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屈原和楚辞

出身

屈原出身楚国王族，曾任“左徒”，本为楚怀王所信任。他学识渊博，主张改革，积极推行法家路线，反对奴隶主贵族。彼时正值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矛盾激烈。屈原代表进步力量，受到旧贵族联合打击，终被动摇于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怀王所疏远。

屈原被疏后担任三闾大夫，掌管公族谱牒并教育贵族子弟，期间他致力于培养革新人才，但这些青年最终未能支持他的理想。

秦国拆散齐楚联盟，楚国陷入孤立。怀王派屈原恢复邦交，但保守派破坏，怀王最终放逐屈原。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继续执行投降政策，重用旧贵族令尹子兰，加剧了对屈原的迫害，将他流放至江南。

长期的流放生活使屈原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了解社会，《离骚》、《天问》、《九章》这些好诗，都是诗人在流放期间写成的。

屈原六十二岁的时候，楚国的国都郢（yǐng）都被攻破，诗人痛感祖国的危亡，悲愤至极，在这年的五月五日于长沙汨（mì）罗江投水自沉。

屈原的一生是与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斗争的一生，他用血泪谱写的诗篇是他一生奋斗的真实记录和艺术结晶。

诗词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屈原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跟反动的贵族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的优秀诗篇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瑰宝；而当年豪华富丽的楚王宫殿，却早已化为尘土，这就是历史所作的公正判决。

屈原是一个政治诗人，他坚定地站在进步的法家一边，以诗歌为武器，对奴隶主阶级传统观念怀疑并进行批判，并主张法治，反对心治，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不过屈原的爱国思想与忠君观念密切相连。他失败不仅因阶级差距悬殊，还因忽视人民，寄希望于君王。他失去楚王信任后感到迷茫，最终选择自尽，既体现了坚守理想，也显露出消极的一面。他诗中自鸣清高、孤芳自赏以及浓厚的感伤情调都是剥削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应当加以批判。

屈原的《离骚》是他流放期间创作的长篇抒情诗，集中表现了他坚持法家路线，与腐朽贵族进行激烈斗争，展现了他在困境中坚守理想的决心。

本诗第一部分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写屈原的志向，写他辅佐楚怀王，从事政治改革，曾经充满信心。“乘骐骥（qíjì，马）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在诗中再三表明他和腐朽的旧贵族的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描述了在斗争中遭到旧贵族的造谣诽谤，摧残打击，以至可能会像先前法家商鞅、吴起那样受到肢解的酷刑，但他还是要拼死斗争到底。他连续五次表示，为了坚持法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作任何妥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等等表现了诗人和旧贵族进行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实际上是当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个大变革时期楚国内部新旧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反映。

第二部分自“女婆之婵媛（chán yuán，情思牵萦）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这一部分是写诗人满怀怨愤之情，幻想向古代的帝舜（名重华）陈词，借以证明他在楚国推行的法治路线是合乎正义的，接着他又上天下地探索真理：

朝发轫于苍梧（舜葬地）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日入处的山名）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早上我从苍梧出发，到昆仑的县圃已是晚上。我想在神庙门前稍息，时间流逝已暮色苍茫。我令驾日神按节徐行，因崦嵫在望而不必匆忙。为求真理不管道路多漫长，我将上下探索不怕任何阻挡。

这种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曾把这八句诗作为他《彷徨》一书的题辞。

诗人追求到最后，曾想上天叩见天帝，但看守天门的人却不给他引见：“吾令帝阍（hūn，守门人）开关兮，倚阊阖（chāng hé，天门）而望予。”之后诗人还周游天空，览观四极，几次向美女求婚都没有成功。这是比喻他想通过“贤臣”，期望为国君所用，仍然是无法实现。“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悟）；怀朕（zhèn，我）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求贤未果，君王不悟，诗人不甘理想无成，幻想远离祖国另寻出路。

第三部分自“索藑（gióng）茅以筵篿（tíng zhuān，占卜）兮”至“蜷局顾而不行。”这一部分写诗人在幻想中经过求神问卜，反复考虑，决定离开祖国，但后来因为眷恋故国，又停步不行。诗人先是根据神的启示：“两美其必合兮”，“孰求美而释女（汝）？”贤臣与贤君一定能两相遇合，哪有一个国君要寻找贤人而会丢掉你（指屈原）呢？考虑的结果是，在当时楚国的确已无实现“美政”的万一希望，不要说腐朽的旧贵族千方百计地破坏他的变法，即使他早日亲自培植的那些人才也都变质，倒向反动派一边去了。这样，除了离开祖国，还有什么出路呢？于是诗人决定选择吉日出发。但当诗人率领着宏大的队伍，正在高空中载歌载舞，浩浩荡荡地前进时，忽然又远远地望见了下面楚国土地，这时一股留恋祖国的深情油然而生，于是就停止不进了。表现了诗人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终于舍不得离开祖国。

