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司马谈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都有所肯定和批判，惟独对道家则全盘肯定。他这些思想对司马迁有着相当的影响。他后来随父亲到长安做官，这一时期他沾染了一些儒家思想。

二十岁起司马迁开始漫游生活，搜集了不少历史材料。他继任为太史令后广泛地阅读皇家书库的书，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做好了写书的准备工作。公元前一〇四年，制订“太初历”的工作完成之后他就开始写作《史记》。这时司马迁四十二岁。

经过了四、五年的写作，在公元前九九年发生了“李陵事件”。李陵轻敌冒险招致了失败，并可耻地投降了敌人。司马迁仅凭平日对李陵的一些印象便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因此武帝大怒，将司马迁下狱，后来判处了宫刑。司马迁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受刑后耿耿于怀，时露怨愤情绪，在《平准书》、《酷吏列传》等篇章里对武帝发出了一些不应有的讥刺。 司马迁受刑以后，还是继续写他的《史记》，公元前九六年，他被赦出狱，武帝升任他为中书令。他继续写作了五、六年，公元前九一年，他五十五岁时，全书完成。不久他就死去，大约是汉武帝末年。

《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在西汉武帝时代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从客观方面来看，武帝时西汉王朝已经进入比较巩固和繁荣的阶段，封建经济得以发展，政治稳定，还取得抗击匈奴奴隶主的胜利。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上的繁荣昌盛必然要在文化上反映出来。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也要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进行统治的借鉴。司马迁的《史记》正是适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而写成的。从主观方面说，司马迁注重社会调查，占有大量史料，并能以进步思想进行分析研究，加之刻苦认真，坚忍不拔的写作态度，这些都是使《史记》能高出中国古代其它历史著作的重要原因。

《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著作。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史记》记述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个部分组成。以后的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其体裁基本上都是沿袭《史记》的。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极其概括地充分地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史记》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富的著作，司马迁在里面提出“法后王”的主张，并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并有反传统的、反儒的观点。批判儒家的“天命论”，强调法家的“功利”，轻视儒家的“仁义”.司马迁把陈胜列为“世家”，跟儒家者流尊为“圣人”的汤武相提并论，给予崇高的评价。儒家认为“男尊女卑”，他们是鄙视妇女的，如果妇女当政，那更要诬蔑为“妖孽”。但是司马迁对实际上掌握了政权八年的吕太后，照样把她列入“本纪”，和一般皇帝同等看待，并且称赞说：“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

司马迁还具有比较尊重史实的态度。前人称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谓“实录”，就是说他能够比较尊重历史事实，记述历史人物的事迹和功过。例如对法家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司马迁如实地记录了他们变法的具体措施及其成效。

以上所述，是司马迁思想的基本方面。不过司马迁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世界观是复杂、矛盾的。他的《史记》不免也存在一些落后以至反动的思想观点。

《史记》存在着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史记》虽也写了一些统治阶级以外的人物，但是总的说来，《史记》基本上还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论载”那些“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言论和行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给统治阶级作借鉴的。而且他对“天命论”的怀疑和批判很不彻底，在强调英雄人物的历史功绩、历史作用时，又陷入“天命论”。所以，对于刘邦的终成大业，就说什么“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其次，《史记》还存在着一些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孔丘就很尊崇。按照《史记》的体例，孔丘本来只能被列入“列传”，但司马迁却把他列为“世家”，显然是推尊之意。《孔子世家》后面的论赞还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对孔丘表示了无限赞叹敬仰之情。他肯定了商鞅、李斯、秦始皇以及汉武帝时那些所谓“酷吏”执行法治的成绩，但总是批评他们“刻薄”“少恩”。对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有所不满。指责汉武帝是“鹜于功利”。司马迁受儒家道德观的影响很深。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吹捧李陵平日“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在他看来，李陵既具有“孝”“信”“廉”“义”这些高尚道德，决不会真心投降敌人，所以就为李陵叛国投敌的行为辩护，并且主观主义地断定李陵兵败投降必是“欲得其当而报汉”。我们在充分肯定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历史地位时，对其思想糟粕应当如实指出并加以批判。

《史记》是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又是富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史记》的文学特点及其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叙述和文学描写的结合。

