶级则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女性地位的普遍下降，也同样是对男性无产者的深刻压榨建立起来的。”

从反抗资本家残忍剥削这一点上，女工和男工拥有着共同的利益，然而男工若是信了资产阶级的鬼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男人们有共同的压迫女子的利益，这就是相当于自己要把自己掰成两半，当成两个人使用才能够养活这个家庭。如果，丈夫在家庭性别分工中压迫妻子，迫使妻子更多从事家庭劳动，而较少从事社会劳动，从而，整个家庭中本来可以有两个劳动力能够养活家庭，却因为性别上的分工，一个劳动力要养活一个家庭。这也就意味着男工为了养活整个家庭，只能不断出卖劳动力，只能越来越沦为资本家的人肉电池，否则妻子、孩子和老人就可能面临吃不上饭的危险。所以，无产阶级的男人们越在家庭中惩威风、耍英雄，让自己的老婆老老实实当自己的家庭奴隶，越在家庭中压迫妻子，他就要越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既然，代表一个家庭男工竞争愈发激烈，工人的工资水平愈发的降低，他们愈来愈得难以满足家庭的消费。这样，留给这些被资本家压迫的丈夫们和家长们只有一条路，为了养活家庭就必须支持妻子走出家庭走入社会。这时，男工们在被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也有理由反抗父权制的性别分工，而绝无任何的理由加强这种性别分工，同时，加强这种分工就等于是帮助资本家加强对自己的压迫。

既然资本主义中，家庭仍是最小的消费单元，家庭成员同时出卖劳动力，无疑是能够给家庭带来消费基金的收入，夫妻双方共同参与进社会劳动，总比男子一个人出卖劳动力强得多。丈夫们只要越支持妻子参与社会大生产，他们自己受到的压迫就会得到缓解，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夫妻也就从性别分工决定的彼此仇视，也就日益走向共同反抗父权制经济关系和资产阶级剥削的战友，夫妻关系也由于建立起了彼此共同的三大斗争的实践而进入到了历史上的崭新阶段。男工们就再也没有和男资本家们在压迫女人上，存在任何的共同的利益。须知，越在家庭中压迫妻子，就越是一个蠢蛋，因为这破坏了彼此反抗资本家压迫的战友的团结。因此，参与社会大生产的劳动妇女，不仅要在社会上善于同男工一起与资本家斗争，还要将阶级斗争学会的斗争能力运用到反抗家庭的压迫上，她们必须同时与资产阶级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作思想斗争，要善于将大生产中的斗争实践，作为考证和否定父权制思想强加给女子的奴化观念的根据，建立起独立自强的不依靠丈夫的革命意志，在家庭中和存在大男子主义和父权观念的丈夫斗争，让他们认识清楚只有自己愈参与社会劳动，他们自己遭受压迫的力度也就越减轻，夫妻双方在反抗家庭分工上是有共同的反抗利益的，最终破坏掉维护家庭分工的思想基础。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夫妻双方同为雇佣工人，只要结成家庭和养育了孩子，那么即使外出打工，把年幼的孩子交给已经丧失打工资格的父母，她们即使避免了此时的家务劳动，可一旦回到家后，丈夫仍旧理所当然地把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起居的工作推给妻子，坐在沙发上休息，而妇女则被迫承担额外的负担。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的家庭关系，夫妻双方同为劳动者，但女性还需额外承担家务，丈夫却占有了这种额外劳动的成果，与上层社会的家庭中的寄生关系相反，丈夫成为了妻子头上的寄生虫。这一家庭关系在如今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往往是大多数的，也就是说广大的无产阶级妇女仍承担着双重的压迫，在社会上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在家庭内是丈夫的家庭奴隶。这最为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分工，要数中国西北地区被伊斯兰教控制的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了。这里的妇女尽管参与进了社会生产为社会创造商品，然而他们的劳动往往是以小生产的形式存在，夫妻双方要么是一起在清真饭店所雇佣，要么是自己开办了清真餐馆。在伊斯兰教的更为反动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回族等民族的妇女完全沦为了她的父亲和后来的丈夫的家庭奴隶。结婚以前给父亲当牛做马，父亲通过暴力手段逼迫女孩一边做家庭奴隶，一边又早早的被迫辍学成为了家里的生产奴隶，过着极端悲惨的奴隶生活。结婚以后，奴隶主从父亲变为了用高昂彩礼购买的丈夫了，女子进入到了新家庭并没有丝毫减轻父权的压迫，只不过从父权变为了夫权罢了。这次的结婚，也相当于是女子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彩礼的债务锁链，和丈夫在清真餐厅里出卖劳动力还彩礼的贷款，女子的工资被丈夫所直接的掌握，她不仅丧失了无产者自由出卖劳动力的独立性，也丧失了人格的独立，被丈夫全方位的掌控。这时的回族女子，是雇佣奴隶、是家庭奴隶、是债务奴隶、是泄欲工具、是出气包、是生殖男孩的子宫……可唯独不能是她自己。

