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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起的病——医保不是政府福利，而是统治工具
医保，全称叫基本医疗保险，按理说应该是老百姓看病的保障，也是特色社会经常鼓吹的“人民福利”，但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件怪事：
为什么医保说是基本保障，可谁都不能不交，不交就全家都用不了？
为什么用了医保，看病还要自己掏大把钱？
为什么有的病、有的药医保不给你报销？
为什么医保费用年年上涨，小病不给报，大病治不起？
为什么一去医院就要做各种检查、开一大堆药，医生还要劝你多住几天院？
我们说医保是基本保障，但是一进医院，医院就要先查你有没有交钱，再查你是不是断缴，最后查你得的是不是医保目录里允许的病。
结果是什么呢？你交了钱，看不了病；你生了病，钱不给你用；你没生病，钱就被他们拿去补财政亏空了。交不交医保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医保又是另一回事。
那么医保到底是保命的制度，还是赚钱的机器？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揭穿中国特色医保的庐山真面目。
一、医保的钱是谁交的？
医保的钱，可不是资本家发的善心，也不是政府给的福利，它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国的医保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职工医保，面向与公司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职工医保虽然说是单位交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但实际上，单位那部分早就算进了你的工资，是从你劳动成果里预先扣掉的。
现在很多工人还觉得厂里给交了保险，是老板讲良心、有责任、格局大，其实这正中了资本家的圈套。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干一天活，他们就提前从你工资里扣走一笔，说是单位缴纳，其实就是工资打折，还想叫你感恩戴德。一般交保险的私营工厂，底层正式工的工价要比临时工低些，因为交了保险，可老板又不愿吃亏呢。这些所谓的良心企业，只不过是采用另一种剥削方式，把你的劳动成果再打包成工厂福利，当成招工的幌子，本质上还是资本家的剥削。
多数厂子干脆连保险都不交，有的公司说得很好听，什么“我们给发全额工资”，有些工人误以为这是对工人好，钱发到手里更实在，花着更方便，却不知道连最基本的保障都被剥夺了。这不是老板善良，而是他们会算账、会搞舆论、会分化群众，更是因为现在工人没有组织、没有斗争，他们才敢这么明抢暗夺。
另一种是居民医保，面向城乡临时工、灵活就业者、无业游民，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农民工。表面上是个人交一部分，剩下的由财政补贴，但是缴费年年涨价，而且报销限制越来越多，报销比例始终偏低。
2003年新农合刚开始个人缴费仅10元/年，到了2025年多地将个人缴费提高至400–995元，视年龄和地区差异定档 。名义平均工资涨了5.8倍，而医保缴费涨了40倍以上。过去是一家有一人参保即可使用，现在是人人参保，一人不参保，全家受影响。
以上海2025年标准为例，19‑59 岁个人缴费 995 元/年, 60‑69 岁：825 元/年, 70岁以上：655 元/年, 未成年人及大学生：355 元/年。
那政府为什么好心给老百姓补贴呢？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底不还是从老百姓的税收、消费、劳动中榨取的民脂民膏，只不过拿出极小一小部分来缓合社会矛盾。
甚至这补贴里还掺着老百姓的医保结余，因为医保报销条条框框的限制很多，缴费人口基数又大，截至2023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共 13.34亿人，实际上许多人一年到头没用过医保，就算用了也报不满、花不完，所以会有很大一笔结余，根据国家医保局2024年报告显示，2024年当期结余约 4682.87亿元，累计结余约3.87万亿元。
医保本质也是个保险，并不会因为加上个“基本”就特殊些，和车险、人身险、运费险等一样，归根到底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让政府赔本倒贴钱来做生意，显然是不愿意的也不可能的。这样看来补贴不过是从老百姓的口袋掏出来，又从另一只手里塞回一点点罢了。
这就好比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强盗闯进你家，把你一整年的劳动果实全抢走了，临走前，怕你饿死要起来反抗，才扔回袋发霉的大米，还要你感恩戴德。他不光抢你，更可气的是，他还在电视上满脸仁义地说：“我们这是精准扶贫！这叫共同富裕！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财政补贴并不是国家对群众的恩惠，而是统治阶级出于维稳的一种阶级统治工具。
医保账户又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个人账户买药能用，但居民医保已经取消了，这也是因为财政危机更严重了，政府把黑手又一次伸向了老百姓的救命钱，美名其余叫集中管理，实际上是用来补窟窿。统筹账户主要是用于住院报销，尽管从表面上看财政补贴连年增加，但是账户余额、具体使用情况从不公开，这笔钱经常被挪作他用，拿去补政府财政赤字、还债、搞基建了。
由于大城市、东南部省份人口多、就业密集，医保基金充足，而中小城市、中西部省份人少钱少，医保难以为继，中央就用调剂机制，把大城市老百姓的医保钱拿去补贴财政困难地区。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医疗资源合理再分配，实际上是通过管卡压扣的方式来抢劫大城市的老百姓，是劫穷济穷，结果是大城市的老百姓报销更少了，看病更难了，这样一来也不用给贫困地区掏腰包，用牺牲一部分老百姓的利益来兜底，一举两得。
