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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面对庆祝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俄国劳动人民的欢呼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将会回想起在喀山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学习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说起19-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史，想必同志们都知道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有人或许还会知道1895年列宁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但鲜少有人具体研究过，像十月革命这种“一日如二十年”的大爆发，是经过了怎样“二十年如一日”的漫长、艰苦、耐心的准备工作的；像“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种组织，又是怎样在一批批革命者的接续努力下才最终形成的。
如果我们从1883年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的成立算起，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共经历了整整34年，其中还包括了1905年革命的失败；如果再算上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俄国革命的历史甚至可达六七十年。在这漫长的革命中，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遭受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一个又一个革命小组成立没多久就遭受镇压。但正是在这一批又一批革命者、一个又一个小组的传承中，历史的接力棒才传到了列宁等人的手中，最终给了吃人的旧社会以致命一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建立了起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道路曲折，但前途也必然光明。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管是在当时的沙俄，还是在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亦或是在在未来的革命当中，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一些同志受过去狭隘的个人实践影响，用狭隘的目光看待革命，不是从革命的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是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忽视革命的客观规律，陷入了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从而对革命持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绝望态度。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讲述俄国前辈们如何在重重困难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小组而进行革命工作的故事，给当今中国无数年轻的革命者们提供希望和动力。
为了更好理解俄国革命小组早期历史，我们需要先简单介绍下彼时俄国的社会背景。
一、农奴制改革后沙俄概况
沙俄原是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1861年，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者被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此后沙俄的资本主义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据苏联统计，从1861年到1891年，沙俄的铁和煤炭产量分别增加了2.1倍和15.2倍，石油产量从0.2百万普特增加到了276.1百万普特（普特是重量单位，1普特约合16.38千克）；股份公司及其资本总额增加了4倍和2.7倍。
和资本主义一起发展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形成在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俄国只用了几十年就走完了这一历程。农奴制改革后，产生了约400万完全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大量农民破产，进城成为工业无产阶级（就像中修“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城一样）。从1865年到1890年，大型加工业和采矿业的工人从67万人增加到了118万人，铁路工人从3.2万人增加到了25万人；在19世纪末，大约51%的俄罗斯人成为了无产者或半无产者，而只有2%的人是大资产阶级、地主、高官等等。
革命前的俄国，也如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工人阶级饱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苦，数十万工人陷于失业和贫困之中。
沙俄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在八十年代，工厂里的工作时间至少是12.5小时，纺织工业中长达14以至15小时；童工被广泛采用；女工工资远低于男工；没有劳动保护，没有劳动保险；厂长经常找借口罚款来克扣工人的工资；少发或不发工资；降低计件工资标准……
而沙俄对于极其微小的抗议都采取极残酷的镇压。根据沙俄法律规定，罢工属于政治犯罪，可以对罢工的参加者判处二到四个月的监禁；1870年的一份诏令规定，罢工的领导者可以不经过任何合法审判就被流放；1880年，沙俄成立“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可以理解为中修的国保）专门监控和处理革命者的活动；对农民骚动和工人罢工出动警察和哥萨克进行镇压……
沙俄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进行反动的专政。1884年后，沙俄出台《报刊暂行条例》（后来变成了固定条例），对报刊进行严格管控，查封了一批进步报刊；在图书馆中禁止一些革命图书；在大学中颁布大学生“守则”，把大学生置于国家机关的严格监督之下；进步教师被开除；革命书籍需要从国外“走私”进国内（很可能还是未经翻译的）；在学校散发革命书籍会被开除。而在目前的中修，我们起码还能合法获得大量原著，也不用担心翻译问题，还能在网络上进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就这些方面来说，我们的客观条件比俄国前辈们实在好了太多（当然，中修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有着毫不逊色于旧日沙皇的专制，但这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故此处不再详细谈到）。
