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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反击》旗帜——做坚定炮轰中修的继续革命派
电影链接：
很久之前我们就曾听说过《反击》的大名，它被上传到互联网上之后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络上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在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十分认同油管网友的一句话：“难怪这部影片在国内会被禁映，不然的话，走资派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过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电影，往往是针对农业、工业、教育、医疗等等不同部门的阶级斗争而拍摄的，反映的是基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矛盾，对中央以及党高层领导的路线斗争反映的不够尖锐，没有针对中央和党的高层领导，没有将其中的路线斗争挑明。这部电影破天荒地将拍摄的对象聚焦于中央与党的高层领导，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和地方领导的走资派。这种敢于毫不留情的揭露党内腐朽和黑暗面的弥天大勇，在电影这门艺术诞生以来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次，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将电影作为阶级斗争中有力的革命的文艺武器，将电影作为教育群众与教导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尤其是中央的走资派进攻的工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电影艺术创作的集大成之作。
一、拍摄到禁映的曲折历程
《反击》作为一部极其优秀的革命影片，是在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正确路线下拍摄出来的。在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下，革命同志深感时局危急，江青同志要求《反击》“要快，要迅速，要及时。”《反击》实质上成为了当时革命派在文艺战线上的一枚重磅炸弹，因而《反击》自诞生时便一直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猛烈抨击。
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是彼时赫赫有名的走资派。由于大跃进中以刘少奇、邓小平和薄一波为首的一批反革命分子肆意破坏，在1960年，反革命分子尤其是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在河南当权导致了信阳事件。信阳地区是他在大跃进期抓的“点”，它又受到中央一线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指导，是所谓的“浮夸风”“共产风”的重要“风源”，是搞形左实右的恶果。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吴芝圃打倒后，1979年邓小平却给他翻案。追悼会在1月24日下午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无耻地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信阳事件后，吴芝圃被撤下来，刘建勋便当上了他的省委书记。他这个人是惯例的走资派，邓小平器重他便对他说：“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1964年中央曾直接点名批评他“社教运动决心不大和作风不民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河南推行一条反革命黑路线，坚持邓小平路线，丝毫不批邓。造反派在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高楼大院，贴满了“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之类的标语口号。1976年2月，江青同志找到河南的唐岐山同志，告诉他“河南省委不行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不行了”，要唐岐山同志“到省委主持工作”，“当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刘建勋病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曾两次看望他。
《反击》中的黄河省省委大走资派韩凌就是以刘建勋为原型创作的。李先念就曾对着刘建勋的儿子刘立强说：“要看看啊！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在得知刘立强看过《反击》后，李先念问刘立强：“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刘立强说：“爸爸算老几呀？实际上还不是对着你们中央来的啊！（四人帮）他们也忒下作了，什么黄河省，含沙射影，不要脸！（影片中黄河省委书记韩凌的儿子）连我的小名都用上啦！一模一样，叫小强……”
3月1日，党中央召开的“转弯子”会议刚刚结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时任国务院教科组副组长、教育部负责人的迟群同志耗费大量时间赶工写剧本，文化部、电影局也很快批复了。