这样做很有好处，不仅节省了财政支出，还转移了阶级矛盾，可以分化群众，经过宣传让发达地区误认为是贫困地区分走了他们的资源，让贫困地区误认为是发达地区抢走了他们的劳动力，似乎看不起病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不是政府制度的问题。
所以医保根本不是政府给老百姓的福利，而是老百姓自己交钱组成的集资互助金，本该用来同舟共济、互帮互助，却成了政府的统治工具。
二、医保的钱花哪去了？
医保的钱看起来是给你治病的，实际大头根本没用在你身上。根据2021年全国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来看，医疗服务收入（包括诊疗、床位费、手术费、检查费等）约占 28%，检查化验项目（CT、核磁、化验等）也占 28%，药品（门诊及住院药）约占公立医院收入的 29%，医疗耗材（一次性用品、手术材料等）约占 15%。
综合来看，在医保支付中，医院报销（诊疗及检查）大致占56%左右，合计有 44% 的医保支出流向药品耗材领域，从这个数据中已经暴露出特色医保的严重问题，医疗检查和服务性收入占大头，我们会逐条分析下。
因为下文会经常谈到几个医保相关的专业术语，有些没用过医保的可能不了解，就先来解释下起付线、封顶线、医保目录。
起付线，也叫起报线，医保只有在你花的钱超过规定数额后才开始报销，低于这个数额医保一分钱也不给。就像你打算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不是先得买票才能进去，买票的钱人家不认，这是自费的，超过的才能报销。
封顶线，也叫报销上限，医保最多给你报销多少钱是有上限的，超过这个金额医保不管了。就像你看病花了 50 万，但医保规定最多只能报 30 万，那剩下 20 万你还得自己掏。
医保目录，医保只报销规定范围内的药品、项目和设备，目录外的不给报。就像你去饭馆吃饭，厨师会做几十道菜，但菜单上只有三道，你点菜单外的？不好意思，老板不让做。
1.医院报销限制重重
职工医保各地设置的起付线常常几千元起步，封顶线一般是几十万元，报销比例从50%-80%不等，但实际上能报到手的钱极其有限。居民医保则更差，虽然起付线较低，但是报销比例更低，很多地方在50%以下，还设有各种目录限制，稍微严重一点的疾病，像癌症靶向药、罕见病用药、进口医疗器械等，往往都不在目录里，不能用医保报销。
医保不仅目录限制多，而且审核门槛高，手续复杂，一旦“目录外”“断缴”“身份不符”，全都不予报销。结果就是：钱你交了，病你看不起；医保你有了，实际用不了。总之，层层设卡，病人永远报不满，医保永远用不完。
有些群众反映：“每年几千块交医保，家里老人得了一场大病，医保只给报了三分之一，还得自己掏二十几万，看完直接返贫。”（与此同时，中修去年的医保结余有4000多亿，医保支出的44%用于采购药物和设备，这部分支出中普遍存在，哪家厂商给的贿赂多，就购买哪家厂商的设备的现象。设备的质量和设备是否用得着，在医院眼里却无关紧要。）
下面我们谈几个在大病与慢病医保报销中的常见问题：
- 目录有药，医院却不进货，明明能报销，结果得自费。很多患者明明查到药物在医保目录中，但是在就诊医院被告知“没有库存”“需要外购”，甚至“紧急用药，不能走医保”，最终只能自掏腰包去医院挂靠的高价药店购买。
- 签字陷阱，默认自费。医院往往以“你急着用药”“无法保障医保报销”为由，让患者签署所谓“知情自费同意书”。许多病人和家属在重病压力下只能无奈签字，却不知道这一签，就意味着报销无门，再投诉也没用。
- 流程复杂，层层设卡，报销真是过五关斩六将。慢性病、大病的医保报销手续冗长，常需要多份病历、医生诊断意见、医保科审批盖章，有时还得“病历上传医保局系统”等候审核。至于异地就医更是困难，来回奔波，线上线下流程错综复杂，稍有材料不符、格式错误，就被“打回重填”，许多群众最终干脆放弃报销。
为了响应二十大号召，正在推动落实全国特色医保改革，现在看病医保不再是“花多少报多少”，而是将临床特征与资源消耗相似的患者归为一组，按病种、病组定一个报销标准。医院同组内治疗费用不超出标准即可留用结余，若治疗超标则要自个承担自费部分。
打比方说，你得了脑血栓，医保给这个病设置的报销额是2万元，不管你是轻微住几天，还是严重住ICU。如果花得少，医院省下的钱还能拿走，如果花得多，多出来的你自己掏钱。这就叫打包付费，常见的方式是DRG（按疾病诊断相关组）和 DIP（病种分值付费），已经在全国推广了。
医院为了控制成本多赚钱，往往倾向治疗好赚的病，而复杂、重症、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可能就成了赔本生意，不愿意给他们治疗，或者用廉价的药品器械替代，降低成本减少支出。如果一家医院长期超支，医保局甚至还会把这类病的打包价往下调。结果就是自费越来越多了，看病报销越来越难了。
2.药品耗材垄断暴利
药价虚高是普遍现象，而医保目录又被政府把持，是政府事先划定的名单。那什么药能进，谁来采购，采购多少，价格报多少呢？这当然不是根据疗效和性价比来选药的，采购和价格也全是谈出来的，那谈什么？资本家谈利润，政府谈控费，医院谈返点。（有时候，政府和资本家谈判议价，往往在媒体口中，那又是为人民谋福利了。可政府对于这种事，那当然特别在意了，因为医保的结余，都被它揣进自己兜里了。可要是合作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他们还是觉得，一起对老百姓敲骨吸髓更好，这也就是特色政府的集采。）
一般能进目录的药很多是利润巨大的“带量采购”药物，真正疗效好、安全性高、便宜又实惠的老药，反而因为“利润太低”“没有谈判空间”就被踢出去了。于是群众常见的情况就是：想用的药没在目录里，能报的药又不敢用，医生开药还说是‘医保推荐’。
而医生为了创收，经常优先推荐“目录内的贵药”，甚至诱导性开药。但是患者没得选，只能照单服药。而且在医保报销中，“合理用药”常常被作为限制条件，稍有不符合规定，报销就被驳回，群众叫苦不迭，结果有医保跟没医保一样，还得自己掏钱买。
3.医疗设备花架子多于实用
