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两个阶级、思想展开了长期、复杂、激烈的斗争。奴隶对奴隶主的斗争是促使奴隶制社会解体的根本力量。当时各国内部的新生地主阶级对奴隶主的夺权斗争，也是一股反对奴隶制的重要力量。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主要是儒法两家的对立，此外墨家、道家、名家、兵家等则处于次要的地位。

荀况生在战国末期。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异常激烈。他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曾游历齐、秦、楚等国，对社会政治状况作了实地考察，法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弟子。现存《荀子》三十二篇，绝大多数是政论散文，经过后人整理。

荀况以“制天命而用之”批判儒家的“畏天命”。以“法后王”批判了儒家的“法先王”。以“性恶论”批判儒家的“性善论”。以“隆礼”反对儒家的“复礼”。不过他所主张的“性恶论”本身也是一种人性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离开阶级性去笼统地人性是错误的。荀况说：“国之命在礼”，“分（去声）莫大于礼。”荀况这里所说的礼和儒家的“周礼”是根本对立的。隆礼实际上是重法，分是等级名分。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把奴隶制的等级名分重新划分为封建制的等级名分。这虽仍是一种剥削制度，但在当时是进步的。

在文艺上，荀况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作品的语言形式必须服从于思想内容，内容与形式要尽可能地一致，做到“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称情而立文”（《礼论》）。但是荀况的文艺观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尽管他不像儒家那样，对郑卫民间新乐深恶痛绝，对《韶》《武》狂热吹捧，但贬“郑卫”、扬《韶》《武》的倾向是存在的。当时不少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君”，已经比较喜听民间新乐，厌恶奴隶主贵族旧乐，在这方面，荀况是落后于现实发展的。

《荀子》绝大多数是政论散文，但《赋》、《成相》却是两篇优美的文学作品。

《赋》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分别铺写“礼”、“知”（智）、“云”、“蚕”、“箴”（针）五样东西，篇末又有“危诗”（诡异愤激的诗）、“小歌”以抒写作者深沉的悲愤，体现了赋的写志的特点。而在形式上，如主客问答、铺张扬厉、排比押韵等特点，也是为后世辞赋家所继承了的。 荀况的《成相》篇也是一篇具有强烈政治内容的作品。它运用民间歌唱的艺术形式来宣传法家的政治主张。“相”是一种打击乐器，它从春杵等劳动工具发展而来，一根几尺长的竹筒子，一端蒙上皮革，击之发出响声，边击边唱。这就叫做“成相”。

《成相》表达了荀况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中心思想就是法治。篇中一再强调“尚贤”的重要性。能否任用法家人物是贯彻执行法治路线的决定性条件。“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但是当时除了秦国外，其余诸侯国大都是“是非反易”，“妒功毁贤”，“暴人刍豢，仁人糟糠”，像荀况这样杰出的法家人物也得不到重用，因而发出了“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的感慨。

荀况的一个弟子韩非是韩国人，他出身贵族，后与李斯同在荀况门下学习，接受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和法治思想。

韩非生活的时代正是秦始皇即将统一全国、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决战的前夜。这时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异常激烈，新兴的地主阶级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需要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理论体系，韩非的法治思想就是适应时代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韩非的著作都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进步历史观，认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并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是当时儒法两家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韩非除了在理论上阐明“法后王”的主张之外，还创作了许多宣传“法后王”、批判“法先王”的寓言，宣传了“不期脩古，不法常可”，即厚今薄古、变法革新的“法后王”思想。