对于广袤国土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沙俄也采取迫害政策。沙皇政府用军警镇压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活动，唆使俄罗斯居民把各民族地区的土著民族看作下等种族，培植鄙视和仇视他们的心理，故意挑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各个机关和法庭的一切事务都采用俄语，禁止用民族语文出版书报，学校里禁止用本民族语言授课。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沙皇制度是残害非俄罗斯民族的刽子手和掌刑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60年代，工人常因忍无可忍而毁坏机器、烧毁厂房、殴打工头（如今的中修也有杀死资本家、劳务中介和火烧厂房的斗争案例）。在70年代，罢工成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1870-1879年，约有8万工人参加了罢工；1880-1884年，约有1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1885-1889年，约有22万工人参加了罢工（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不完全统计，我国2024年劳工罢工事件为1509件，虽然少于2023年的1794件，但相对于此前的2019年至2022年仍处于高位）。
在此期间，一些先进工人开始意识到，为了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在1875年和1878年，先后建立起了两个较大的工人组织，但组织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组织虽然被摧毁了，但工人阶级没有被摧毁，组织带给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没有被摧毁。1875年，一名年轻的工人革命家阿列克谢耶夫在受审判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只有革命的知识青年“才会始终跟我们一起前进，直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手臂，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被粉碎！”组织的一些成员日后参与领导了许多重要运动，例如1885年的莫罗佐夫工厂大罢工。
工人阶级的斗争迫使沙俄政府暂时让步以缓和阶级矛盾。1886年，由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沙皇政府被迫颁布罚款法，规定工厂罚款不能落入厂长的私人腰包，而必须用于工人自己的需要。这也印证了，工人阶级只要团结起来斗争，就会有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明白：无产者只有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压迫以至消灭阶级本身以后，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工人斗争得到的真正成果，不是资本家们暂时的让步，而是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组织的发展、团结的巩固。在斗争中，俄国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工人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能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革命组织日益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团结在相同的革命旗帜之下。
在沙俄，先进知识分子也进行着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之前，“民粹派”就进行过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
俄国“民粹派”主要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阶级基础是小地主贵族和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为了推翻沙皇制度，革命的知识青年就穿起农民的衣服“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由此产生了“民粹派”这一名称。“民粹派”的声势相当浩大，在1873-1879年，就有2500多人因为“社会革命宣传”而受审判。“民粹派”错误地认为沙俄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单靠农民骚动就能把沙皇制度推翻。他们并不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并不明白，在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中，工人阶级才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许多“民粹派”在实际工作中尴尬地发现，他们付出的牺牲远远比不上取得的成果。于是，在遭遇失败后，“民粹派”不愿意去做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转向了个人恐怖主义，试图靠知识分子自己的力量通过杀死沙俄官员等恐怖手段来推翻沙皇制度。
但是，在消灭整个剥削阶级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前，杀了一个剥削者，只会立马有新的剥削者取而代之。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刺杀后，新一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更加残暴地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劳动人民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同时，这种恐怖活动给了沙皇政府镇压革命者的借口，“民粹派”为自己理论上的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许多原本前途无量的青年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原本是“民粹派”，同时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趋势，但他仍然受“民粹派”的恐怖主义影响，试图行刺沙皇，未遂而被处死。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真正掌握革命的理论，才能真正为俄国人民的解放找到出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就逐渐传入沙俄；80年代初，“民粹派”在实践中逐渐走向破产，革命者迫切寻求新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沙俄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下面我们就重点介绍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小组。
二、早期主要马克思主义小组
