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狗韩愈

韩愈是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其奉行儒家路线，倒行逆施，混入古文运动中大搞破坏，却长期被人所称赞，此文便是要揭开韩愈的真面目。

总的说来，韩愈的作品多宣扬孔孟之道和阿谀奉承之作，是为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韩愈大肆鼓吹天命论、天人感应论，鼓吹儒家的“仁义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大搞唯心史观，鼓吹吹捧圣人创造历史，“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宣扬反动的人性论，把人分出高低贵贱“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三”(《原性》)赤裸裸的鼓吹剥削有理论，“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原道》)：提出读书、作文是为了复兴儒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送陈秀才彤序》)。韩愈吹捧宦官俱文珍是“材雄德茂”的“伟人”(《送汴监军俱文珍序》)，另一方面又诬蔑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是“乘时偷国柄”的“小人”(《永贞行》)，攻击他们“侥幸而速进”(《顺宗实录》)。韩愈高叫“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主张作文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同上），就是说，他要他的门徒学古人，读古书，把儒家的“仁义”作为创作的必经之途，把儒家的经典作为创作的唯一源泉。认为诗歌创作上应该“还看古人书，复举前人瓢”(《与张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复一夕》)。这种尊孔读经、复辟倒退的思想路线，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上必然要走“复举前人瓢”的复古道路。韩愈所鼓吹的，正是要人们跟他一样，全盘继承和宣传陈腐反动的孔孟之道。

韩愈为了做官不择手段，自比为盗贼，倒是符合他的真面目“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子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还夸赞当时著名的贪官李实是“赤心事上，忧国如家”(«上李尚书书»)的公卿大臣。其实他也没说错，这位大臣的确是把国家国库当作自己家的了，配得上是“忧国如家” 为了从政治上理论上驳斥韩愈的反动思想，代表先进法家路线的柳宗元奋起反击，这就形成了当时著名的“韩柳之争”，而今天资产阶级学者却将其二人合称为韩柳，倘若韩柳得知，定要气得七窍流血。

这场儒法斗争的论战，直接影响到古文运动。

六朝盛行骈文，乃形式主义的文风，虽然遭到了一些人反对，但还是延续了下来。随着“韩柳之争”的深入并展，韩柳两人各自都感到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是自由表达思想的障碍，各自提倡先秦两汉奇句单行式的文体。唐代古文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的。虽然他们都反对骈文，但是韩愈是为了宣扬孔孟之道，他自己说“通其辞若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而柳宗元要宣传的是“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要求通过文章来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所以两者是不同的。过去尊儒派片面吹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其实只有柳宗元才代表了古文运动的进步倾向，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旗手。

韩愈大肆鼓吹天能“赏功罚祸”的谬论，胡说什么人类开发自然，破环了天地的“元气”，应遭到天的惩罚。还叫嚷“有能残斯人”者，就是“有功于天地者”，“受赏必大矣”（转见柳宗元《天说》)。这种赤裸裸的反动论调，是为贵族大地主阶级残酷统治、镇压人民服务的。

过去经常有人胡说文艺是超阶级的领域，其实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要给韩愈这种人开脱，是为了在文艺领域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作的托辞。

毛主席说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恰好是一个人思想的正确反映。倘若真如资产阶级理论家说的那样，文艺没有阶级性，那就是要说人的思想没有阶级性，社会上不存在阶级，可见这股论调的荒谬性。劳动群众永远不会说穷凶极恶的大地主阶级大贪官是什么“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贤臣，如此说来，莫非韩愈写的诗文并非诗文吗?不然的话为什么超阶级的文学却独不能被劳动群众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