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质、量、度量变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

这个规律表明，事物的发展是在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无限交替过程中实现的。

要阐明量变质变规律的内容，首先应当说明质、量、度三个范畴。

质是什么呢？简要地说来，质就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内在的规定性。

每一个事物之所以是它自己而不是别的事物，就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质。

有机物不同于无机物，动物不同于植物，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都因为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质。质同事物是不可分离的。当我们说到质的时候，指的总是某一特定事物的质。离开了特定事物西凭空存在的质是没有的。同样地，当我们说到事物的时候，指的也总是具有特定的质的事物，不具有质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某物之所以为某物，也正因为它具有某种特定的质。

如果某物丧失了它所固有的质，就无从同别的事物相区别，就不再是某物，而变成另一种事物了。⻝物腐坏了，同有毒的东西无从区别，就不成其为⻝物。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被工人贵族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到同资产阶级政党无从区别的程度，也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同时，又例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与左圈机会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如安托西修等机会主义分子习惯把小资产阶级的抽象语言、 网络热梗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还有些人起初也是经常混迹于左圈之中，很容易沾染到小资产阶级旧习气，大家往往把这类群体称为左圈，他们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特殊的饭圈文化。

左圈人有时是在说话上不认真，不以马克思主义这种严肃认真的方式来对待革命，有时是对机会主义缺少理论上思想上的批判，这其实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不学无术，只能采用诙谐式的语言来调侃一二，但是这代替不了批判，代替不了揭露，代替不了科学本身，我们要和左圈人划分界限，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和机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斗争，也要和左圈习气斗争。

事物的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基础。

人们认识事物之所以可能，正因为事物同事物之间有着质的区别。

所谓认识事物，首先就是认识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质。如果客观事物没有确定的质，事物同事物之间没有区别，人们认识事物也就根本不可能了。清代唯物论哲学家戴震说：“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这句话是合理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弄清楚自己所考察的对象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殊的质。诡辩论者否认事物具有质的规定性，否认事物之间具有质的区别。这种观点根本取消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开了方便之⻔，是为没落阶级服务的一种反动思潮。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也拾起这种思想史上的渣滓作为自己的武器。

他们故意歪曲事物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混淆不同事物之间质的区别。

他们故意抹煞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质的区别；故意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质的区别；故意抹煞革命和反革命的质的区别；故意抹煞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质的区别等等。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为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他们的叛徒行为作辩护，阻挠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们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注意事物的质的区别。

只有这一步基础工作做对了，才可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和处理事物。

如果对事物的质的认识发生错误，就必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的错误。

我国革命史上的各次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失败，单从认识根源方面说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质、中国革命的质、中国革命战争的质没有正确的认识。

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不但指导整个革命运动必须认清事物的质，进行一切具体的工作也必须如此。

我们常常说要“划清界限”，就是说的要善于区别事物的质。毛主席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我们在组织批评方面，大家要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也要将看到自己的优点，不能由于受到批评就把自己完全打倒了，即使有些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大家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时，只是针对这一方面来批评，绝不是要全盘否定残酷打击，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过程可能会极力贬低自己，这事实上也是起到了逃避的消极作用，是一种取消主义的办法，不是以积极态度去和自己的错误方面作斗争。

当然，从事批评工作的同志们在批评比如人错误的时候，更要分清被批评者的优点和缺点，切勿与rc 一样全盘否定，残酷打击。

任何事物的质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具有许多不同的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事物有许多方面的质。

例如人这个事物的质，就有社会的方面和生理的方面。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度给同一个事物下定义，正是因为客观事物的质具有许多方面的缘故。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往往不需要对事物的质的各个方面给予同等的注意，面只需要根据实践的要求，着重地对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进行研究。

例如社会科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的质的社会方面，生理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的质的生理方面，如此等等。

关于质是什么的问题，已如上述。现在要问：为什么各种事物具有不同的质呢？事物的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毛主席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解释。他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这就是说，各种事物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殊的质，是由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特殊矛盾决定的。

一个比较复杂的事物，其内部包含着多种矛盾。

每一种矛盾都决定着这个事物的质的一定方面。但是，如对立统一规律所指出的，这些矛盾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的，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区别。为根本矛盾所决定的，是质的根本的方面，为非根本矛盾所决定的，是质的非根本的方面。根本矛盾是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且规定着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因此，为根本矛盾所规定的事物的质的根本方面也必然与事物的发展过程相始终，并且规定着和影响着质的非根本的方面。