据律师检索全国涉及家暴案件数94571件，涉嫌家暴案件最多的前三名省份是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最少的前三名是西藏、海南省、新疆。最终认定为家暴的案件数量前五名的省份为湖南省、浙江省、湖北省、河南省、山东省。这就是说明了，即使参与进了社会劳动中，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工资收入的被压迫妇女，她们具有了摆脱依附于丈夫的经济上的独立的条件，然而这也仅仅只是具有可能性，如果想要实现真正的家庭平等和性别分工的取消，男子也能够参与进家庭劳动中，妇女的主观上思想条件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只要斗争才能够回击丈夫的大男子主义的不劳而获，才能够使得在反抗资本家压迫的战友的丈夫的思想日益转变，只有斗争，妇女才有出路。倘若，丈夫已经和资本家站在了同一战线，资本家剥削自己的剩余价值，而丈夫却不仅占有自己的家庭劳动，又占有和掠夺自己的劳动收入，自己已经不光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更是在这种父权制婚姻下沦为丈夫的私人奴隶被他所剥削和压迫。这种条件下，丈夫已经丧失了所谓的战友的关系，是自己争取自由解放的最为凶恶的敌人，他们往往比资本家更加恶毒，资本家仅仅只是剥削自己的剩余价值，而这些丈夫则是把自己完全看作是他的私人奴隶，他们对待妻子采取的是最为反动的暴力，在家庭的含情脉脉下却采取了古老的奴隶制的统治关系，当然这里换成了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也是一样的。

男子的立场决定了女子的斗争的办法，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是实行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在资本主义下，有多少的女子被丈夫看作是他个人的奴隶，要求全方位的服从于他个人，动用家庭暴力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又有多少女子被迫屈服和无奈地站起来反抗，却被资本主义的法这个浇筑了资产阶级父权意识形态的东西判处刑罚。可是，法律对女子的判罚和男子的暴力，并没有阻碍她们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她们诉求甚至是简单到只成为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奴隶，而摆脱私人奴隶的地位却已经花费了她们全部的气力。历史上和现在正在发生的女子反抗的活动，即使她们个人的每一次反抗，她们对自由和解放的争取，也都在鼓舞着整个人类社会其他被压迫妇女的反抗的决心。然而，这也仅仅只是部分的走在了社会前面的妇女，通过这种个人对压迫的反抗，在她的家庭内实现了平等。

可是，全世界上的被压迫的女子的痛苦应该是连成一块了，她们有着共同的反抗要求以及同一个革命的目标。即使个人通过斗争了，实现了家庭中性别分工的消失，这并不能够在整个社会上完全的消除世界上，更多的无产阶级妇女们被父权制压迫的事实，她们仍然在忍受暴力，她们仍然被寄生虫的丈夫压迫，她们仍然再充当两种奴隶。

资本主义父权制在无产阶级中的男女分工开始瓦解了，然而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仍掌握着生产资料，这种瓦解就只是瓦解，父权制也根本不能够仅通过自发的瓦解，就实现性别分工的彻底消灭干净。女工即使已经日益摆脱了性别分工，日益摆脱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物质的锁链，个人能否彻底摆脱分工却取决她们的思想水平，也取决于她们能否将阶级斗争学会的斗争意志，运用到家庭中，运用在消灭父权制强加给她们思想的锁链。超出了金融寡头预料的事情也在发生，他们愈发加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不断扩大对剩余价值的掠夺以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就愈发碾压性别分工，他们也就愈发造成自己的对立面的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就愈发扩大到纳入更多过去的家庭妇女。

于是，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暴露了“垄断资产阶级愈是加强性别矛盾以加强阶级统治，与资本增殖迫使性别矛盾愈发服从阶级矛盾，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发壮大”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为了反抗，就要愈发消灭阻碍无产阶级团结的父权制，需要要求女工和男工实现平等的地位，性别分工的愈发被阶级压迫自发的瓦解，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发因为女工的参与而壮大无比，阶级矛盾与性别矛盾之间便爆发了此消彼长的对抗性矛盾。阶级矛盾愈发加强，性别矛盾也就愈发变得不合时宜了。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要求性别分工瓦解，以创造更多的劳动力人口和相对过剩人口；还是无产阶级争取政权和革命的需要，要求性别矛盾的削弱以争取革命的团结。父权制和性别分工越来越成为了历史发展最为不合时宜的东西了，这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父权制条件下，金融寡头的加强性别分工的主观妄想，与帝国主义经济规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无疑就是阶级矛盾愈发激烈，性别矛盾也就愈发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粉碎。

