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因素的讨论中，“文革必败论”总是尘嚣至上，不仅是以唯生产力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修正主义者们，革命派也常常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他们和修正主义者们一样，鼓吹历史的绝对必然性，把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直接认为是有必然失败的必然性，这实质上是对历史辩证法原理的误读乃至庸俗化。本文将基于《继续革命报》第9期文章《历史不容迟疑——毛主席逝世后的生死关头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局》的观点，对这个在革命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上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做彻底的说明。

唯物辩证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告诉我们，必然性是由特定过程内部的根本矛盾规定的，而偶然性是由特定过程内部的非根本矛盾或是其他过程的影响规定的。这一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表现在作为社会运动过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其必然性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传统、痕迹的矛盾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从局部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两个发展走向的可能，一个是前进到共产主义，而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两个发展方向的确不仅仅是因为个别领袖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恩格斯说的“研究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就是这个意思。文革的失败，与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只要八级工资制、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存在，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就依然存在，这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赖以存在的原因；作为私有制残余的另一个重要基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导致了作为滋生走资派的温床的官僚阶层占据了天然的垄断优势。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推行旨在导向消灭这一差别的教育革命等措施时他们往往给以巨大的阻力（比如故意全盘怠工，不给参加管理的劳动群众以正确的引导）,从而使得这些措施表现出一些不成熟的缺点。最不能忽视的是，当时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仍然是公有化程度较低的集体所有制，农村的工业化和机械化虽在快速推进，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列宁说，​“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是普遍存在的小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基础，后来的复辟先从解散人民公社开始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它。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悲剧的必然性。

但是，上文引用的恩格斯的话常被人们机械式地当作教条来运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是为了说明革命的成败必然具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条件，并未否认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条件可以由人们在偶然性之中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而改变，从而改变革命的历史进程。唯物辩证法认为，必然性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而是必须通过无数个偶然事件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也决非只能单向决定整个事情的走向，它不等于复辟的合理性，而是一种客观阻力；而偶然性在作为社会运动范畴的革命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则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具体体现为革命过程中施行的种种路线方针，也可以是革命领袖的一时决策。这种偶然性可以能动地改造现有的、决定革命发展方向的必然性的客观条件，扭转原本的阶级力量对比，同样也可以让原有的形势趋于恶化，从而使得这种偶然性转化为前进或者复辟的必然性。

我们再来看持“文革必败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们对此有着什么样的论据：

“认为文革必然失败并不影响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中央的革命派们甚至连陈永贵这种都无法团结，屡屡在具体的路线执行上犯错，这就是当时工人阶级占少数，而且还普遍带有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这种客观条件导致的。夏尔-贝特兰在书中提到，文革后期工人管理生产的组织逐渐消亡，和这个客观条件也有分不开的关系。这就说明了，当时的种种客观条件根本无法支撑文革继续进行。”

“让文革成功需要那么多具体的路线执行问题上都不犯错，这个也太偶然了，这和宇宙中产生生命是两回事。宇宙的发展没有单一的方向，是无意识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具有历史的主体性，都是想到达未来的。重要的是总结它失败的教训，创造避免失败的条件，而不是纠结于是否必败上。（把文革的进程和宇宙产生生命的过程进行类比）很容易让你陷入形而上学的僵化。”

很显然，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法则的，而且还是自相矛盾的。诚然，自然界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确实有区别，如他们所说，前者是无意识的，后者的发展过程中人具有历史的主体性，这是正确的。但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唯物辩证法，而唯物辩证法中必然与偶然这对范畴对立统一的关系恰恰就是反对单纯把某个事物的发展过程看成“必然”，而完全排除偶然的因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有的社会条件正是历史上的人们在过去的社会条件下能动地改造而来的，革命的过程更是如此，它就是通过一系列属于偶然性因素的路线、决策、行动能动地改造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从而让历史的必然性发挥应有的作用，将历史推向前进。如果仅仅因为阶级力量的对比悬殊就轻易做出“必败”的结论，却否认革命的进程中各种偶然的因素发挥的作用，显然是在否认人们能够在必然性的框架内改变现有的“客观条件”，这就抹杀了革命派做出的所有主观努力。这种观点在哲学上的根源就是否认主观能够能动地改造客观的机械唯物论，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而修正主义者们趋之若鹜的唯生产力论的哲学基础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文革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些革命派们不管怎么否认他们的观点和唯生产力论“没有关联”，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坚持的“文革必败论”如果按照其哲学基础继续推导下去，就会最终得出和唯生产力论一样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必败论”常常会被修正主义者们利用，作为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唯生产力论，进而否定文革的论据。