非根本矛盾则不一定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而可以在事物发展的中途发生或解决；即令贯串于过程的始终，也总是受着根本矛盾的规定或影响，对于某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没有决定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说到某事物如果失去了它的质，就不再成其为某事物的时候，是指失去了全部的质，或失去了质的根本的方面，面不是指失去了质的非根本的方面。

只要一个事物的质的根本没有丧失，事物仍然是它自己，而不会变成另一种事物。

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间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由于其它矛盾的变化，使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是只要这个根本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质的根本方面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就仍然是资本主义。又如，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 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尽管由于其它矛盾的变化，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区分为若干阶段，但是只要上述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质的根本方面没有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仍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了进一步说明质的范畴，还必须说明质与属性的关系。

属性是事物的质在同别种事物发生关系时的表现。同一种质可以表现为许多属性。例如，化学元素的质，是由元素原子内部原子核同电子壳层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这种质在同别的事物发生关系时就表现为种种属性。又如，一种社会制度的质，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也表现为种种属性。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矛盾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拥有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丧失生产资料，没有国家政权，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样的特殊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同于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特定的质。

这种质表现为下述种种属性：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贫困化，失业大军的经常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政治上的暴力镇压和假民主相结合，对外的侵略和掠夺，等等。任何事物的属性都是极其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一种属性是质的表现。

事物有什么样的质，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属性；事物的质改变了，为这种质所规定的属性也就必然随着消失。质与属性是统一的。但是，质与属性的统一不是机械的直接的等同，而是充满矛盾的辩证的统一。属性虽然是质的表现，但并不是所有的属性都一下子表现出来。恩格斯说：“物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显示出来。”有些属性在事物的一定发展阶段表现出来，在另一发展阶段却隐蔽起来了；有些属性在事物的一定发展阶段潜伏着，在另一发展阶段却表现出来了。所以，某一事物如果失去它的质，就不成其为这一事物；但是事物失去了某些特定的属性，却仍然可以不影响其为这一事物。我们要想认识一个事物的质，当然必须通过对它的属性的认识；但是却不可以把某种特定的属性看成与这个事物绝对不可分离的东西，以致把某种特定属性的丧失误认作质的改变。

桃树有开桃花的属性，但这种属性只在春天表现出来，在夏秋冬三季就隐伏起来了，但是桃树的质仍然不变；我们不能因为桃树在夏秋冬三季没有开桃花，就说它不是桃树。资本主义有危机的属性，但这种属性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显示出来，而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才显示出来的；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在某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危机，就说资本主义的质已经改变了。

我们只能通过事物的属性去认识事物的质。

但是，既然只有在事物同事物发生关系的时候，只有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事物的属性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那么，为了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质，就应当在事物的各种特定关系中、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来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属性。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说到这里，可以对质的范畴作如下的定义：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通过各种属性表现出来的、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

事物除了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量的规定性。

量是标志质的范围和等级的范畴。例如物体的大小、运动的快慢、温度的高低、 颜色的深浅、 分子中原子的排列顺序、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人口的密度等等，都是事物的量的规定性。

量的规定性是任何事物都不可缺少的。

每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质都有相应的量的规定性。

例如金属有重量的规定性，也有硬度的规定性；生产力有发展水平的规定性，也有发展速度的规定性。

量和质虽然都是事物的不可缺少的规定性，但是二者是互相对立的。

质与事物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某物失去了自己的质就不再成其为某物；量与事物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在一定的范围内，量的增减并不影响某物之为某物。例如，在一个标准气压下，水的温度在高于摄氏零度和低于摄氏百度之间的升降，并不改变水的物理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量的规定性对于某物之为某物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把质叫做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的话，那么，也可以把量叫做事物的外在的规定性。

量和质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首先，量和质是互相联系的。任何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任何量也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

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可以单单研究事物的质的方面或者量的方面，而把另一方面暂时撇开不管；但是，在现实中，离开质的量和离开量的质都是不存在的。

其次，量和质还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

从上面所说的量的增减不引起质的变化，只是就一定的范围来说才是正确的；超出一定的范围，量的变化就要引起质的变化。同样，质的变化也会引起量的变化。以在流水线生产中，资本家为追求生产效率，将生产流程分解为多个简单环节，由不同工人分别完成。例如，一个工人负责粘贴盒子，下一个工人负责检查包装，上一个工人则负责将产品装入盒子。这种分工方式虽然单调枯燥，但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每分钟可完成五六个产品。