1.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革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人物。他原本是“民粹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但他和几个同伴在西欧流亡期间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后来如此回忆说：
“我们愈是更多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我们对自己原来观点中的弱点就看得愈清楚，我们对自己的革命经验的看法就变得愈正确……马克思的理论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从巴枯宁影响下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中解脱出来。”
注： “社会民主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不同，本文的“社会民主主义”可以简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现代流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
1883年，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四个同伴成立了“劳动解放社”，这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尽管成员都在国外）。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理论上同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理论进行斗争。
小组在成立初期遭遇了很多困难。在当时，“民粹派”在俄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革命青年尚未认清“民粹派”的错误所在，于是小组遭受了批评围攻，被指责为“背叛了革命”。同时，印刷需要经费，小组在经济方面十分困难。但是，正所谓得道多助，随着小组不断进行革命活动，陆陆续续开始有人进行援助。例如，1887年，俄国工人寄来了约20个卢布（约是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钱虽然不算多，但意义重大。普列汉诺夫写道：“这笔捐款使我们深受感动。”
非法出版物要怎么从国外带到俄罗斯也是个大问题。“劳动解放社”不得不靠来国外度假的大学生来完成“走私”，聪明的大学生们通过各种手段把非法出版物藏好，通过人肉运输从国外带回俄罗斯境内。而在今天的中修，我们却可以用QQ、微信等手段迅速传输一些相对而言并不危险的革命文件。
小组成员的辛苦付出得到了回报。“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俄国传播很广，对于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与“民粹派”等的论战也取得了成效，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在1885年所写的《我们的意见分歧》成功使得许多革命青年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连“民粹派”自己都承认了这一点。此外，“劳动解放社”先后拟定了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对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而言是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错误，比如过分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幻想沙俄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能在未来的革命中起到作用，等等。但比起“民粹派”的理论毕竟已前进了一大步。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劳动解放社”对“民粹派”的斗争，大大地消除了其错误理论在革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这种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在沙俄的革命者当中广泛地传播开来，为革命者的实践指出了正确方向。不过，“劳动解放社”尚未和工人运动很好地联系起来，其部分领导者甚至表现出了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列宁评价其“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跨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2.布拉戈耶夫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党”
1883年底，差不多与“劳动解放社”同时，在彼得堡（沙俄首都）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其核心领袖是布拉戈耶夫（未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创始人）。
布拉戈耶夫小组的主要成员是彼得堡的大学生，很多成员过去也受“民粹派”影响。布拉戈耶夫本人也是在研究了《资本论》以后才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布拉戈耶夫小组后来还接触到了“劳动解放社”，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给出了高度评价，曾写信请求“劳动解放社”多给他们寄一些《我们的意见分歧》，以便在俄国各地散发。两个小组也在通信来往中互相学习，指出对方的理论错误。布拉戈耶夫小组花费了许多精力在彼得堡的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会按照事先制定好的教学大纲和工人一起进行有系统的学习，学习内容不但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有“劳动解放社”的著作。小组的宣传有效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
布拉戈耶夫小组在思想上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例如他们不明白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根本区别，还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可以转变成所谓“人民国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改良主义者拉萨尔的观点）。
布拉戈耶夫小组还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工人报》。《工人报》是沙俄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报刊。遗憾的是，报纸仅仅出版了两号，印刷所就被沙俄的警察发现并摧毁了。但革命的科学思想的传播不会随着印刷所一同被摧毁，正如布拉戈耶夫后来回忆到：《工人报》的出版
“是彼得堡革命者中间的一件大事。在一个私人印刷所里印刷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而且还是《工人报》，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工人们以自豪的心情谈论这份报纸，他们从各个方面提供援助，到处寻找这份报纸以便传阅”