医院设备采购变成了花钱买政绩、捞回扣的工具。因为医疗产品采购垄断，医疗设备采购价格普遍虚高，还有中间商拿提成，官员吃回扣，最后这笔账都摊在医保头上，老百姓治病的费用就更高。而且医疗设备乱上马，根本不考虑哪些为群众实际需要，而是看采购什么最有利可图，捞的油水最多，结果是多检查、重设备、轻治疗。
有的县医院采购上千万的核磁共振仪、进口CT，甚至可能没人会用，也不管有没有人需要用，很多时候是躺着吃灰。
有些群众讽刺：“病看不起，设备倒是先进得很；医生不够，机器倒是新得很。”
4.官商勾结骗保套现
医保被视为第二财政，于是骗子也盯上了，假住院、假病历、假票据早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有些医院甚至主动帮病人走流程骗报销，表面上是帮病人，实则把医保当成提款机，费用虚报加码，最后挤压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通报，全国有1443家公立医院在“病案首页”的质量检查中被查出存在严重造假问题，占所有接受首轮检查医院的约17%。所谓病案首页，就是病人出院时医院填写的一份记录表，里面写着这个人得了什么病、做了什么手术、花了多少钱、是怎么出院的。这些数据是医院赚钱和评级的关键凭证，但现在，很多医院在这上面动手脚，要么把小病写成大病、要么虚构手术、要么故意降低花费、缩短住院时间，目的就是骗报医保、骗取补贴。
有些地方甚至官僚集体骗保，例如河北、四川、辽宁等地曾曝光多起医保局与医院内勾外联、大规模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金额动辄上千万。
河北魏县2023年曝光一个医保局内部勾结医院虚报费用案，涉及金额上亿元，领导干部与医院院长一起骗医保。
有些群众痛骂：“老百姓报个销要跑断腿，贪官骗上亿倒是轻而易举。”
5.政府财政挪用成常态
更可怕的是，医保统筹账户的资金常被地方财政挪作它用——拿去补政府债务、还银行利息、搞形象工程，甚至发公务员工资。
根据审计署报告2023年指出，江苏、河南、湖南等10多个省份医保基金，被挪用于发公务员工资、还债、基建，金额超过百亿元，其中山东一地挪用20亿元，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有些群众愤慨：“老百姓的救命钱，被他们拿去修铁路、盖高楼、还银行，病人死了也没人管。”
我们可以看到，医保的钱不是被治病花光了，而是被政府和资本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花在不该花的人身上。而老百姓自己交的钱，反而成了“看病要申请、用钱要审批、报销要翻目录”的笑话，这就是中国特色医保的真相！
三、医保到底是保障谁的？
所谓全民医保，其实是披着平等外衣的阶级医保。真正能救命的，不是医保本身，而是你有没有身份、有没有编制、有没有权力。医保也从来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而是为有权有势的人准备的，医保也是有阶级的。88% 以上的人口是居民医保参保，只分得约37% 的医保基金支出；而31% 以下的人口我职工医保参保，却消耗了约63% 的医保基金支出。
其中职工医保的在职职工占了73%参保人数，但实际只消耗了 43% 基金，而退休人员只占27%人数，却消耗了近57%基金，特别是体制内退休官僚所用医保基金占大头。现在高干病房、三甲医院特供制仍然普遍存在，某些地区公职人员医保报销比例可高达95%，很多地方财政的职工医保是直接支出，参保职工只需极少部分甚至不需缴费，这难道不是医保鲜明的阶级性吗？
1.上层官僚不靠医保
上层官僚根本不靠医保，因为他们有特供医院、干部病房、专人服务，看病不用排队、用药不用审批，连病历都保密。他们从来不为报销发愁，不怕住院花钱。医保对他们来说，是用来管别人的工具，不是自己用的制度。
2023年，媒体曝光一位离休官老爷在医院ICU躺4年竟花掉医保金1400多万。 此人是上海市高级法院原书记范祖祥，4年前因脑梗住进上海瑞金医院，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基本瘫痪在床，他不能说话、不能进食，实际已经和植物人无异。但是为了续命，范祖祥在上海瑞金ICU一住就是4年，按照此医院标准每天没有万八千元是下不来的，他的家属不放弃治疗，医院也照顾的无微不至。
住院期间他每月工资还有3万元，就算在医院躺4年工资收入还有100多万元，这位退休官老爷的医药费基本都是医保基金出的。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3月13日发推文说，“体制供养：死活僵尸耗空全民；一堆死肉：唯剩喘气吸血他人”。
2.体制内职工医保特殊待遇
公务员、国企员工、正式编制人员享受的也是职工医保，但是报销比例高、封顶线高，而且可以连续缴费、不中断、单位代交、待遇稳定。许多单位甚至提供“补充医保”“企业医疗险”“内部互助金”，基本能做到“花小钱、报大额”，看病成本极低。因为他们拥有制度保障、政治地位，自然得到医保优待。你是哪个阶级的人，决定了医保为你花多少钱。
3.打工人交得起医保却难报销
农民工、临时工、三大铁人、灵活就业者，他们构成了医保缴费人数的大多数，却是最难从医保制度中真正受益的那群人。
他们缴的是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低、起付线高、封顶线低，目录限制重重。住院报销要过一关又一关：门槛费、诊断目录、药品目录、治疗项目目录，最后能报的寥寥无几。医保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保障，不是救命钱，反倒成了义务税。
而私企普工，他们交的是职工医保，按卫健委报告显示，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的基金支付比例整体达84%以上（三级医院83.5%、二级87.4%、一级89.4%）。话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呢？单位是否缴纳、是否按足基数缴、是否断缴、报销比例是多少，完全是由企业自行决定，多数是不给交，就算交一般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平均水平，至于报销也是层层设卡。