韩非的思想在历史上无疑是进步的，但他毕竟是剥削阶级。他所倡导的地主阶级专政，既有摧毁奴隶制的进步方面，又有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反动方面。尽管韩非承认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但他将历史进程归因于少数“圣贤英雄”，实质上未能突破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框架。 韩非继承了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革新主张，要剥夺奴隶主阶级的文化专利权，使文化教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推行法治路线的有力工具。他反对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浮言说辞，大力提倡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的文章。 韩非的议论文，说理透彻，逐层深入，论据确凿，批判尖锐，表现了法家严峻锐利的文风。他的问答体的文章采取一问一答、先问后答的形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层次分明，说理清晰，是一种很好的论说方法。他的驳难体的文章是先举一历史传说和儒家对它的评论，再用“或曰”提出法家对它的批驳，如著名的矛盾的故事，就是这种驳难体文章。

总之，韩非的文章，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高，对后世散文也起着积极的影响。儒家宣扬法家无文论，法家无文艺，仅就我们上面所说的荀况和韩非的作品，也足以粉碎他们的谬论了。

当时一个叫庄周的几乎与孟轲同时，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他曾做过漆园吏。他的生平材料很少，大概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下层人物。他处境比较贫困，但绝意仕进。

《庄子》是道家著作，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但其思想主要是消极的。

庄周处在战国后期，当时奴隶主阶级已接近崩溃，他悲观失望；但他对奴隶主上层分子的腐朽堕落，对为它服务的虚伪、反动的儒家思想也表示不满，这样就形成了他那一套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哲学思想。庄周既否定新兴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否定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垂死挣扎，并进一步否定整个现实人生，幻想追求只存在于“无何有之乡”的绝对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一遇挫折，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采取忍辱偷生、不加反抗的消极的处世态度：“一以已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人家呼我为马，我就自认为马；呼我为牛，就自认为牛。这对后世起了很有害的作用。

不过《庄子》一书中，也有一些批孔反儒的东西。如《盗跖》篇中虽有一些道家思想，但它写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对儒家祖师爷孔丘的痛斥，实际上是塑造了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英俊智慧勇敢的伟大奴隶领袖形象；一个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盗取富贵”的巧伪人的丑恶形象。这在客观上是表现了批孔反儒的倾向的。《法箧》篇抨击奴隶主阶级的仁、义、圣、知（智）的反动实质，感情激动，语言尖锐，含有批儒的积极内容，但其中也流露了对新兴地主阶级夺权的不满，并不免掺杂着一些道家的消极倒退的思想。

《庄子》的文章，大都是抽象的议论和比喻、寓言的互相结合，它意境开阔，想象丰富，能够从问题的各个侧面，排比铺陈，层层深入，借以点出主题，所以能做到纵横开合，姿态横生。

《庄子》有些寓言故事，写得非常生动有趣。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足之所履（踏），膝之所畸（yǐ，读“椅”，抵住），砉（huā，读“哗”，皮骨相离声）然响然，奏刀騞（huō，读“霍”，比表还要大的声音）然，合于桑林（舞乐名）之舞，乃中（读去声）经首（一种古代乐章）之会（节奏）。”这里写的庖丁解牛，简直是一出美妙的音乐舞蹈节目。

战国时许多散文家，都善用比喻，庄周尤为突出。《庄子》的文章经常用大大小小的各种比喻来说明一种思想，一个问题。大的比喻是一个寓言故事，小的只有一二句或几句，但都富有形象性、生动性，例如“螳臂当车”、“邯郸学步”、“呆若木鸡”等，都成了后来习见的成语。

总之，《庄子》这部书，从思想内容上看，有些可取之处，但消极的东西居多。从艺术技巧上看，则有较高的成就，所以鲁迅说《庄子》“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为阶级斗争服务。散文成为不同阶级表达政治主张的工具：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借散文宣扬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散发着腐臭的历史余味；而新兴地主阶级则以散文积极表达建立封建制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趋势。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期时，应当注意以阶级分析、人民史观、儒法斗争观念为基础，防止被资产阶级学者欺骗，而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对待这一历史，深刻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在阶级斗争中的历史地位，我们才能批判地继承其文学遗产，并将这一批判精神转化为今天革命文艺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从而更好的让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伟大的政治目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