被压迫阶级的女子和性别分工现阶段往往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生产资料被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所占有与劳动人民日益要求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支配。这一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又决定了整个帝国主义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某个金融垄断集团愈发在本企业内实行了计划生产，而社会上的各个企业却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得一个企业的有组织，在整个社会上却是无组织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也就具有了无限增长的趋势。可是，无产阶级却因为金融寡头的金融统治和剥削，他们的有支付消费能力也就日益相对缩小，也就是说消费日益无法与帝国主义生产达成平衡，而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愈发频繁的经济危机，他们出卖劳动力也要适应于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而决定了他们是否失业。因此，这就无疑是使得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失业，在危机时期整个社会的失业人口愈发增加，工人阶级和劳动妇女过去在经济高涨时期参与的社会大生产，而现在却被经济规律和危机将他们撵回家中。于是性别上分工和性别矛盾也就伴随着无产阶级失业人口的增多而日益激化起来，无产阶级的失业夫妻日益为生计发愁，日益因为经济收入的中断陷入到痛苦和绝望。由于我国在政治上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当工人失业以后尽管会爆发自发的罢工来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踢开，会争取拖欠的工资等等，这些工人阶级的斗争也不乏女工的参与，她们在这种赤裸裸的经济压迫下爆发了惊人的斗争意志，加强了工人阶级自发的团结。

然而，正是由于缺乏党领导，不能够推动经济罢工走向维护罢工成果和锻炼工人意志，而容易被资产阶级各个击破，也就难以上升到夺取政权的政治罢工。也就是说，工人们尽管是在危机时期不得已和资本家展开了经济斗争，也锻炼工人之间的团结，女工的斗争意志，由于没有政治上的领导不懂得如果将罢工取得的物质和思想成果保留下来，面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危机时期的失业，又要将工人从斗争中抛回到家庭，家庭上的性别分工以及男子对女人的压迫又要不同程度的恢复。不可否认，一些工人家庭在斗争锻炼起来了团结的意志，在这种经济困难的时期也是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然而那些本来就具有父权制思想的男子，则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丧失了经济来源而日益将妻子看作是压迫甚至是赚钱的对象，也就是说，当工人被危机抛出了社会大生产，一部分先进工人会和女工团结，也反对资产阶级，在这些家庭中的夫妇经过反抗后，关系更加紧密了，共同想办法摆脱失业；另外一部分工人，却陷入到了悲观主义中，日益郁郁寡欢，不仅丧失了社会劳动还将家庭劳动一股脑的压在了妇女身上。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发激烈，丈夫也就愈发通过分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威，甚至动用暴力压迫妻子等等。

当这种现象成为了社会现象，在这些家庭普遍存在的性别压迫则成为了主要矛盾，这些家庭要么是通过妇女的斗争和离婚的手段，要么是通过利用短视频向社会揭露和控诉来争取被丈夫奴役的危险。这时候，由于现实中已经存在了的性别矛盾的激发，而那些不愿意被奴役渴望自由的女子，通过离婚和各种各样的灵活的办法实现了个人冲破家庭的自由，也就因此这些家庭的性别矛盾就得到了削弱，而激发了劳动妇女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决心，她们重新的通过各种办法融入到社会劳动，而摆脱了家庭束缚。于是，资产阶级的法律为了保护这种父权制经济关系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家庭内的斗争更是此起彼伏，镇压被激发了的妇女的反抗意志，同时也为了延续新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进行家庭内的劳动力再生产，那么就不能不将女子通过家庭困住，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剥削提供条件，当然婴儿的成长也是建立在对工人的采取垄断价格的剥削下的，而婴儿的生育有赖于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因而，赤裸裸维护资本主义父权制家庭分工的“离婚冷静期”和妇女尤其是最广大的劳动妇女的自发斗争颁布的改良主义的同时又是维护父权分工的《反家庭暴力法》，资产阶级通过赤裸裸的压迫和表面进步性的实际反动性的法律以维护家庭，进一步激化家庭矛盾，使得拥有了不幸婚姻的女子们将她们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家庭内部。