特别是如果工人失业，医保停缴就不能使用报销了。断缴后从次月起，医保账户将被冻结，不能再刷卡看病或买药，即便在参保地医院就诊也要全额自费，所有门诊慢性病、大病的医保报销待遇暂停。正在住院的病人，如果期间发生断缴，可能要提前出院或全自费。一些城市允许在规定宽限期内补缴（如30天内），待遇可恢复。超过时间需要重新参保，部分地区重新缴满一定时间后才恢复待遇，如连续缴满6个月、12个月等。
4.无业人员、老人儿童几乎被边缘化
无业群体、农村老年人、未成年人大多数也只能参加居民医保，他们保障最差、报销比例最低、医院选择最少。特别是独居老人、残障人群、留守儿童，很多连参保手续都无法完成，一旦生场大病，就要砸锅卖铁、倾家荡产、债台高筑。
农村老年人总是这样说：“小病小痛忍忍就好了，吃点药凑合着过，实在不行了，再去镇上看看。”可一旦到了要住院那一步，他们就沉默了，因为他们知道，住院是治病，更要花钱。
尽管他们嘴上说“活一天算一天吧”，心里却很明白，自个的病是看不起的，看病的钱是拿不出来的，要住院接受治疗就等于砸锅卖铁、拖累儿孙。所以他们一忍再忍，忍到站不起来，忍到进医院就得办出院，忍到命悬一线，还得咬牙说：“不治了，别花冤枉钱了，反正都一大把年纪也活够了，剩着钱给孩子用吧。”
医保的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看似是统一的，实际上是按城市等级、户籍身份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一线城市户籍、正式工作者，报销高、覆盖广； 而外地农民工、城乡非户籍居民，报销低、手续多，住院甚至本地医保都不认；至于农村医保看似便宜，其实报销比例最低，有些重大疾病还不能报销。
另外，医疗资源配置也高度集中，三甲医院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而边疆、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医疗机构极少，设备简陋，医生流失严重。于是出现了看病要进城的现象，而一进城，医保就成了外地人，不能用、报销难。
所以这根本不是全民医保，而是赤裸裸的阶级医保，是按阶级、身份、户籍、职业划分的。谁有权有钱有势，谁就报得多、享受得多；谁无权无钱无势，谁就最难用、最难报。医院设置的报销比例、年度上限、起付线、封顶线、目录限制等一整套机制，说白了就是针对老百姓量身打造的系统。
用网友的话来说：“恶意讨薪，揍你没商量；想用医保，卡你没商量。”
当你病得越重、收入越低、工作越不稳定，就越不可能真正用得上医保。哪怕你交了一年又一年，到头来，真正急用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连报销这个门槛都够不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恰恰是最容易生病的，但现实中却是最难得到保障的。
医保的本质绝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按阶级按身份区别对待的统治工具，把群众分门别类、分层管理，养一部分，压一部分，把大多数人关在制度大门外，制造出看似全民保障、实则区别对待的假象。在阶级社会里，又有什么是不受阶级矛盾支配的呢？医保当然也不能例外。
四、医保的四大谎言
1.医保控费——控的不是资本暴利，而是穷人的命
他们说控费是为了节约资源、防止浪费，但所谓的控费，控制的不是医院设备泛滥，不是药品虚高暴利，更不是资本家的暴利分红，而是控起付线、控报销范围、控目录药品，最后控住的只是老百姓的报销额度。
对老百姓来说，这种控费就是看病前先自费一大笔，报销比例还低得可怜，动辄就要达不到起付线而全自掏腰包。越穷的人越控，越病重越报不了，那么多穷人看不起病，放弃治疗，准备棺材板安排后事，就是毁在这个“控”字上。
2.合理就医——合理的是控制你别治病
他们说引导合理就医，但实际是在用分级诊疗、基层首诊来堵住你去大医院的路。小病让你去卫生所，条件差、药不全；大病让你慢慢等，拖出慢性病，最后花得更多。所谓“基层首诊”，归根到底就是压缩大医院的医保支出，把费用压力转嫁给底层群众自己承担。
老百姓哪有权利合理？所谓的合理，不过是劝你别看病、别住院、别花医保的钱，真正能看得起病的，早就走特需门诊、进口药、私人医院了。当然要是你愿意自费那就另当别论了，八抬大轿欢迎你还来不及呢。
3.集采降价——降的是药厂成本，涨的是资本利润
他们说集采是为了降价让利，但现实是通过集中采购压低药厂中标价，却并不真正降低患者买药的价格。甚至很多便宜药被强制下架、稀缺药被边缘化，群众只能被迫接受集采药。
而大医院背后与外资医械、药企勾结，进口替代打着国产崛起的幌子，实际上要么是国外专利技术在中国设厂的贴牌产品，要么是外资控股的合资公司产品，或者是仿制的原研药，但价格并不便宜，疗效也不透明，以此牟取更高利润。所以集采降价得利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垄断资本。
4.全民覆盖——人人都交钱，按阶级分配
他们说医保全民覆盖，可这只是文字游戏，形式上的全覆盖掩盖了实质上的分阶级待遇。有没有全民呢，是有的，毕竟强迫每个人都要交，工厂不给办职工医保，村委会也得强迫个人交居民医保，但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了医保，都能看得起病。全民只是强制参保，却不是平等受益，也不是基本保障，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用网友的话来说：“医保你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交，这是国家给你的福利，劝你不要不识抬举。你不交我不交，难道要政府来交；你不用我不用，体制内才好用。”
五、医院是台赚钱机器
所谓公立医院，早已不是靠国家养活、为老百姓服务的公益机构，而是彻头彻尾的市场化公司。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就取消了对公立医院的财政全额拨款，改为“收支自负、盈亏自担”，也就是让医院自个挣钱自个花，自个养活自个。
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呢？医院又不是工厂，没法靠卖日用品赚钱，只能把疾病当成推销员，把治病当生意。只能是从病人身上榨，从医保账户捞。