布拉戈耶夫小组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布拉戈耶夫本人多次遭受沙皇政府迫害。1885年初，布拉戈耶夫被捕，被强制遣返保加利亚，但小组成员仍然坚持进行革命斗争。1887年，由于受到列宁哥哥乌里扬诺夫行刺沙皇案件的牵连，小组被彻底镇压（这再次证明了恐怖活动的危害性）。
3.托契斯基小组“圣彼得堡工人协会”
1885年，同样是在彼得堡，独立产生了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托契斯基小组。托契斯基是贵族出身，父亲是高级军官，但他年纪轻轻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并在中学时组织了一个“民粹派”小组。在19岁时，他与旧家庭决裂，辍学进厂成为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如今的中修，也有很多名牌大学的革命学生选择进厂成为工人）。后来，托契斯基来到彼得堡的一个工厂工作，同时在一个技工学校学习。在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后，他转变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托契斯基把学校里的一些革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就像布拉戈耶夫小组一样，托契斯基小组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小组的人数不多，足迹却遍布了彼得堡许多著名的大厂。为了在经济上支援罢工工人和被流放、关进监狱的工人，小组还成立了互助储金会。小组同时也收藏了“劳动解放社”和布拉戈耶夫小组的著作（托契斯基后来在保加利亚见到了布拉戈耶夫）。
托契斯基小组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错误，例如他们认为在沙俄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托契斯基小组仍然成功培养出了彼得堡第一批革命工人。
托契斯基本人可谓百折不挠。1888年，小组被沙皇政府镇压，托契斯基被流放。此后，托契斯基在俄罗斯多个城市之间辗转进行革命活动，很快再次被捕、再次被流放。1899年，托契斯基在莫斯科因参加革命小组被捕，又一次被流放。但这位钢铁般的革命者没有向敌人低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因而遭到警察追捕，他在此后的数年间带着家人在俄罗斯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18年，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托契斯基在镇压反革命叛乱时壮烈牺牲。
4.费多谢耶夫小组
费多谢耶夫小组是俄国革命早期的一个重要小组，在相当大的一片区域有着影响力，例如列宁就在1888年参加了费多谢耶夫的一个小组。列宁对费多谢耶夫起到的历史作用给出了高度评价。
费多谢耶夫出身于司法官员家庭。他在学校中散发革命书籍、从事革命活动，因而16岁时就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因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捕、流放。他的母亲在得知其从事革命活动后与其断绝了关系，禁止费多谢耶夫所深爱的家人们与他来往，但这并没有让费多谢耶夫停下革命的脚步。费多谢耶夫学习了大量社会主义著作。1887年，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传入喀山地区，这本书在费多谢耶夫转向马克思主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888年，在喀山，费多谢耶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逐渐形成，其核心成员主要是学生。同年，又成立了一些由核心成员领导的基层小组。基层小组的成员在思想上并不一致，只有少数成员经过不断学习后才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小组成员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尤其是研究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小组同时也翻译和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
1889年，费多谢耶夫被捕，许多小组遭到破坏。审讯持续了近一年半，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但费多谢耶夫没有屈服，拒绝招供，因此小组的活动全貌始终未能被彻底查明。许多小组成员在被流放后，在俄国各地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从事革命活动。流放不但没有打倒革命，反而使得革命思想进一步地扩散开来了。例如，1892年，费多谢耶夫出狱后就在其他城市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5.瓦伦斯基和“无产阶级”党
在沙俄一些工业发达的地区，先进工人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由于革命青年的努力宣传，许多先进工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波兰大部分地区处于被沙俄吞并的状态）。
1882年，在瓦伦斯基（注意，不是二月革命后的那个反革命分子克伦斯基）等人的努力下，波兰的几个工人小组统一起来，成立了波兰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党。政党的纲领尤其强调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小组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号召波兰无产阶级和各国（包括压迫波兰的沙俄）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党同“劳动解放社”、布拉戈耶夫小组以及其他革命小组取得了联系，由于波兰正好处于沙俄边疆，“无产阶级”党就帮助国内革命者转运来自国外的非法出版物（著名的罗莎·卢森堡后来也加入了该党）。
“无产阶级”党同样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例如他们也认为沙俄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和“民粹派”也有联系，把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了恐怖活动。
1883年，瓦伦斯基被捕，后来在监狱中被折磨而死。1886年，该党最后一个党组织被沙俄镇压，该党停止活动。但革命的火种依然存在。1888年，一些幸存的成员再次统一起来，成立了“第二个无产阶级”党，继续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
6.勃鲁斯涅夫小组