这不就已经非常明显的说明：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对被压迫人民和妇女的发动下，女子的自发斗争取得的成果总是要被垄断资产阶级抹杀的，他们在经济低潮时期为了减轻无产阶级反对的声音，就要去支持和维护家庭的反动因素，避免无产阶级的性别团结。因而，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任何的革命小组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决支持被压迫的妇女争取家庭解放的斗争，而不是像网络上的一些“革命”的幼稚病的分子向被男子已经压迫，格外需要争取个人从家庭的解放，却呼吁阶级矛盾大于性别矛盾，即使这个公式在整个社会上是绝对正确的。然而在极端浓厚的父权制压迫下的家庭内部则是错误的，因为这是自于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就是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一压迫得到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未来的政党如果不发动妇女走出家庭，从而走进社会，不将这些妇女和家庭的矛盾看作是她个人的主要矛盾，而乱说性别矛盾就是阶级矛盾，那么就不可能团结和发动这些反抗家庭的妇女来反抗资本主义。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妇女在家庭劳动中遭受的压迫，但妇女被资本主义压迫和歧视不只是在家庭内部，在整个社会都浸透了对妇女的压迫。

父权制关系除了丈夫对妻子，还包括父亲对女儿的压迫，而这就集中体现在彩礼上。既然彩礼标志了妇女商品价格，那么资本主义下的妇女拐卖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全国平均彩礼金，2024年全国平均彩礼钱约为12.27万元，山东以89%的比例成为最流行收取彩礼的地区，而上海、北京、重庆等直辖市收取比例较低。”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随之而来地是父权制的复辟，妇女从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能顶半边天”重新变为了剥削阶级男子的奴隶，被排除在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外，只能从事狭隘的家务，沦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庭奴隶，这一家庭奴隶的实现则是依靠资本主义的婚恋市场对女子的买卖得到的。女方的父母将女方当作是商品进行出卖，渴望在婚恋市场中获得到一个好的价格，将过去投入到女方身上花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作为女方个人的价值，以这个作为彩礼的标准。与之而来的则是男方要支付天价彩礼，才能够实现其婚姻的结合。这样的资本主义婚姻关系，导致了买卖双方都将女性作为了商品，卖方的父母将其女儿作为商品出卖，买方的家庭也将女性作为商品购买，对他们而言结婚用大量货币支付了女性的“商品价值”，因而把女性也当作是一件和其他商品不无不同的商品，娶回家（买回家）以后女方也作为男方的家庭奴隶或家庭劳动力隶属于男方的家庭。

即便是无产阶级的婚姻关系，也不得不采取彩礼的形式来结婚。这是由于，无产阶级家庭的妇女是作为劳动力存在的，能够为自己的母家取得生活资料。当女方从母家进入到了夫家以后，母家是丧失了一名劳动力，也就丧失了一名劳动力取得的生活资料，夫家则多了新的劳动力能够为夫家取得生活资料。因此，无产阶级的婚姻关系，也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导致无产阶级的赤贫不得不采取了这种商品交换的形式，将女方作为商品卖入夫家，对此夫家则需要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一次性向母家买断女方劳动力取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女性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和其他家庭的男青年结合，而成为夫家的劳动力，那么母家就丧失了一名劳动力。这决定了承担起取得生活资料，满足家庭对生活资料需要的的只有男性劳动力了。由于这样的经济关系，也导致部分的无产阶级家庭产生和接受了重男轻女的观念。

这种物质条件下，也就形成了作为婚恋市场的买方的男性家庭，会把女性作为一件商品的社会观念，至于感情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一些买方家庭就会在婚恋市场当中寻找价格较低的卖方，这时候妇女拐卖也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因为妇女拐卖后这些掌握着妇女人身自由的人贩子资本家们，就将妇女当做商品出卖并明码标价。这种情况下，买方的男性家庭，看到价格相对于彩礼较低的妇女拐卖，就会产生购买这些女性的思想，并付诸于行动。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中被批烂批臭的“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儒家思想也跟着取得了统治的地位。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劳动妇女愈发认识到彩礼是将自己视作商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女青年选择不将自己作为商品去买卖和男青年结合，将自己取得的生活资料的一部分提供给自己的母家，这在动摇和冲击着无产阶级家庭内部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例如，重庆市彩礼金额就相对较低，通常在5万元以下，甚至有些家庭不要求彩礼了。

同时，家庭劳动中很重要的部分在于生儿育女，可被压迫的妇女在生育过程中也处处体现了，即使在生育领域这一特殊的领域中资产阶级对妇女的压迫。妇女的生育问题也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支配，资产阶级医院里，医生采取剖腹产手术往往并非基于医疗需要，而是受到了利润挂帅的支配。许多医院为了节约时间，最大限度地取得利润，对非剥削阶级地位的产妇，会优先选择生育时间短的剖腹产，而不考虑其对女性身体的长期损害。剖腹产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切口，而是通过手术刀划开后，由医生徒手撕开，直至足够大的伤口取出婴儿，再一层一层地缝合。如果缝合不当，产妇可能会终身留下病根，影响劳动能力。这种手术方式是资本主义医疗体系下利润挂帅的体现。