相比之下，若由单个工人完成整个流程（装盒、粘贴、检查、装箱），可能耗时三四分钟才能完成一个产品。

由此可⻅，流水线生产方式比个体独立生产更具效率优势。

这也是资本主义流水线生产方式在质上为量的增⻓开辟了道路，当然这是以压迫工人的代价取得的。

在考察事物的量的规定性的时候，应当区别外延的量和内涵的量。

外延的量是质的存在范围的标志，是质的广度的标志。例如，体积、重量、个数等等，就属于外延的量。

外延的量是可以用机械的方法来计算它们的代数和的。

例如一吨铁加一吨铁等于两吨铁，五十公升水加五十公升水等于一百公升水等等。

内涵的量则是质的等级的标志，是质的深度的标志。例如温度的高低、颜色的深浅、金属的硬度、生命的⻓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等等，就属于内涵的量。内涵的量是不能用机械的方法来计算它们的总和的。在考察事物的量的方面时，常常需要同时对外延的量和内涵的量分别作出估计。

例如在群众运动中，就需要既估计到群众发动的面有多大（即广度），又估计到群众的觉悟水平有多高（即深度），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考虑。此外，组成事物的各种不同成分的排列次序，也是内涵量的一种特殊形式。

对量的认识不能脱离对质的认识。

只有在认识事物的质的基础上，认识事物的量才有实际意义。

就是在专⻔以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数学领域中，实数和虛数、有理数和无理数、整数和分数、正数和负数等等也有质的区别，也应当首先确定它们的质才能计算它们的量。如果连自己所考察的对象是什么都还不清楚，那么谈论它的量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从认识的秩序说来，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事物的质，然后才进一步去认识事物的量。在化学史上，定性分析（研究某种物质由哪些成分组成）在17 世纪就出现了，而定量分析（研究组成某种物质的各种成分各占多少）在18 世纪中叶才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也总是要首先确定它的资本主义的质，然后才能进一步根据它的商品生产额、 资本集聚与集中的程度、 小商品经济残余的比重等等量的标帜去确定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中修是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法西斯专政，社会上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在质上认清了中修社会，但是光知道这些显然是不够的，要推翻资本主义还需要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要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将无产阶级的力量给提高起来，最后达到打倒资产阶级的条件，这是我们目前重要的研究地方，也就是要在量上研究。

对于事物的认识固然首先要注意质的方面，但是在认识事物的质的基础上对事物的量的方面进行分析或估计，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第一、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事物的量，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事物的质。例如，在化学上，通过定性分析，知道组成某种物质的成分各是什么，固然也可以把这种物质同某些别种物质区别开来，即认识它的质；但这种认识仍是不深刻的，也无法根据这样的认识在实践中把这种物质制造出来。

只有通过定量分析，把组成这种物质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关系找出来，才能做到这一点。

例如为了生产出熔点很低（75°C）的武德合金，光知道这种合金应由铝、锡、铋、镉四种金属合成还是不行的，还必须通过实验找出最合适的比例关系（即4 份铅、2 份锡、6 份铋、1 份镉）。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中修是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法西斯专政，社会上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在质上认清了中修社会，但是光知道这些显然是不够的，要推翻资本主义还需要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要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将无产阶级的量给提高起来，最后达到压倒资产阶级，这是我们目前重要的研究地方，也就是要在量上研究。

第二、 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事物的量，才能正确地估计这个事物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同质的事物，数量不同，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往往不同，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同。

古语所说的“一杯之水不能救一⻋之薪”这句话，就反映了这个事实。毛主席在分析决定抗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时，不但指出了中国和日本双方的质的区别，而且也指出了双方各自的量的特点。如属于有利条件方而的敌是小国 （地小、 物少、 人少兵少）

、 我是大国 （地大、 物博、 人多、 兵多）

，属于不利条件方面的敌是强国 （军力、 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

、 我是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不如敌人），都属于量的特点。

这些特点无疑是决定抗日战争前途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如果不估计到敌小我大，就可能得出亡国论的结论；如果不估计到敌强我弱，就可能得出速胜论的结论。正因为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认识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胸中有‘数’”。他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耍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我党历史上犯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不是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就是低估了故人的力量和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因为错误地估计事物的数量而造成的失败，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各地区和各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的发展。

在研究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事物的质的方面而专⻔考察量的方面，也可以暂时撇开事物的量的方面而专⻔考察质的方面。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必须在认识上把事物的质和量统一起来。

因为客观事物的质和量本来是统一的，只有如实地反映这种情况，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不仅一般地表现在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总是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尤其深刻地表现在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它的质的数量界限。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事物的质是不因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但，一旦超过这个界限，事物的质就要发生根本变化。