历史的火车驶入20世纪90年代，沙俄爆发了严重的饥荒。饥荒的爆发，并不像沙皇制度辩护士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天灾，而是沙俄腐朽的政治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饥荒影响了包括4000万人口在内的广大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大瘟疫。大量农民破产，为谋生路，他们涌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由于受到可怕的灾难的影响，社会上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骚动起来。许多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在莫斯科大学就有几百名大学生参与了学潮。工人的罢工运动也逐渐高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初步结合加速了这一点。在这一社会运动高涨的时期，普列汉诺夫继续在与“民粹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错误观点进行着论战。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勃鲁斯涅夫小组逐渐发展起来。勃鲁斯涅夫的父亲是一名哥萨克基层军官——而哥萨克往往是被沙皇专门用来镇压工农群众的。但就像之前介绍的革命者一样，勃鲁斯涅夫也背叛了自己原本的阶级转而投向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1889年，在勃鲁斯涅夫等人的努力下，彼得堡的若干个革命小组合并成一个小组，成员主要是大学生和工人（列宁未来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加入了其中一个小组），其中工人成员更多——这是该小组的重要特点。小组中不少工人是被镇压的布拉戈耶夫小组和托契斯基小组的幸存者，其中一些工人后来成为了勃鲁斯涅夫小组的积极分子。
勃鲁斯涅夫小组由一个工人中央小组和一个知识分子中央小组领导，知识分子中央小组帮助工人培训宣传员、搜集学习资料、印刷传单，并选出代表加入到工人中央小组，工人中央小组再领导各个基层工人小组，实际工作主要由工人自己完成。勃鲁斯涅夫小组的主要目标是“把各工人小组的成员……培养成完全成熟的和具有高度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使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替代知识分子宣传员”。因此，他们既有知识分子负责组织学习的小组，也有工人自己负责组织学习的小组。有一位工人成员后来回忆道：
“在偏僻而漆黑的港湾，在一间狭小的陋室里，人们在研究宇宙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在远处，在海湾的对岸，涅瓦大街的灯光在闪烁，马车夫在喊叫，生意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纵饮作乐，而就在这个时候，港湾小组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在这个小组里人们在学习宇宙志和达尔文学说，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出版物。”
小组的辛苦付出取得了成效。在1891年，他们成功建立了第一个先进妇女工人小组。同年，由于一名民主革命家患病逝世，勃鲁斯涅夫小组的近百名工人抬着花圈为他送殡。这是俄国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工人的第一次公开政治性游行示威，而在以前，马克思主义组织都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地下。同年，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小组的工人们举行了秘密政治集会，号召工人们用革命的思想武装自己，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这些俄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表明，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无数革命者的努力和牺牲没有付诸东流。
同时，勃鲁斯涅夫小组也和“劳动解放社”建立了联系，获取了一批非法出版物以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小组也和国内各大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试图在未来成立一个全俄罗斯的革命组织。
1892年，勃鲁斯涅夫小组的很多成员被捕，勃鲁斯涅夫本人被判刑，服刑4年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0年。但彼得堡的其他小组继承了勃鲁斯涅夫小组未竟的事业。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革命组织的建立不可能只是单靠某一两个人的努力，而是无数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笔者在小组前冠上其出色领导人的姓名只是为了方便记忆（毕竟各组织的名字是五花八门的）。
7.其他小组&阶段总结
沙俄剥削阶级压迫着沙俄各族的亿万劳动人民，反抗者自然不止上述人物。在莫斯科、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其他大城市，也陆陆续续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小组建立起来。
北起波罗的海的万顷波涛，西接维斯瓦河畔的波兰沃野，南抵群山连绵的高加索，东至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尽管彼此相隔万里，也许从未相识，但全沙俄的革命者们却在同一个炽热的理想下心连着心——那就是为消灭人吃人的旧社会、消灭一切剥削压迫而斗争！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逐渐开始在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中流行了起来，也影响了一部分的先进工人。但当时的革命者在思想上并不成熟，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错误，很多成员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承认，他们当时的思想只能说是各种奇怪东西的混合物（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主要的）。各地革命小组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它们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还不够紧密，且大都很快就被破获了，小组的寿命一般只有1到3年；同时，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小组之间也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哪怕是在发展得比较好的勃鲁斯涅夫小组中，也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各自搞自己的小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虽有开始结合的迹象，但毕竟还没有结合起来——正如当今中修的状况。
三、总结与分析
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指导实践。在了解完这段历史后，我们有必要讨论几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知识分子为何背叛自己的阶级？