于是，各大医院展开了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的创收大竞赛：谁检查项目多，谁回扣药品多，谁床位周转快，谁就能多拿财政奖励、内部分红、个人奖金。而且医生奖金也直接和科室效益挂钩，开的药越贵、开的量越大、开的次数越多，收入越高。治病的目的被彻底颠倒了：不是救死扶伤，而是一门心思想发财。
于是出现了这些现象：
查得越多越好，不管需不需要，拍CT、做心电图、验血全套安排；
药开得越多越高端，进口药、专利药、替代药层层推销，医保目录内的药没利润就尽量不用；
能住院的都住院，每天住院费、护理费、床位费、检查费，都是收入来源；
越早出院越快翻床，住几天、换一个，病还没看好人就被赶走，下一个病人接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怪象呢？医院不该高兴患者多住几天院吗？
医院就像旅店一样，把病床当成赚钱的床位，住得时间越短，一个床位在一段时间内就能安排更多病人轮换住进来，医院就能收更多护理费、检查费等，也就是提高床位周转率。试想一下，一个病人如果住15天，医院只能从他身上赚一次的钱，但是如果只让他住5天，就能接着安排另两个病人进来接着住，这样一个床位在15天内就能赚三次的钱，实现利润最大化。
结果就是哪怕病还没完全看好，也会被医生建议尽快出院；出院后再复发，再回来住，就要按流程走一遍，二轮检查、问诊费、挂号费又是一笔新收入。而且医保是有报销金额限制的，超过的就要医院自费，医院往往在早期，疯狂劝病人多住院冲业绩，到了年关医保账户快超标了，就要赶人了，甚至不给办理住院，当然你要是接受自费，那就另说了。
此外这也和医院、政府的政策规定有关系。
- 一是绩效考核指标化，逼医生提高周转率。各大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都把床位周转率作为重点考核的业绩指标，一张床位一年得转几十个病人才算高效利用，医生的绩效、奖金、升职往往跟床位利用率、出入院人次是挂钩的。
- 二是医保报销机制要求快进快出。医保住院按病种、天数设报销期限，医院必须在划算的时间点让你出院，超出天数就不给报销了，医院还得自己承担成本，谁还敢让你多住？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医生好心劝你：“你这个情况可以回家慢慢疗养的，医院里也帮不到啥忙了，在这花销也挺大的，别花冤枉钱。”其实就是怕你住久了不挣钱。
- 三是部分医院与商业保险、政府限额挂钩。政策要求住院人次上升率控制在某个范围内，医院和医生只好缩短住院周期，强制出院，避免数据超标，否则医保局就要审查、扣钱。
你去看病，他们先问你：医保还是自费？不是为了确定支付方式，而是要算好从你身上能榨出多少油水。医保只是医院赚钱的提款机，病人不过是被割的韭菜。
结果就是医院越建越豪华，设备越买越先进，管理层收入越来越高，而穷人看病越看越穷，救命钱变成催命符。这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是救命的医院吗？不是，这是穷人的地狱，是政府财政的顶梁柱，是公开合法的抢劫场所。
六、城乡医疗差距悬殊
全民医保在城乡之间同样是假象，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基层保障体系濒临瘫痪，农民看病如进鬼门关，这才是现实。
正如毛主席对卫生部工作批评时的讲话，也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当天，毛主席听取钱信忠汇报后，严厉指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深、难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
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开天辟地头一次把这个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几千年的历史旧案翻了过来，医疗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医学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建立了经济实惠的合作医疗，巡回医疗广泛开展，打造了一支150多万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大军，覆盖90%以上村庄，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开展驱鼠驱蚊、杀苍蝇、灭麻雀等除四害运动，实行中西医融合，让科学医疗进入田间地头，明确医疗的方向是以宣传预防为主。
广大农村地区才开始逐渐改变了无药无医的旧面貌，到1976年7月，全国有110多万人次城市和人民解放军的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名城市医务工作者，在农村安家落户，70%以上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工作。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建立起了卫生院，“赤脚医生”达到150多万人，390多万卫生员及接生员。在城乡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善，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飞涨到60多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拍摄“赤脚医生”工作的专题纪录片，还将《赤脚医生手册》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78年，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经验被写进《阿拉木图宣言》，WHO将其视为解决资源匮乏地区医疗服务短缺的成功范例。