3月12日，迟群同志给《反击》的主题、人物、情节定下调子：“要写出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走资派就是法西斯，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后来张春桥同志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说像韩凌那样的“应当抓起来，枪毙几个。可惜中国还没有这个法律”“我想将来政策上总会解决这个问题”。
3月13日，迟群同志一天之内两次下令，先将《反击》中的第一号反面人物从大学党委副书记升为省委副书记，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一定要把省委副书记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写大的，写一把手，这是一条原则，现在有些走资派还在走。”
3月底，剧本由《占领》改名为《反击》。迟群同志批示要求点明省委第一书记韩凌的五大特点是“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为什么要把黄河省委的第一书记取名叫韩凌呢？因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走资派上台就如同冬天的寒凌一样害人。
6月初《反击》开机不久，剧组到河南三门峡市拍摄外景，革命派把持下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破例组成了联合记者团随行采访，由电视台拍摄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进行前所未有的重点介绍。他们还提前搞剧照，提前写评论文章，提前改编京剧，提前绘制连环画。（见《“反击”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宣言书》，刊登于《南方日报》，1976年12月3日）
《反击》把黄河大学所在地的省委第一书记作为走资派来刻画，河南又地处黄河流域，河南省委走资派本来就担着心，预感到造反派分子会造河南省走资派的反，果不其然，摄制组里的个别成员下车伊始，与当地的造反派串联，推动了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
时任河南省委秘书长的大走资派王大海在晚年写的《艰难的步履》一文里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把我在讲话中批评派头头时的话：‘欺负老干部欺负透了，整整受了八年气，挨打受气，像个小媳妇’等话作为原型，写进他们炮制的电影《反击》中，在全国播放。洛阳的派头头更是将广播车开到省委大门口，用高音喇叭对着省委播放《反击》的电影录音。”（见王大海回忆文章《艰难的步履》，见《走近大海》第520页）
刘建勋给中央的信中说：“当时，‘四人帮’还在河南拍摄反动电影《反击》，使我和省委压力很大。于是我就在三所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他们。”（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可见他的反革命野心是如此之大，在《反击》尚未拍摄完成时就妄图破坏。
得知《反击》在河南产生了影响，迟群同志兴高采烈地说：“《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
影片于1976年9月完成拍摄，原定1976年国庆节全国公映。9月21日，中共文化组领导审片后表态“通过”。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不断向中共中央报告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政治状况，而且由于摄制组中一些人参与了当地造反派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河南的不少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造成全省大乱。
由于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不懈破坏，全国各地反革命分子地不懈破坏，张春桥同志被迫向文化部下达了一个指示：“能否避免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9月26日，张春桥同志调看了《反击》后，再次打电话通知文化部：“上映先停下来……先不见报，也不宣传。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去。拷贝继续印。”原定国庆节上映的《反击》被迫推迟公开放映了。
由于社会上反革命分子的复辟倒退行为日益猖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复辟行为，当时一位革命派同志（不知道是不是迟群）说：“这个电影要准备受打击，将来画（指《反击》同名连环画）也可能没有人买”，最后的情况更加恶劣，连环画连出版也不让出版了。《反击》被迫推迟公开放映后，迟群同志感到危机即将到来。10月4日的晚上，迟群同志叹息：“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头就被倒挂在天安门上了！”10月6日，最危机的关头，革命派同志（不确定是不是迟群）深感时局危机，指示：“连环画可以先发表”。事实果然不出迟群同志所料，在10月6日，即迟群同志叹息的短短四十八小时后，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走资派就发动了怀仁堂政变，非法逮捕了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和王洪文同志。
在怀仁堂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华修迫不及待地给文革期间一系列革命电影列为所谓“毒草电影”，其中《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和未拍摄的《金钟长鸣》《占领颂》被特别列为首要的“阴谋电影”，进行公开批判。他们指责《反击》是革命同志“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记录。”直到2001年还有中修走狗批评：“文革”期间，真正能够算做“阴谋影片”重中之重的就是《反击》。（引自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足以见得修正主义分子对于《反击》是多么的恐惧，这恰恰证明了《反击》这部电影对反革命分子的强烈批判，证明了这部电影的重要意义。