事实上是只要资本主义的存在多一天，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都要服从医院的利润获取最大化的需要，劳动妇女都面临着生育的生命危险，面临在生育时，不被医院所尊重的事实。仿佛自己是什么商品，是待宰的猪肉一样，被冷冰冰地推上手术台，又被利益熏心的医生冷冰冰地在她们的肚子上划上一刀。

回顾历史，封建社会的妇女在生育时条件更加恶劣，农村妇女在极端落后的医疗条件下生产，许多妇女因大出血而丧命，封建地主的父权制观念却认为，产妇流血是不祥之兆，阻碍对产妇的生命的救治。许多妇女被迫在简陋的环境中分娩，由于医疗设备缺乏，一些产妇在生产时只能依靠简单的工具进行接生，甚至需要忍受未经麻醉的缝合手术。这种极端环境下，产妇和婴孩的死亡率极高。即便存活，许多妇女在短暂休息后仍需立即投入劳动，这也是为何过去很多妇女，会因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导致子宫脱垂，甚至出现子宫脱落后被她们自行塞回的情况。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富裕阶层的女子才会享受坐月子这样的产后恢复活动。

资本主义却为了掩盖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强调人的适应性，一些跟在资本主义后面走的应声虫的女权主义者，也说什么“人已经适应了父权制”，仿佛有什么天然存在的人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到来的时候，人实适应了资本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地位，使得不同地位的人，划分成为了代表各自利益的不同阶级，而非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使人的天性得到了适应。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阶级划分及性别压迫，而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消灭也不是被某种自然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自发消灭的。

消灭资本主义需要依靠的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消灭性别压迫也同样需要妇女参与进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妇女同志们将会团结起来，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厨娘们将会离开家庭参与进革命中，在革命中同时消灭性别上的千百年的分工，使家务劳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赋予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劳动的性质。最后，女子将会完全参与进社会大生产，从而参与完全革命中来。可能否达到这一点，却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将无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团结起来，能否充分的发动被压迫更深的妇女，使之参与进推翻资本主义父权制的革命运动中。于是，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同时是在思想上对消灭父权制思想的大革命，还是消灭性别分工的唯一彻底的革命。广大的妇女同志们只有参与进这一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才能够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从而解放自己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妇女，革命才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唯一道路。

可是，帝国主义既然是父权制的社会，既然是压迫妇女极其深重的社会，就不可能只会在家庭领域中迫使妇女承担压迫，这种压迫体现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在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毛孔。因而，物质上的压迫关系就表现为了观念上的压迫思想，以及为维护资产阶级对劳动妇女的压迫，即使是口头上将自己看作是女性解放先导的非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她们对历史上和现在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遭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充耳不闻，硬是胡说阶级社会的女子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这一观点，我们在论述不同阶级的妇女对家庭劳动的参与程度，以及不同阶级的妇女争取的主要矛盾都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女性的家庭劳动问题与资产阶级女性不同，她们在家庭中仍然承担家务，但这种劳动并不完全等同于剥削阶级女性的全职的家庭劳动，这一家庭劳动是服从于她们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劳动，更甚说这种劳动是兼职，在一些家庭中已经实现了男女共同参与家务劳动的平等关系。由于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同受资本家的剥削，家庭中的矛盾主要仍然是阶级矛盾，父权制的性别分工下的性别矛盾仅仅只是服从于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换句话说，虽然劳动妇女在家务劳动上承担更多，但相较于资本家的压迫，这种内部不平等仍处于次要矛盾的地位。

即使在历史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资本主义压迫的更多深刻的黑人妇女，往往承担着资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不愿承担的家务劳动。我们以《飘》这部小说为例，这本小说叙述的时代正值美国南北战争，黑人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作为代表南方种植园地主阶级利益的小说，美化了南方白人贵族的生活，也掩盖了黑人的被剥削现实，此书中常常把黑人妇女当作佣人一般描述，她们出场必然是带着上流社会所不容忍的聒噪和喋喋不休，“充斥了下层人的愚昧”，而不是把她们当作和其他白人一样的人。黑人女性不仅面临种族歧视，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压迫，她们往往被资产阶级随意的打骂和侮辱，她们从事这这些白人妇女们不愿意从事的低级劳动，然而得到的却是种种的侮辱。所以从一开始，作为社会底层的黑人妇女们，难道能和直接侮辱与压迫她们的上流社会的白人妇女们，有什么共同的利益之处吗？