这无疑彰显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优越性，而到了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上台，中国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医疗又成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令人不由得心生感概，可怜万千英雄血，换来今朝旧乾坤。
1.医院高度集中
全国高等医院（如三甲医院）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中小城市医疗机构以二级及以下医院为主，技术水平低、科室不全、缺乏重症救治能力。至于农村地区尤其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设施简陋、卫生室形同虚设。
705 所顶级三级医院中，东部地区就占 76.2%，远超中西部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合计占比超过40%，而西北五省合计不足5%。
北京是全国顶级医疗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超过50所三甲医院，每百万人口享有约2.51 所高水平医院。而拥有9900万人口的河南省仅有67所三甲医院，平均每百万人 0.68 所。
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五省），人口合计约 8380 万，但三甲医院总数加起来却不超过 27 所，平均每百万人不到 0.35 所，而全国平均值是平均每百万人约0.9 所，地区医疗资源严重不平衡，民族压迫尤为突出。
就算是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医疗资源也极不平衡。就以陕西省为例，截至2023年全省平均每千人医生数量为 3.2 人，但西安市城区可达 4.6 人/千人；而陕南某些贫困县如紫阳县，不足 1.1 人/千人，一些偏远乡镇甚至一个全科医生要服务数千人口。每千人床位数全省平均为 6.3 张，但西安市中心医院等可高达 9.8 张/千人，而咸阳、渭南一些县级医院则仅有 2–3 张/千人。
这意味着西安一个全科医生只服务 500 人，而陕北某县一个医生可能要盯 1000 户村民、负责三个村，根本忙不过来。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在2022年榆林市横山区一所乡镇卫生院，有3名在编医生、2名实习生，服务范围覆盖11个行政村、总人口超过1万人，全年无节假日接诊量破万人次，人均年接诊超3500人，几乎是城市医生的3倍压力。
而县医院呢？因为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人指标，也留不住人才，只能靠轮岗实习、短期合同工来维持运行。老百姓生病了不是就近能看，而是必须拖着病上县、进市、奔西安，结果在路上花光了钱，最后还因非定点就医报销不了。
2.医疗水平天差地别
城市医院能用进口设备、最新药物、先进技术，而农村基层甚至连基本检查仪器都配不齐；城市医生学历高、资源多，而基层医生普遍存在医术低、待遇低、流动严重的问题。群众看不起病，也治不了病，被迫进城看病、花光积蓄、还背负高额债务。
2021年全国床位总数约 944.8 万张，其中医院（尤其大城镇医院）占比78.5%，基层卫生机构仅占18.1%。再加上中西部、农村床位稀缺，整体分布严重倾斜在城市。
2018年数据显示，乡镇卫生院每院配备万元以上设备约 14.4 台，而城市社区中心则有 25.9 台，高端设备（50万以上）仅占0.8%。也就是说，城市基层医疗装备是农村的 1.8 倍，超过80%高端医疗资源（如CT、MRI）集中在城市。
2017年，仅21.8%的医务人员和23.1%的执业医师服务于占中国人口41.5%的农村地区，城市地区每千人约有 3.9 名医生，而农村仅约 1.6 名。
东部基层医生以本科及以上为主，中部以中专为主，西部多为大专，乡镇全科医生中，仅约7.4%拥有大学以上学历。
3.报销区别对待
农村居民参保的是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低、起付线高、封顶线低、报销限制多，即便能报销，流程繁琐、手续复杂，许多群众索性放弃治疗或放弃报销。同样是生病，城里人能进大医院报高额，而农村人得在小诊所掏现金，医保只管有没有，不管能不能用。
通过一个事件我们来看看农村人看病要报销有多难。钟磊来自湖北省仙桃市，2017年8月他的父亲因患肠癌住进了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医院。手术后，病情于2021年再次恶化，扩散成肝癌。在医院里，他的父亲每天需要接受输液，少则七八瓶，多则高达15瓶。2022年1月19日，由于不想再拖累家人，他父亲选择放弃治疗，最终于2022年年底离世。
“农村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的覆盖，很多病在乡镇医院无法治疗，而大医院的报销比例非常低，即使买了合作医疗，很多药物依旧需要全额自费购买。从父亲住院到去世，我们花了50多万，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15瓶。我们借遍了所有能借的钱，但最终真的拿不出一分钱了，我父亲心疼我们，坚持不再接受治疗。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们真的连狗都不如……”。
“每年购买合作医疗，村干部都有任务指标，完成得越多，他们奖励越多，因此才会用各种手段来推销。2021年7月，我妻子在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生孩子，花了1万2千元，这还不包括额外的剖腹产疤痕修复和医院认可的婴儿用品购买等费用。由于户口在仙桃市，最终只报销了500多元，仅相当于总费用的4%。”钟磊说。