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熔点，每种气体都有自己的凝点，每种液体都有自己的冰点和沸点，每座建筑物都有自己的最高负荷量，每种生物个体都有一定的寿命界限，等等，在所有这些“关节点”上，量的变化就要引起质的变化。换句话说，只有在这种“关节点”所限制的界限之内，事物的质才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这种使事物能够保持某种特定的质的量的界限，在哲学上就叫做度。

事物在处在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它的量的变化是没有突破一定的度的。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情形。事物在内部矛盾的推动之下，总是朝着突破度的方向发展；发展的结果，终于会突破一定的度，使事物原有的质变成另一种质。

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推动，必然产生一系列的量的变化，如生产技术的逐渐改进，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破产的小生产者的逐渐增多，无产阶级队伍的逐渐壮大，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的逐渐频繁和日趋剧烈，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的日益加重，无产阶级的觉悟和义愤的日益提高，等等。这些变化在没有超过一定的度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并不改变；但是，归根到底，无产阶级总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

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度就被突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就根本改变了。

掌握度的范畴，对于革命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既然事物的质只有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才能保持，那么，为了保持我们所需要的特定的质，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把事物的量控制在事物的度以内。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在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面，毛主席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 的原则，即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暂时性的原则。

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待这个具体问题所必须掌握的度。

如果超过了这个度，或者不及这个度，都不能保持抗日统一战线的质。

又如，在土地改革中，毛主席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指出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戶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这也是必须掌握的度。如果超过这个度，就会妨碍了贫雇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就有使贫雇农陷于孤立的危险；如果不及这个度，就不能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这样，都不能保证土地改革运动具有我们所要求的质。在党内斗争中，既要反对自由主义，也要反对过火的斗争，为的是要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度。又如，在认识领域中，本来是真理性的认识，如果把它加以夸大，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变成错误的认识。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这里所说的“一小步”，就是超出了度的一小步。平时我们说做工作要注意“分寸”，掌握“火候”等等，都是指的要注意掌握事物的度。不注意这一点，就可能犯错误。本来，家猪、家鸡等驯化动物一样进行了⻓期的培养，是人类在⻓期认识中遵循动物自然规律基础上进行的改造，是正确的认识到了动物的具体的质。但茶杯犬、茶杯猫等畸形培育，是让猫狗这种本身即是健康的“质”的情况下，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审美的需求，通过激素等技术强行干预突破生物正常发育的度，破坏原有的质，从而形成"⻓ 不大"的性状，造成动物生理机能损伤，也对这些猫猫狗狗造成身体上的痛苦和伤害。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说要注意掌握事物的度，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保持革命阶级所需要的新事物的质。这同反动阶级提倡的所谓“中庸之道”是根本相反的。

当反动阶级感到无法阻止事物的发展时，也可以表示允许某些事物有某种程度的量的发展；但是他们必须把事物的发展控制在一定的度以内，以便保证不至于从根本上破坏了他们所需要的腐朽事物的质。他们标榜所谓“不偏不倚”、 “中正持平”、 “过犹不及”，而把一切超越他们所规定的度的行动斥为“过火” 、 “过分”、“过激”、“越轨”，斥为“偏”、“乱”、“糟”。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顽固派把布尔什维主义叫做“过激主义”。大革命时代，许多顽固派又说农民运动是“矫枉过正”。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站在地、富、反、 坏和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总是把每一项革命运动都说成“过火”的行动，“粗暴”的行动。他们心目中的所谓“中”、“正”、“轨”“分”等等，说穿了，无非就是保持腐朽事物的质的数量界限，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度。这样的度，在他们看来是万万突破不得的，而在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来，恰恰是必须突破的东西。不这样做，就根本谈不到革命。

在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要掌握策略上的灵活性，慢慢来和急着来要看情况。

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他们的思想带有进步性和革命性，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在量上还占有相对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分寸，不能够急着来，不能采取过激过火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但是相反的时候，当他们错误思想在量上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就要突破原先的度了，要下一剂猛药，就要急着来。或者是在进步因素已经在量上积累起来以后，然而还受到了过去的思想的束缚，他们处于泥潭中不敢上岸，我们要冲过去把他们拉上来，但是这种急着来，并不是采取对抗的处理方式，而是帮助他们突破给自己设限的度。

还必须指出，即令是对于新生事物，我们保持一定的度也仅仅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

新事物也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当它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发挥完结的时候，当然不应该主观主义地突破它的度。

但是，当它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结，已经需要让位于更高级的新事物时，就应该自觉地突破它的度，推动它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例如，当我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办法、措施都只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限度之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主义地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政策。

但是，当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其标志就是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

以后，就必须立即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来。

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同守着原来的“度”，以为永远不能突破，结果就不能不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