这一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往往是大学生，其中很多杰出代表的家境十分优渥（高级军官、司法官员、哥萨克……）。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本可以过着稳定富足的生活。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背叛自己的阶级，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宁愿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要为劳苦大众而奋斗呢？
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角度来讲，这是必然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是需要花费脑力精力去掌握的，决定了它必然首先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中传播，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当中，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一般出身剥削阶级，他们有着首先接触革命理论的优势条件，当社会革命的浪潮来临时，总有少数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转变了立场的人会投身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如果同志们学习过俄国革命历史就会发现，在运动初期，革命者基本都出身于知识分子；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队伍中出身于劳动人民的革命者的比重才不断上升。
从微观的个人角度来讲，这是可能的选择。没有背叛自身阶级利益的阶级，但是可以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性就是阶级性，这种阶级性归根结底是由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他本人在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导致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最终由这样的社会实践决定了他的阶级性。如果一个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愿意在劳动实践中接触劳动人民，愿意用革命的思想逐渐武装自己，他们完全有可能逐步改造自己的阶级立场，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杰出人物，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也是如此。做出这样的选择绝非易事，但也绝非没有可能——据我们所知，在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出身小资产阶级中上层甚至资产阶级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同志，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选择毕业后进厂融工，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的一员。
如果正在阅读这段话的亲爱的读者同志也出身于有产阶级，你也完全有可能最终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崇高的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客观条件恶劣就无法做革命工作么？
在沙俄，革命者工作的客观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沙俄政府禁止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传播，革命者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很难找到。于是俄国前辈们就想办法从国外“走私”革命书籍入境；就算找到了书籍，可能也是德文、英文之类的未经翻译的作品，俄国前辈们就自己人工翻译；书籍不够用，就只能花大价钱印刷，或者徒手抄写复制（斯大林曾手抄《资本论》）——而21世纪的我们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取大量的革命书籍，也能找到相关的解说资料，实在是方便太多。
在沙俄各地小组的联络上，如果没有人肉接触，各地的组织就无法取得联系。而多亏了互联网，我们可以迅速了解到全国各地的小组的状况，学习到不同小组的经验教训，革命者团结起来的客观条件也好了许多。
在专政的残暴程度上，沙俄也与中修类似——我们在开头的沙俄概况已有简单介绍，从各个革命小组的遭遇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显而易见，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革命者都有自己的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沙俄革命者依旧推翻了沙皇政府，迎来了社会主义的黎明。
这时候或许又有人要说了：“中修网络监管太厉害了，无孔不入，和以前的沙俄是不一样的，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也是在说胡话，只要不是从主观的想象出发，而是愿意稍微调查研究一下，就能发现，哪怕是在网络监管极其严格的国内互联网上，也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着网络宣传，有些人甚至通过网盘来传播非法出版物。中修现在仍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招牌，即使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彻底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不可能镇压一切从事非法宣传工作的人，否则看清中修真面目的人就会日益增多，社会矛盾就会更加激化，中修的末日就会加速来临；中修网络监管确实麻烦，是我们这一时代的革命者面对的独特困难，但我们也已经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也有网络安全技术的指导，只要策略得当，是不会立马招来中修的镇压的。
退一万步来说，假设网络宣传确实不安全，那么说这些话的先生们有曾尝试过线下宣传么？有曾如饥似渴地进行理论学习么？有曾去在劳动实践中接触劳动人民，关心他们的疾苦么？有曾去做过社会调研么？这些活动总该“够安全”了吧？如果连这些都没有做过的话，那么这些“绝对安全主义”的先生们到底是如表面般是在担心安全问题，还是根本上不愿意为革命付出分毫，因而拿安全问题当作逃避的借口呢？
革命者当然要学会保全自己，但保全自己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工作。网上有一句流行的话：“如果因为害怕被封号就不去鉴证，那就相当于永远被封号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害怕被镇压就不去干革命，那不就相当于已经被镇压了么？不去干革命，我国乃至全世界亿万的劳动人民的苦难要何时才能结束呢？
全部的问题在于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大声抱怨——这是懒汉或投降者的思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要走，办法总比困难多。
小组被镇压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么？