相反，同处于被白人奴隶主和白人雇主压迫的黑人男人们，则拥有着与黑人妇女共同的利益，他们在白人的种植园中和雇佣中结成了反抗的联盟，无论男女都热烈的支持反白人奴隶主压迫的运动。黑人们在反抗中结成的夫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共同阶级利益，性别上的矛盾是次要和微乎其微的，换句话说，黑人组成的家庭是他们短暂摆脱白人们的压迫与剥削的避风港。对黑人妇女来说，她们自己并不能够常常从事自己的家庭劳动，而要承担白人雇主们不愿意干的活；黑人夫妇们严重的赤贫化，他们的婚姻与家庭很难称得上是有什么私人金钱关系。因此，结成的家庭只是感情上的关系，是在精神上共同反抗白人奴隶主压迫的地方，彼此也从来不会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依附对象。

这样，被压迫阶级的男人则与被压迫阶级的女人们才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和压迫他们的男女绝无什么共同利益。

正如阿奴拉达-甘地同志在她的《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里指出的，“在田地和种植园中、劳动和惩罚中，她们被当成男人驱使。黑人家庭永远无法在奴隶制条件下稳定下来，黑人奴隶男子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女人。后来，黑人妇女被迫谋生而工作，许多人都做了富裕白人家庭的佣人。她们在那里面临的骚扰和长时间工作，使她们的经历与白人女性的经历大不相同。因此，他们不同意家庭是压迫根源的概念（对于黑人来说，家庭是抵抗种族主义的来源），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依赖（黑人女性很难依赖于黑人男性，因为他们的失业率）和妇女的生殖角色（她们通过在白人的家庭就业来创造白人劳动力和孩子）。种族歧视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这使她们与黑人男性而不是白人妇女结盟。”

既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在行动与实践上，将全社会的女性视作了共同的利益，他们为此也就提出了异常激进的女权主义的行动。例如要求女性进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是参与进资本主义的上层社会，要求女性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她们为此支持希拉里和哈里斯当选美国总统，她们迫切的要求掌握资本主义的政权和要求掌握资产阶级男性的生产资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们也迫切要求被压迫的妇女支持他们，她们不断利用她们能够掌握的资产阶级宣传机关，向整个社会兜售女子被男子压迫而产生的共同的利益，事实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男女很难说有什么共同利益。她们所以提出这个“女子共同利益论”，也不过是将这个共同利益作为她们欺骗被压迫阶级的妇女，争取政治统治和资本增殖的手段，正如如今还不断上演的资产阶级政客们为了实现他们反动的政治统治，不断的向全社会掩盖阶级矛盾，不断欺骗无产阶级从而更加残忍的掠夺和压榨他们是一样的。非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既然不从无产阶级妇女被资本家压迫的痛苦事实中考察，不看到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性别矛盾由于阶级压迫被置于了次要的地位，那么她们就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妇女的真正革命的利益，她们也就不能够自称是什么“革命的女权主义”，她们所谓的激进主义也不过是对压迫、欺骗劳动妇女以争取她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建立起同样压迫剥削劳动妇女的具有母权制性质的资本主义罢了。她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唯一所反对的只是自己不是居于统治者的性别。

她们为什么会这么呢？我们还不能够仅凭对她们的意识形态上进行批判，还应该揭露出她们提出这种政治目的的经济关系。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她们提出的一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呼吁全社会的女性都不要生孩子”的口号中分析出来。2024年7月2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18至49岁没有孩子且表示不太可能或根本不可能生孩子的成年人比例为47%，较2018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在50岁及以上没有孩子的人群中，约38%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想要孩子的时候，32%的人表示从未想过要孩子。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2019年间，15至49岁的美国女性中，近45%没有孩子，而2015-2017年间这一比例约为42%。

不知道从何时起，不生育常常被部分资产阶级女权，作为反抗父权制（她们的父权制往往与男人是同义词）的一种手段。资产阶级女性可以凭借自身经济条件选择不生育，以此对抗男性的压迫。然而，这种方式实际上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女性的处境，对于无产阶级女性而言，生育不仅关乎个人意愿，更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一种商品，而老年无产者由于丧失劳动能力，他们的劳动力商品也就不能够被社会所承认。同时，资本主义政府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对年长的劳动人民予以养老，他们的养老问题需要自己的解决。无产阶级家庭若选择完全不生育，在老年时期可能会因缺乏生存来源，而陷入更深的贫困。所以，被资产阶级看作是商品的人，他们只有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够延续自己的生命，倘若自己丧失了劳动力商品的资格，在家庭这一最小的经济单元里面也没有新的劳动力再生产，没有新的生活资料的来源，无产阶级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判处了死刑，资本主义饥饿纪律将化作死神，在丧失劳动力商品资格以后缠绕在自己的身上，而这一结果是无关乎性别的。