真理是杀不死的，现在《反击》已经重见天日，而当时的走资派都早已成为一捧沙土。《反击》的精神将永世流传，而走资派的猖狂只能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片刻。《反击》的重见天日映证了影片中老耿同志的一番话和江涛同志的一番话：“黄河水不管拐多少弯，总是要流进大海的。”“同志们，我们英雄的革命人民，就象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怒涛，它把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污泥沉沙都冲进汪洋大海，让我们世世代代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开展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对资产阶级的大反击：开闸！”
二、从教育的突然袭击说起
我们并不希望这篇文章只是简单地重复电影已有的情节，而是希望他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这部电影、鼓励大家观看这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革命电影艺术之峰。
这部电影中爆发的第一个阶级冲突是省委的走资派响应暂时回到中央的邓小平的指示，从教育领域向革命路线发起进攻，即对在江涛同志领导下的黄河大学革命的教育路线发起进攻。省委书记韩凌说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从教育上开始的，我们也应该从教育上开始反攻。韩凌听从了彼时的邓副主席的指示，要对革命派下手毒辣，敢字当头，率先在教育上实行全面“整顿”。此时，黄河大学已经对走资派实行的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不和工农结合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已经建立起来了与工农结合的“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在与过去天翻地覆的革命实践中学习革命的正确的社会科学和与生产实际关系密切的自然科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主动与工农划等号的不脱产的革命学生。
在邓小平上台的形势下，得到省委书记韩凌准许的以乔伯仁和薛耀宗为首的校内走资派官僚立刻要求停止开门办学，甚至还要进行突击检查的考试，迫使革命学生们回到服从资产阶级纪律、被分数高低决定人生的旧道路之中。他们为了攻击开门办学的革命路线，专门搜集各种“偏、难、怪”题来整学生，他们当然知道同学们是做不出这些题目的，他们不仅想通过一场考试决定同学们的去留、淘汰一些“差生”，更想以此“证明”开门办学的革命路线是错误的，“证明”大学生不能与工农划等号，以此响应邓副总理提出的“扩大差别”，妄图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压在工农的头上。但是，革命的学生不会老老实实地听从资产阶级的考场纪律，在考试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无视考场纪律相互交流反击策略。一位同学让老师去找革命派领导下的新党委，并率先站起来反对这种突然袭击，许多的同学都放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
这一幕很容易和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联系起来，中修实行的全面压迫学生的教育制度，迫使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被无止境的作业、考试、习题等等压得喘不过来气，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迫围绕于资本主义学业，枯燥的学业如同一把脚镣牢牢扣在学生的脚踝。许多学生将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业，父母则完全供养着他们，他们愈来愈被学业占据了全部时间，愈来愈成为脱离社会和实际的脱产者，愈发在脑力劳动中和体力劳动扩大差别、接受中修灌输的鄙视工农的反动世界观。以至于刚出社会以后，要么是一无所知容易被欺骗的笨蛋；要么是满脑子功利思想和发财主义。（也有不少学生不歧视劳动，但多多少少有被资产阶级灌输的反动思想）这些学生现在的处境，完全可以说明过去开门办学的革命路线------让学生主动与工农群众接触、在实践中牢牢掌握知识的路子才是正确的路线。只有让学生与工农结合并参与实际的生产实践，才能够培养出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这场考试之后，黄河大学党委书记江涛同志，为了让大家深刻理解资产阶级这种脱离实际的教育路线残害学生的本质，也同样组织了一场考试，但把考生换为了自以为学问渊博的大学教授们。在这一场考试中，党委的同学也重复起了上次考试的考场纪律。教授们面对题目要么是两眼放空，要么是抓耳挠腮。正如后来，江涛同志说的，考卷无法断定一个人的好坏，人的好坏完全不是通过一张纸决定的，这场考试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无产阶级既然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最伟大的革命阶级，又怎么可能把考卷上的分数作为划分群众的标志呢？难道，只有考试成绩好的学生才配解放？在填鸭式教育中，考试不好的学生只配被压迫、只配作为不允许学习先进知识的人吗？只有资产阶级才会通过分数划分人的三六九等，而且在他们的修正主义教育下，所谓的应该被淘汰的差生，就是得不到教育、或者在教育中因为阶级的差别才屡遭歧视的无产阶级子弟。这种脱离生产的教育路线所鼓吹的“大学生大贡献”，本质上不过就是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根本瞧不起无产阶级，想要根据教育上的差别与工农划清界限，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罢了。