第四部分是总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商朝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之所居。”寥寥数语，表示他既然无法实现美政，只能沉江自杀。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离骚》突出地反映了屈原进步的政治理想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充满了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这种浪漫主义想象，是植根于现实斗争的土壤中的。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离骚》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较高结合。

屈原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在古代诗人中是少有的。在《离骚》中，诗人的想象力纵横宇宙，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如诗中屈原幻想驱使日月风雷，驾龙凤云霓，与历史帝王和神女交往，展现了其超越现实的想象力。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编织成为宏伟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

其次，在屈原手里，比兴手法运广泛而多样。如香草（或香木）既用来比喻贤者（“何所独无芳草兮”），也用来比喻美德（“扈披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或者用来比喻国君（“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美女既用以比喻屈原自己（“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也用以比喻贤臣。《离骚》中比兴手法大量运用，而且多种多样，它是《诗经》中民歌的比兴手法的创造性发展，又给后代诗人以很大的启发。再次，是抒情与叙事的结合。《离骚》基本上是抒情诗，但也穿插了若干叙事性的故事情节，如：女婆（屈原的侍女，一说他的姊姊）对屈原的劝告，屈原向帝舜陈词，上叩帝阍，屡次求女，以及最后求神问卜，决定离开楚国，飞向高空远行，又半路折回等。但诗中穿插这些故事，并不是为了逞奇炫博，而是为抒发诗人的激情服务的。这种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对突出诗人追求理想、坚持理想的斗争精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橘颂》是屈原初期的作品，诗中生意盎然的橘树是诗人形象的自我写照，根深叶茂，意志坚定，不动摇，不迁徙，生长在这南国的土地上，象征着诗人为楚国的革新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意志和决心。全诗洋溢着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乐观气氛，反映了诗人早期诗歌中浪漫主义的特色。

《九章》中的其他各篇，大都是屈原放逐时所作，其中不少地方表现了和《离骚》相似的思想内容，那就是对于腐朽的旧贵族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谴责，并叙写自己被放逐后怨愤不平的心情。“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nū，笼）兮，鸡鹜（wù，鸭）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沙》）。其中《涉江》《哀郢》还叙述诗人流放途中经过的具体地点，说明了他行踪的辽远、处境的荒僻和心情的凄苦，这些描绘都很真实。

《九歌》是由楚国民歌改写而成的。《九歌》是乐曲的名称，并不是诗篇的数目。屈原的《九歌》有十一篇，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它本是在楚国南方民间流行的祭神的歌曲，有歌有舞。屈原在这些诗歌中反映了人与神、神与神彼此间思慕之情，也寄寓着屈原和楚王的关系。“帝子降兮北渚（zhǔ，水中小洲），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表面上写的是神，实际上写的是人。“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这种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的艺术手法，跟《离骚》是一样的。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楚辞”是由屈原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创制的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诗歌体裁。楚国民间巫风很盛，“巫风”本是古代一种宗教迷信，即由“巫”主持祭祀鬼神的风俗。因为祭祀要用歌舞娱乐鬼神，于是就产生了丰富多采的民间祭祀乐歌。屈原放逐江南时，有机会接近人民群众，见沅湘一带民间祭歌虽然比较粗糙，却很有艺术价值，便在此基础上提炼加工，制作出优美动人的新诗篇《九歌》。屈原的作品深受民歌影响，富有地方色彩。诗中常使用方言和俗语，如“扈”、“凭”、“婵媛”等，句末多用“兮”字调节语气，展现楚地文化特色。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格调，从三言至八言都有，句式参差不齐，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大大增加。

鲁迅说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zǐ，非议）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屈原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写作楚辞，但他们都只是模仿华艳的文辞，完全丢弃了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成就远不及屈原。

今日在中国汉文的诗歌创作中是不可避免地要学习屈原的诗篇的，但是必须要剔除剥削阶级世界观的糟粕，学习其中优秀的精华部分，变古为今，使之更好的服务于我们今日的革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