4.看病反成进城朝圣
每逢春节、农民工返乡潮，本该是县城农村人口最多的时候，但各地县级医院和卫生室却一片冷清。因为真正有能力治病的医生、设备、药物都在城里，尤其在大城市的核心医院。农民生病不是就近治疗，而是负债进城，从火车票到住宿费，全是看病成本。
农民工辛苦攒了一年的积蓄，终于敢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番，治一治旧病新伤——要不然也进不了工厂，没有了谋生的手段，那晚年又能依靠谁呢？看病是为了治病，也是为了生存。
我们看看2023年春节前后河南驻马店一位农民工的看病经历吧，老王常年在东莞务工，做电焊工，工资约4000元/月，仅有城乡居民医保，因患有多年腰椎病与胃溃疡，平时靠止痛药维持。春节前返乡，因长途劳累旧病复发，村卫生室仅能提供最基础的打针+止痛药，医生建议去市里看看。
到了驻马店市医院检查，开具核磁共振、胃镜等项目，总价约1200元。但是居民医保能报销约350元，而且报销流程复杂、排队漫长。医生最后表示：“你这情况再去郑州的大医院看看吧，我们做不了微创手术，技术和设备不够。”
老王又赶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排号3天，做了详细检查，确诊椎间盘突出合并糜烂性胃炎，手术需要等床位。因为春节病患众多，普通病床紧张，需排队约2周，或者花500元/天住加急床。家属只好在郑州租房陪护，住7天花了1200元，加上交通、检查、食宿费用，总共已支出约8000元，而医保最终报销不到1500元。
老王的话令人心酸：“这一年挣了4万多块，春节来一趟医院，已经贴进去不少了，就想把这身病治治，不然明年厂子都进不去。可治完病，钱也花不少了，还得给孩子还房贷车贷，回家还得借钱过年。”
七、医疗全产业链垄断
老百姓交医保的钱，本该为人民健康服务，但实际上，这套制度却被资本家牢牢掌控。医疗系统的每一个环节，从药品到设备，从医院到支付系统，都被国家资本、外资寡头所垄断，层层剥削、重重压榨。
1.药品垄断
所有进医保目录的药物，必须通过集采制度，表面是降价，实则是限制选择、压制竞争，而有效药、好药进不了医保，老百姓只能吃“被谈价压缩到最低成本”的药，不仅价格奇贵，而且疗效打折，耽误病情。
大型药企与医保虽然经过协商谈判，但实际上是官商勾结，最终形成少数寡头供药、价格不透明、利润巨高的局面，部分特效药、罕见病药物价格高昂，却不进医保，病人只能众筹、海外代购仿制药、直至等死。
上世纪末以来，慢粒白血病患者主要依赖一种靶向药“格列卫”（原研药由诺华制药出品）。该药在中国上市时售价高达2-3万元/盒，每年疗程费用高达30万元，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
经过医保谈判后，虽然格列卫后续进入医保，价格有所下调，但依然高于许多仿制药。与此同时，印度的仿制版“伊马替尼”，疗效几乎相同，但只需几百元一盒。大量患者不得不走上代购之路。
2014年，湖南白血病患者陆勇，帮助千余名病友，从印度代购仿制格列卫，被指控“妨碍药品管理罪”。一时间舆论沸腾，群众声援不断，最终法院以社会危害性极小为由撤诉，这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可以说许多能够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器械，背后是一部老百姓的血泪史，是经过不懈斗争、流血牺牲换来的。
2.医疗器械垄断
绝大多数高端医疗设备（像CT、核磁、手术机器人等）是由跨国企业（如GE、西门子、飞利浦等）垄断供应，国内自主设备不全是技术不行，而是市场被排挤，因为医院采购要看返点、看关系才行。医院用谁的设备，不取决于设备好不好，而取决于谁给得多。
外资厂商报价虚高，上百万的设备原成本可能只值几十万，而高利润就意味着更高返点，能轻松塞回设备科主任、医院领导的口袋，有的高干亲属甚至直接持股进口厂商，用谁的设备，就是分谁的红利。像一台设备200万，如果返点40%，就能合法私吞80万。
即使国产设备中标，也常被压低价格，利润被挤得很薄，导致企业不愿投入售后服务、研发。反而外资品牌高价合理，挂着国际标准的牌子就可以抬价数倍，医院照单全收。所以医疗设备价格动辄上百万，最终还是由患者埋单，检查费用高居不下，医院利用检查牟利。毕竟多做一项检查，医院就多比收入，结果是医生有奖金，病人多花钱。
就以素有黄金支架之称的心脏支架为例，这是一种植入血管的金属网状物，主要用于治疗冠心病，原本的制造成本极低，竟不到100元。但十多年里，国内心脏支架的市场售价一直维持在1.8–3万元不等，多数患者一个手术要装2–4个支架，总费用却高达5–10万元。
因为国内高端支架市场长期被美敦力、波士顿科学、雅培等跨国巨头垄断，而医疗器械采购从厂商到代理商、医院设备科，再到医生环节，每一级都要返点过水。早有媒体曝光多地医生通过多装支架获取提成，一台手术就能拿几千到上万元的灰色收入。
这使得本来几百元成本的支架，最后到了患者身上却要付出几万元。很多心脏病人被坑的倾家荡产，只为了换来放几个钢圈在心口里的手术机会。这不是治病，是被医院开膛破肚地抢钱。
在社会压力下，国家医保局于2020年11月首次对心脏支架进行集中带量采购，中标价直接从3万元降到700元左右（平均价降至767元）。
广大网友纷纷谴责：“原来我们被收割了十几年，一根不到100元的金属圈，能卖到三万多，全靠医疗市场化啊！”
但即使如此，很多医院依然在集采外，通过延迟采购、推荐目录外高端支架、以患者特殊需求为由继续变相提价。
山东一位退休工人老李突发心梗，送医抢救后医生建议植入3个支架，初步报价8万元。老李家属提出用医保集采支架，被医生“好心提醒”：“集采支架质量一般，可能影响恢复，建议用进口的，三万一个。”
所幸老李的儿子关注过该新闻，要不然又被医院坑了，他愤怒的说：“不就是一根金属管吗？你当我没看过新闻啊！”最终医院才不情愿地使用了医保支架，术后恢复良好，根本不存在影响治疗问题。
3.医疗平台垄断
线上挂号、问诊、药品配送等医疗平台，被BAT（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等）牢牢掌控，各大医院、医保系统与这些巨头平台深度绑定，个人数据、就医记录、消费轨迹全被平台垄断，医疗平台收费高、广告多，竟还大肆贩卖患者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形同裸奔，虽然以“去标识化”名义处理，但实际上仍具备很强识别性。