后来，同学们纷纷贴上了大字报，尖锐批判这次韩凌为首的走资派对教育路线的破坏，大家又高高兴兴地坐上运输车到黄河沿岸的开门办学点了。然而，韩凌和其他得到其授意的校内走资派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新的阶级斗争正以更加激烈的形式酝酿着。
因此，正如毛主席指导的，教育必须要改革，学制必须要缩短。只有这样，学生才有自己的充足时间去休息，才能够把自己从书本中解放出来，和广阔天地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学生的聪明才干在同工人、农民结合以后，在不断积累实践经验中充分发挥起来。教育走什么道路，走哪个阶级的路线，这不仅关乎学生是否能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更关乎给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任务。中修的修正主义教育，无非是为了给资产阶级培养能够出卖劳动力的奴才，《继续革命》率先从教育上炮轰中修，也是为了通过对一部分进步学生的教育，把握好未来的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中修强加给他们的反动影响，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三、以“三项指示”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走资派在教育上先发制人挑起的全面“整顿”，不过是由他们打响的前哨战。1975年，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推举下攫取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中央和地方过去仍然掌握一定领导部门和国民经济部门领导权力的所谓“老革命干部”们，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大刮右倾翻案风，不止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了所谓的全面整顿，在全国各个经济领域和上层建筑各阵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冲击。最初的小规模前哨战，现在已演变为全国全党范围内有可能改变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在政治上狂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同时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向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进攻。他们表面上一副关心国家生产的面目，实际却狂热扩大阶级差别，打击并镇压革命干部，提拔被打倒的反动官僚。在1975～1976年初，全国各地的走资派在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妄图实现全面夺权。但是经过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已经能逐渐认清敌人的真面目，敢于向走资派实行反夺权的群众运动。最终，这场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挑起的修正主义逆流，被全国全党的革命力量在毛主席领导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判邓小平”的继续革命运动沉重打击。
《反击》中的大走资派省委书记韩凌不甘心于失败，在和邓小平上下串通以后，抛开了最初还较为体面的突然袭击，转入到更加阴险、反攻复辟的阴谋镇压。韩凌和他的手下，一方面篡改马克思列宁等导师的原著，将其中的某些字词根据他们的世界观和目的修改，将导师们本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内容，修改成社会主义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需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该省省报上公开发表修正主义文章，将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抓紧破坏开门办学，派遣他手下的爪牙再次向开门办学点的同学们搞突然袭击，强行要求开门办学点的同学卷铺盖回学校，撤销开门办学。
然而，江涛同志在与其他同志的讨论中，也逐渐认识到：邓小平推行的所谓“以‘三项指示’为纲”不过只是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翻版。他计划在《黄河大学学报》上再次刊登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批判唯生产力论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文章，与韩凌牵头的省委省报鲜明地针锋相对。同样的，面对开门办学点的撤销，已经与同学们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的工人阶级在这时坚定站在同学们的立场，号召同学们起来反对走资派对开门办学点的撤销。在这一场敌人与革命同志们你来我往的阶级斗争中，站在了无产阶级群众的立场上的革命派们尖锐反对这一股修正主义逆流，在报纸论战上不仅赢得了大批同学和革命群众的支持，所售学报被群众争先恐后得排队购买。反观，韩凌牵头搞出来的省报即使白给大家，大家都不想看。这样鲜明的对比，以戏剧化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走资派是多么不得人心。