关于由上层社会的妇女们提出“不生孩子”的讨论，我们现在也已经明了，这不过只是在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哪里的看似激进的反抗方式，但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并不是什么斗争手段。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未被推翻之前，单纯的不生育并不能改变剥削关系。假如这真的成为了社会上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潮流，也不过会加剧资本主义对老年无产阶级的剥削。以日本为例，低生育率并未削弱资本主义，反而使老年劳动者被迫延长工作年限，加强了金融资本对他们的统治和控制。因此，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将“不生孩子”视为斗争的根本途径，而应当通过革命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便无产阶级不生孩子，也无法避免被剥削的命运。真正的解放不在于简单地拒绝生育，也不在于多多生育，这些提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反而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真正途径。解放的途径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同时，无产阶级女性的解放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资产阶级提供的改良主义方案。只有在打破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和消灭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女性才能真正摆脱家庭与社会双重压迫，实现平等与自由，无产阶级的后代能够自由健康的成长，而根本不需要这种消灭自己的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的“不生孩子”的提法，将不生育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天马行空的幻梦，靠这种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不过是因为这个阶级被金融资本统治和掠夺而即将灭亡的绝望，妄图向整个社会的妇女宣扬这种同归于尽的手段和资本主义一起归于灭亡。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因此，无论无产阶级女性是否生育，资本主义都会继续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压榨，这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会被资本主义本身创造出来。因而，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将小资产阶级的不生育的口号，重新赋予了资产阶级的目的而宣传“不生育”观念，实际上是这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畏惧，防止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妄图将无产阶级革命引向关心生育作为斗争手段的歧途。资产阶级同样的也会宣传“大力生育”这一赤裸裸的要求劳动力再生产的口号，为资产阶级创造新生的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目的。资产阶级女权所谓的“不生孩子”，和整个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大力生育”只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不同利益的需要。

当然，现在许多无产者也有了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打算，倒不一定完全是被反动思想灌输的，也并不代表以此反抗斗争。而恰恰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无产阶级面对着失业的普遍和抚养成本的上升，从教育、医疗到日常的生活开支，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工资，而他们的收入却难以满足这些需求，无产阶级被迫地因为资本家的压迫，将不生孩子看作是劳动群众发出的一种无力的抗议。在资本主义压迫使劳动群众老年后留下职业病，往往会面临失业，为了延续劳动力而不得不多生孩子。但现在不愿意生孩子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压迫导致，他们把未来的希望不是寄托于孩子身上，而更倾向于依靠有限的存款和投资来试图为自己的晚年做准备，当然这只能是杯水车薪的，然而最终又要被资产阶级掠夺去，饥饿纪律的阴霾又要重新回归。

无产阶级女性若想真正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必须依靠阶级斗争，而非通过不生育来消极对抗资本主义制度。若将生育自由视作是革命的目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生育与否是受到了社会运动所决定的，要改变妇女的生育上不自由和被压迫，就只能够进行革命运动，消灭资本主义父权制，生物自由和堕胎权的取得也只是革命的副产品，并不是革命本来的目的。

我们现在便能够回答了，代表上层社会的女权主义所以将性别矛盾看作是大于阶级矛盾，她们不过是已经成为了掠夺者和剥削者，她们在经济上不需要为了生存而拼命的挣扎，也不需要出卖她们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命。因而在她们的这个阶级中，阶级压迫往往是次要的，而资产阶级之间对于剩余价值的瓜分和资本的垄断之间的争夺，在剥削阶级内部具体表现为了性别上对于剩余价值的更多占有，女资本家们越来越试图挑战男资本家的垄断地位，所以在这个阶级中间性别上的竞争，便决定了资本对利润的重新分割。