研究这一问题，同样可以有力回击“绝对安全主义”的谬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沙俄的这一时期，各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小组的寿命是非常短暂的，只有1-3年，但哪怕革命小组很快就被摧毁了，其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第一，小组本身是教育革命者的学校。许多后来著名的革命者（如列宁、克鲁普斯卡娅、罗莎·卢森堡）年轻时就是在这样的小组中成长起来的，而此时的他们不过是无名小卒。这些日后的英雄人物，最初正是在这样不起眼的小组中进行学习、宣传，参加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才能最终成长起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而我们未来中国革命的新一代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也许此时就正在某个小组中默默地进行着革命活动、默默地成长起来。
第二，小组本身被镇压了，但革命思想已经得到了传播，使得更多的革命者成长了起来。俄国有一位工人同志曾这样回忆列宁在1895年说的一段话：
“1895年春天在彼得堡出现了一本论鼓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经在西尔文住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有七八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斯塔尔科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涅也夫和其他几个人。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过渡到用印刷品鼓动为时尚早。提出的理由是，如果在某一工厂散发传单，而我们自己的工人又非常少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全遭逮捕，工作就会停顿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认为，这一点用不着担心，因为传单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人被捕了，将会出现几十个新的同样的乃至更强的工人。”
（当然，笔者并不是让各位现在就去盲动地发传单，只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道理。）
在各个小组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被增强了，先进工人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功培养出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觉悟工人；小组的很多著作流传了下来，传到了其他小组的手中，可以教育日后新一批的革命者。
第三，小组本身被镇压，但反动政府不可能直接杀光所有的革命者。很多幸存或出狱的革命者在后来继续进行着革命活动，经过考验而活下来的这些革命者较过去的自己有着更加丰富的经验，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到了继承和传播，例如勃鲁斯涅夫小组中就有之前被镇压的其他小组的成员。
《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同样地，沙俄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斗争的真正成果也不是小组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广泛的传播、革命者之间联系的加强，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开始。没有这些革命先驱的努力，就不可能有日后的列宁建立起来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不可能有后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不成熟的小组为何也能发挥如此的力量？
本文提到的小组都有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小组成员在思想上存在着错误。布拉戈耶夫后来承认自己当时的世界观是各种观点的“混合物”，费多谢耶夫也说小组成员们“仅仅是开始弄清楚自己的见解”；但即使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革命者，为何也能逐渐由弱变强，最终战胜曾经强大的“民粹派”乃至沙皇政府呢？
首先，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阶级，这一阶级要求消灭一切剥削压迫乃至阶级本身，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解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客观全面地认识世界，掌握改造世界的规律，因此代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世界、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所以能打倒“民粹派”和沙俄政府，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能力多么强大，而在于历史内在的必然性。列宁也说过，我们的宣传工作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很能干的宣传家，它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
当然，新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旧世界的剥削阶级们会疯狂地反攻倒算，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路上也必然有曲折。
其次，作为在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才刚刚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头脑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旧有错误思想的残余（新事物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旧事物的痕迹）。没有人能经过了几年几个月的短暂学习就一步登天，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同时，毕竟革命运动仍处于小组阶段，实践是很有限的，也容易导致思想的错误。
最后，小组成员虽然在思想上存在错误，但他们毕竟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进行革命斗争的，他们也在不断地进行革命实践和学习，使得自己愈发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不断前进，一天比一天更成熟。