这本来只是在理论上的斗争，可是韩凌面对又一次的失败，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强制停售《黄河大学学报》，又把带领工人学习学报的工人同志扣了一个反党反中央的大帽子并逮捕。影片发展到这里，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逐渐逼近顶点。江涛同志同韩凌面对面地辩论，尖锐地批判韩凌披着列宁主义外衣的理论实际上引用的是布哈林反对政治挂帅的内容，而他所支持的“一切还是为了物质服务”，又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论的原话，掷地有声地揭露出像韩凌和邓小平一类的走资派不过在本能地依靠他们的修正主义祖师爷。如果这是现实，江涛同志这种的孤胆行为，也是一种较为盲动的做法，可是在影片上通过对走资派的尖锐批判，群众在江涛同志的高超理论素养和英雄行为与韩凌的卑鄙无耻的狗熊行径对比中，接受了一场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批判，实现了教育的目的。
斗争没有止息，韩凌又伙同学校的走资派，开始全面夺权运动。这次，他们要求下放党委江涛同志和其他坚定反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干部们，将“老干部”“老教授”重新提拔到原有岗位。因为他们的这个命令完全是一种撤职的镇压，而且是一种不经过党委讨论、绕开民主集中制的走资派独裁行径，再次受到革命师生的一致反对。江涛同志趁机再次向群众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并在后来向同志们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央也会出修正主义。”这次，他又将矛头对准邓小平本人，向群众们揭露“三项指示为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韩凌阴谋着的夺权是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展开的阴谋行动。
这一次，韩凌效仿国民党法西斯的还乡团连夜将江涛同志抓捕，同时又趁机将党的各级革命干部免职和下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竟然被投入监狱了？坚持真理的革命干部竟然被免职和下放？这不已经充分说明了走资派在哪吗？它就在党内，是党内掌握一定权力和专政力量的当权派，他们行使着和蒋介石、希特勒一样的行径，把屠刀和枪口对准了人民。敌人并不是根据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真正以毛主席的三个指示作为纲领，只不过将毛主席的话作为反对毛主席路线的工具，事实上他们才是最会搞修正主义、最会分裂党、最会玩弄阴谋诡计的，他们哪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在江涛同志和其他领导干部被抓的情况下，黄河大学的同志们，仍然突破走资派设置的层层阻挠重新组织起来，同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斗争，他们把这里的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又团结起来上街游行、罢工罢课，冲击反动省委党委。韩凌在这样形势危急的时刻，竟然跑进监狱里把党的领导职位作为拉拢和腐化共产党人的手段。在寒冬腊月里，他又是貂皮大衣又是老爷做派，可江涛同志却满身鞭痕地穿着单薄的囚服。韩凌拿来了棉被，又口头许以高官厚禄拉拢江涛同志。江涛同志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敌人的监牢中丝毫不惧，对着这位大走资派痛骂他的行为的卑鄙无耻。江涛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共产党人不怕死，为共产主义而死是极其光荣的！
中央的邓小平和地方的反革命势力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挑起反革命骚乱，不过也很快被我党出动的民兵组织镇压了。
《反击》的阶级斗争从最开始教育阵地上开始，却以双方互相动用他们所掌握的武力镇压对方而结束。足可见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多么严峻：走资派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反动力量才敢如此狂妄，而革命派到最后也只能够通过专政手段才能够保卫革命路线。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邓小平一派掀起的修正主义逆流，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多么大伤害，影响范围又多么广泛。《反击》暂时胜利了，历史上对邓小平的斗争，也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告终。然而，邓小平是被打倒了，韩凌在结尾部分却仍在台子上坐着，叶剑英、许世友等中央走资派却还在走，新走资派头子又在党中央的阶级斗争中取得了领导职位，华国锋司令部在邓小平司令部被粉碎以后，迅速取得了中央和地方走资派同僚的支持。《反击》的最后，华国锋却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新的危机和斗争又在发展，直到毛主席去世后，怀仁堂政变爆发了。
继续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不仅仅要去反击，我们还要去炮轰中修、粉碎它的反动统治。《反击》五十年后的公映像枚炮弹炸到我们心里，来自五十年前的革命同志们的殷殷期许，督促着我们为推翻中修而继续革命。《继续革命》报也是我们向中修射向的第一枚炮弹，如同《反击》一样，我们要向中修反击，为中国的建党事业和阶级斗争事业而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