当非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提出了女性的共同利益论以后，也确实是在各个阶级的妇女中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仿佛女性确实争取不代表底层妇女利益的女权主义真代表了全体妇女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我们上面说的，女性的资产阶级在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竞争等手段，取得资本主义的统治权，而建立起女子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第二，即使是作为上层社会里的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她们尽管分享了丈夫了剩余价值，而无阶级压迫的忧虑，然而性别上的压迫却是极其严重的，这些男人也根本不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妻子，当作是寄生虫和泄欲工具等等，因而她们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也是低下，不得不服从丈夫。有时，这个阶级的太太们，为了缓解被压迫的痛苦陷入到了帝国主义最为腐朽的色情运动中，将出轨和淫乱自由视作摆脱压迫的手段。因此，她们也会在政治上支持代表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支持女资本家们争取统治，因为女资本家取得了统治，她们也能够提高地位。第三，即使在无产阶级家庭中，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一些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关系及其严重，女子被丈夫当作是压迫的对象。这些家庭内，女子更多感受到的是丈夫也即男人的压迫，并非阶级的压迫。所以，女性的共同利益论也是找到了市场，被压迫阶级的部分女子们甚至也接受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观点。

与此同时，非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真正消灭父权制的观点，然而他们在近几年中经过舆论的施压和短视频的传播，甚至是部分的女权主义者亲身参与进了解救和揭露被压迫妇女的活动中。例如，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铁链女事件）、陕西佳县铁笼女事件、山西卜小花事件……以及2005年，山东省临沂市被曝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强制绝育、强制堕胎等暴力行为。因此，在这些女权主义者的揭露下，也引起了广大被压迫阶级甚至是上层社会的女子们的同情，最后这些一个个悲剧结果在舆论的压力下得到了说明。可是，这些行动也不过只是反对了父权制造成的结果，并没有反对父权制形成的原因，只要这个剥削阶级还存在那么性别分工和性别压迫就不会停止，那么一个一个类似于铁链女的事件还会被制造出来。也就是说，即使非无产阶级女权主义为女性在法律上和职场上取得了一定权益，但并不能改变父权制的根基，这种女权主义也就沦为了社会的改良主义。最后这些社会上的改良举措，也无疑不会转化为对资产阶级女子争夺特权的支持上去，改良主义又沦为了政治投机的资本。

这也是一切的非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革命的女权主义又什么呢？自从阿努拉达-甘地同志首次提出了基于阶级的女权主义的概念，根据全世界无产阶级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是长期处于父权制社会的印度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为阿努同志提供了丰富的无产阶级妇女的革命解放运动的材料，最后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妇女解放运动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这唯一革命的女权主义提法。这一提法所以是唯一革命的，就是在于它揭露了过去各种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并且都是为资产阶级与反动派服务的，将过去种类繁多的女权主义，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统统予以了批判和揭露。暴露了这些名词纷乱的女权主义并不是向它们宣扬的那样，是代表了全体女性的利益，在揭露了女性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后，也为这些女权主义找到了它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女主人，从而提出了革命的女权主义——无产阶级女权主义是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女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下，又与过去常常提到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同义词。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指的都是指导全世界劳动妇女正争取革命与自由的理论；在范畴上却存在了差别，无产阶级女权主义比妇女解放理论多了一个新内涵，也即系统揭露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的反动性和社会成员的女性之间的阶级矛盾。

可是既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也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无产阶级妇女的支持，接受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灌输。因而，我们对于接受了这一观点的劳动妇女便战术上的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女性的处境，然而，这种改善只是在一些地方而已，并不能够给整个被压迫妇女带来改善，她们仍处于两种奴隶的地位。因此，我们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妥协的目的，在于对被它影响的妇女揭露这些所谓的女性领袖，这些是要一有机会就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妇女的女资本家们——她们建立的全女工厂，以专门剥削女工的创造剩余价值，这就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冲突了，并不是因为同一个性别，女资产阶级就会减少对女工的压榨，资本家的本性是对利润的渴求，而这是无关乎性别的。最后，经过这种政治揭露和经济分析，将被压迫的妇女团结进革命的队伍。

因此，革命的女权主义是区别于了其他一切的女权主义，旗帜鲜明地要求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妇女服务；要求无产阶级的男战士和女战士们，在革命中结成革命的友谊；要求那些走向了前面的革命妇女们，应当承担起组织妇女实现团结的任务：要求妇女自己在革命中解放自己，在阶级斗争中消灭性别分工；要求妇女组建的革命队伍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一切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父权制前进。而为了实现被压迫妇女被争取到革命的队伍，就要使用好革命与斗争的女权主义不断批判机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将被资产阶级妇女们所影响的女子重新纳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因此，妇女组织的建立，必须注重培养能够坚持马列毛主义革命路线的女性领导者，使其能够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确保妇女运动的革命性，而非停留在资产阶级层面的改良主义。

如果，我们已经按照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指导，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家暴的妇女们团结起来，加入无产阶级革命中，那么帝国主义的灭亡也就要因无产阶级的彻底联合而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