《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是叙述人物一生的事迹的，当然都要根据历史材料，但作者除了一般历史事实的描写外，还经常穿插以细节描写，用一个集中的主题来突出人物的思想。使历史人物及其事件具有形象性、生动性。这种情况，随处都有。如《曹相国世家》，前面历叙曹参战功，其实主题所在，是后面所写的曹参的相业。譬如《张丞相列传》写了张苍、周昌、赵尧、任敖等几个人物。其中写周昌质直，能够坚持原则，便运用了一些细节描写：“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口吃发出的声音）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刘邦因偏爱戚姬的儿子，要废掉太子。这对汉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作者写质直敢言的周昌坚持不同意见，为此进行廷争，甚至写他盛怒之下更加口吃的情态，这样就很形象、生动。

二，善于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爱憎，不但表现于传记末尾的“太史公曰”中，而且更多地表现于篇中的叙事部分。恩格斯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致敏·考茨基》）。《史记》里面不少地方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如在《酷吏列传》中写张汤时，写到有一次群臣在武帝面前争论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博士狄山和张汤针锋相对。狄山根据儒家“兵者凶器”的观点，讲了一大套应该和匈奴和亲的话。武帝问张汤，汤说：“此愚儒无知”。狄山听了就诬蔑张汤是“诈忠”。这种不根据事实的谩骂，武帝一听发了脾气，存心要为难这个言不顾行的儒者，便问狄山：你能居一郡，使匈奴不入侵吗？回答说：“不能”。又问：你能居一县，使匈奴不入侵吗？又回答说：“不能”。又问：能够居一个防守据点防止匈奴侵入吗？狄山想想如果再说“不能”，等于宣布自己是一无用处的饭桶，恐怕皇帝就要惩处他了，他只得回答：“能。”于是武帝就叫他去担任一个防守据点的职务。但只有一个多月，“匈奴斩山（狄山）头而去”。这件事实本身，可说是出足了儒者的洋相，也是对法家汉武帝和张汤的肯定与赞扬。

三，创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

《史记》传记中写了大量的人物，如秦始皇、刘邦、萧何、曹参、蔺相如、廉颇、李广、卫青、商鞅、屈原、李斯、贾谊、张汤、汲黯、孙膑以及狄山、公孙弘等等。这些人物思想各不相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来，形象都是鲜明的。

如《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写的儒者公孙弘，维妙维肖，呼之欲出。公孙弘虽出身贫困，但学的是儒家经典，汉武帝时他应征贤良文学做了博士。在他的笔下，公孙弘是个没有实际才能，但善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人物。汉武帝曾派他出使匈奴，不称职，因此“怒，以为不能”。有一次又派他去巴蜀视察，他回来后却批评朝廷“通西南夷”的政策，汉武帝也不听他的。但他善于辩论，有一次对策，他迎合皇帝的意思，居然擢为第一。他知道汉武帝喜用法家人物，因此和汲黯要好，时常探听他的政见，到了皇帝面前，汲黯先讲，他就随后表示赞成，以此博得皇帝的欢心。平时和公卿约议，到了皇帝面前，一看苗头不对，他就见风使舵，违背约定。他还假装节俭，睡布被，只吃一只荤菜。这个虚伪、奸诈、两面三刀而又一无所能的儒者形象，真是被司马迁写得丑态百出，肺肝毕露。

四，是语言方面的高度成就。

司马迁能用厚今薄古的观点来对待语言。如《尚书》中的文字比较古奥难懂，他就用当时的语言加以改动。如《五帝本纪》中引用《尚书》的他大都给以改动，使之比较易懂了。他引用春秋战国和汉代语言，则改动很少。这些表现了作者厚今薄古的观点。《史记》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能够表现实际生活和人物的体态神情。如《外戚世家》写窦广国会见他姊姊窦皇后（文帝妻）

窦皇后和她弟弟离别时家境很贫困，她弟弟也只四、五岁，但是姊弟之间的情谊是很深挚的。现在她做了皇后，姊弟重逢，悲喜交集。而那些服侍贵人的左右，也在这里凑热闹，“伏地泣，助皇后悲哀”。这里作者把这种难以形容的场面，只用四、五十字就逼真地刻划了出来，于此可以见出作者驱遣语言的能力。

综上所述，《史记》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兼具文学与思想价值的杰作。我们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的同时，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其落后思想，剔除糟粕，汲取精华，使其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