这是什么世道呢？不仅治病要看医院看医生的脸色，现在就连挂号也得看资本家的脸色，老百姓连预约排队的权利都快没了，许多大医院一号难求。
挂号黄牛与医院合谋，是当前看病难背后最猖獗的现实之一。大医院专家号源稀缺，本该由患者公平预约，却被黄牛垄断。他们靠人海抢号、软件刷号、医院内线等手段，掌握大量号源，然后高价倒卖。为什么这种行为能长期存在，不是单靠黄牛能做到的，有部分医院内部人员与其勾结配合，形成一条倒号产业链。
2020年北京协和医院黄牛事件，黄牛每天可通过“协和APP”抢号系统囤积数十个专家号，普通患者几乎无法抢到。调查发现，部分挂号员与黄牛有利益交换关系。
2023年上海中山医院“内鬼”案，黄牛长期与医院保安、窗口人员勾结，在系统开放前获取号源并篡改预约时间，医生知情不报，有的甚至收取“介绍费”。
随着一些网上就诊平台建立，一些黄牛不再躲在墙角下，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挂号App上的“加急服务”“VIP通道”“专家预约包”。
另外，平台还以竞价金额决定搜索中推荐的医院排名，给的钱越多，排名越靠前，一心拿钱办事，不管宣传真伪，不管老百姓死活。这里谈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一百度问诊事件，他在2014年检查出患有滑膜肉瘤癌症，之后寻求多家医院，经过了三次手术、四次化疗、25次放疗，但治疗成效甚微。
直到2014年4月，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找到了一种DK CIK生物免疫医学疗法，根据百度搜索的介绍，这是一种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领先全球的医疗技术，目前，国内只有北京武警第二医院掌握了这种治疗技术。为确保治疗真实性，魏则西与父母前往北京的这家医院，该医院一名李姓主任看了其他医院的报告单后承诺，治愈的成功率可达80%到90%，最不济也可让病情稳定20年。
在花光所有积蓄，又找亲戚借钱后，多次手术的魏则西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魏爸魏妈连忙找医生理论，可医生的说法又和一开始截然不同：“这毕竟是概率性的问题，治疗久了总会有一些效果。”因为虚假广告延误病情，魏则西于2016年4月12日去世。
4.医保支付垄断
医保支付系统由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巨头联合运营的，资金流、审批权都掌握在国家资本与金融寡头手中，各地医保账户资金成为财政的资金池、金融套利的来源。现在医保资金越来越金融化，被政府用来买债、还贷、搞基建、维稳，而不是用于看病报销。结果是老百姓辛辛苦苦交的医保钱，用来看病的越来越少，而财政赤字、地方债务却越来越多地靠医保资金填补。
互联网巨头获得高额服务费、手续费、广告费，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 技术服务费和系统运营费。医保支付、结算、稽核、对接医院的整个信息化流程，由大数据公司提供“智慧医保平台”“结算引擎”“数据分析系统”，各地医保局需向这些企业支付高昂的服务费，甚至长期绑定。像阿里健康、腾讯医典、京东健康、东华软件等承接大量政府项目，一套“医保智能稽核系统”，报价可达数千万，甚至按年收取运维费，这类费用被计入信息化建设预算，由医保资金或财政共同承担。
- 金融手续费与结算抽佣。医保支付与商业银行（如工商、建行、农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合作，由它们提供资金通道，并从每一笔交易中抽取手续费。有些地区医保电子凭证绑定微信或支付宝，每笔支付后平台获取0.1%–0.3%不等的手续费，看着百分比很小，但是金额规模一旦放大，利润不容小觑。
- 广告费和出卖患者数据。大数据公司通过接入医保系统，掌握了巨量真实的患者就诊记录、用药行为、科室偏好、病种分布等，可以推送精准医疗广告、医药销售预测、保险风控模型。这些数据常被打包出售或用于训练算法模型，与商业保险公司、药企、医疗设备商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看到，医保一方面收钱，让全民缴费、年年涨价，另一方面限支，设置高起付线、低报销线、医保目录，就是让你报不了、用不完。然后政府再用这笔钱去补财政亏空，或是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套利，维护医院正常运行。特色政府推行医保并不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不造反——让老百姓有口怨气给出点血，但又翻不了天。所以医保绝不是救命保障，而是国家在经济危机下用来维稳、转嫁社会矛盾的统治工具，是中国特色的公开掠夺制度。
那医保是不是不能改，不是的，而是他们不想改，他们也不敢改，因为他们知道，真正改成了人民的医保，那就不是合理报销了，而是阶级斗争，资本家怎么可能为劳动人民服务呢？那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交医保？其实交不交，不是问题，交了能不能用，才是关键。但我们要争的，可不只是一份基本保障，而是一整套由人民决定、监督、掌控的医疗制度，是一个不按身份地位区别对待、不为利润驱使的医疗保障体系。
我们要改变这一切，就不能坐等着他们改革，只能靠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去推翻这个反动的吃人社会。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治好老百姓的穷病，消灭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看病难问题，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医疗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