因此，在如今中国革命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许多青年同志，即使他们的思想存在各种错误或混乱，即使他们的表现看起来有多么可笑或无知，只要他们愿意关心劳动人民，愿意在实际行动中慢慢改造自己，不去做一些反革命的勾当，我们也应当以耐心、细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否则只会把这些未来的革命力量推到革命的对立面去。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我们也有一天能够打倒如今中修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最终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的！
最后
1883年，俄罗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成立，而此时俄国人民的解放仿佛还看不到头，但在34年后，苏维埃俄国便建立了起来；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陆续建立起来；
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作了准备；
1900年12月，列宁领导的《火星报》创刊号出版，这是第一个全俄政治报。报头下面载有一句名言（题词）：“星火可以燎原。”这是一名民主革命者在西伯利亚被流放时回应诗人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时所用的一个句子，后来成为俄国革命史的一句名言；
1905年爆发了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革命失败了，黑暗再次笼罩在俄国人民的头顶上。但它毕竟是俄国日后革命的“总演习”，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
1917年，相继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起来。果然，马克思主义者点燃的“星火”，后来燃成了燎原的革命烈火，把地主贵族的沙皇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烧成了灰烬。
几十年来的泪水与血水，人间正道是如此的沧桑、曲折。但革命者的牺牲没有白费，即使是在沙俄如此残暴的专制统治下，人民群众也终能迎来光明的新世界，这既是俄国革命者们努力的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资本家必须要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否则资本家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危机愈严重，资本家就愈是要撕下伪装，愈益残暴地镇压人民群众的一切反抗，因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民的觉悟和反抗，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资本家的末日们便一天比一天逼近了。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俄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社会变化不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么？当然，在现在，还没有人能断言中国革命能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完成，但需要知道的是，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我们今天的每一点努力，都可以加速革命胜利的到来，就像19世纪80年代的这些小组对于未来俄国革命的意义一样。
改变社会是必须的，因为不砸烂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就没有出路；改变社会是必然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出了这一点，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是有能力去改变社会的，只要我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愿意从今天开始脚踏实地地做工作，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
社会历史并不只是由如列宁、毛泽东一般的杰出人物推动的，他们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加速了革命进程；即使是像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才能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的。真正的英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各个革命小组中默默无闻的无数普通革命者，他们才是革命的总动力。
在21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尤其是自疫情以来，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群众运动日益增多；社会的左转趋势加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中快速地传播开来，各地的革命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但马克思主义还远远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革命融工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中国的革命形势与沙俄的19世纪80年代是类似的。我们亲爱的中国青年同志不妨想想，在帝国主义已经日益腐朽的今天，我们自己是否也能像无数的革命前辈们一样，起到我们应有的历史责任呢？难道我们身边的各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还是可以忍受的么？难道我们遇到一点困难就要开始哀叹和退缩么？难道我们就要做一辈子的懦夫，忍受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吸血鬼们耀武扬威，或是假装这些事情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由我们自己决定。
同志们！让那些只会自怨自艾的懦夫们哀叹去吧，让那些只会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们叫嚣去吧，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他们的个人意志而停下，中国乃至全世界广大人民的革命步伐不会因为他们的闲言碎语而停下。我们革命者要做的是把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阶级社会的丑恶现象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听这些人的叽叽喳喳。让我们将革命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的烈焰，将人吃人的旧社会焚烧殆尽，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世界！
主要资料来源：
《苏联共产党历史（六卷本）》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俄国革命专题资料》（网络流传左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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