此外，用中央革命派无法团结陈永贵这类人、上海民兵无法抗衡走资派控制的军队来反推其客观条件不足，反推文革失败只有必然性没有偶然性，这显然是一种取消主义的宿命论观点。诚然，客观条件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划定了人们主观能动改造世界的范围，但是它从未规定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就一定会陷入派性，就一定会在军事上放弃对基层的动员，就一定会忽视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他们举出的这些论据，恰恰和决定必然性的根本矛盾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更多地是主观能动性在偶然瞬间的缺位。如果根据力量对比就能直接决定斗争的结果，那么 一开始在阶级力量对比中占据弱势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那么从奴隶起义到十月革命在发生之前都可以被论证为“因为条件不成熟，所以注定幼稚，所以不该发生”，这正是以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为代表的历代修正主义者们在革命受挫时“自由派式地大叫”“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陈词滥调，和这些革命派们肯定文革历史意义的立场是相悖的。唯物辩证法认为，政治上的成熟不是什么客观条件死死限定住而无法改变的，而是在斗争中通过多次偶然的尝试积累出来的，而这种偶然性又会通过能动地改变客观条件，从而扭转阶级力量对比的态势，转化为革命发展的必然性；相反地，一开始处于劣势的先进力量如果不能动地改造现有的条件，不懂得团结应该团结的力量，那这种偶然性也会转化为革命失败的必然性。历史上成功的革命，无一不是总结和吸取了过去的失败经验中做出的那些偶然性决策的教训，才一步步扭转了己方的劣势地位——如果没有对巴黎公社没没收国家银行、没有警惕资产阶级的反扑这些偶然性决策失误的总结，没有对1848和1905年革命中起义的军事策略等问题的总结，还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吗？革命导师们正是能够正视这些偶然因素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很显然，否认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和其发挥的作用，必然会在理论上引发是否能够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混乱。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重要的是吸取教训，创造相应的条件”“人在社会运动中具有主体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放到对文革的评价上来，这些革命派们却忘掉了这些原则。列宁还说过，“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 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 ‘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火星派” 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历史上从没有一种完美的、各方面条件都完全成熟的革命，如果只有各种条件都完全成熟，革命才能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哪次革命能够成功了。必然性的走向可以被主观能动的偶然性暂时扭转，革命者要做的不是等待完美的条件降临，而是主动地改造现有的条件，尽力把历史推向前进，总结最终导致失败必然性的种种偶然性因素，保证在下次的实践中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克服。也就是说，承认文革失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背弃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拒绝总结经验教训，反而是肯定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举动。这就要求革命者们在总结文革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不能把路线方针上的失误一股脑地都算作是必然的，更不能从最后的结果来否认具有偶然性，不能仅仅去探究所谓的客观条件不足，这实际上是在把历史的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是思想上的懒惰和混乱。恩格斯说：“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毕竟，所谓客观条件比文革时期的中国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比比皆是，以后也会有很多，但是如前文所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从短期来看总是存在着两个方向，要么是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向共产主义前进，要么被资产阶级篡夺政权，复辟资本主义。面对走资派篡权的具体问题，我们难道不应该分析和总结那些最终导致了倒退必然性的种种决策上的偶然因素吗？不应该分析怎么主观能动地改造这些“客观条件”，防范它再次转化成失败的必然性吗？正如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战士进行斗争时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所说：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 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 ‘偶然性’ 不起任何作用的 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 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 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 ‘偶然性’ 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 ‘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 ‘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 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 ‘领导者’ 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因此，当我们面对“文革是否必败”这个问题时，不应该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认为它的失败是没有一点偶然性的，而应该分析那些作为偶然因素存在的团结策略、路线方针上的失误，是如何转化为复辟的必然性的。具体来说，就是分析“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策略上的失误“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这才能真正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报》第9期的那篇文章已经从革命派在毛主席去世后的生死关头的举动详尽地总结并分析了最终导致十月反革命政变发生、偶然性转化为复辟的必然性的教训，即革命派要敢于反潮流，关键时刻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能拘泥于民主的形式，宁犯组织错误，不犯政治错误；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有其特殊前提，那就是党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在走资派紧锣密鼓准备篡权时不应受其约束，而应当抓紧收集证据，针对政变，发动群众；必要时同走资派做断然决裂。笔者在下面扩大了探究的范围，即把视野扩展到整个文革时期，试图对这个教训做进一步的补充。

我们知道，经过1966-1969三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走资派先后被打倒，但随之而来的，是造反派内部的派性分裂，或是其他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导致的武斗事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避免局势失控，保住革命造反派的有生力量，用“三支两军”即让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方式试图促成革命派的大联合，制止进一步的派性分裂，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文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其具体标志就是各地“老中青、工农兵三结合”的新型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然而，以林彪、许世友、韦国清为代表的军中走资派借着“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大肆清理造反派，把他们挤出革委会甚至施以酷刑，大批屠杀造反派，使得阶级力量对比的天平再度向走资派倾斜。这主要是地方造反派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和其与走资派之间存在的巨大的信息差被利用的结果。造反派的这些劣势的确深受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中较多的私有制残余所决定的；但是，这种派性并非无法克服，除了上海以外，也有不少的地方单位成功地实现了“三结合”，革命造反派的力量也得以发展壮大，这就证明了，派性并非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如果领导水平和组织艺术得当，是可以加以克服的。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残留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群众运动也必定会体现出类似的缺点，如果坚持“必定失败”的说法，就必定会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导向拒绝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宿命论。 **当时革命派的主要失误，在于没有广泛地串联起来，组织还相对松散，先进经验没有及时推广，中央革命派专注于理论斗争和夺权斗争，对基层情况知之甚少，以致于被走资派抓住机会各个击破。**要知道，新型政权机构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必定要经过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但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中走资派却散播唯生产力论的谬论，以恢复秩序为名，利用了在群众中具有一定市场的“革命告一阶段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复辟了文革以前的资产阶级秩序。

林彪等军中走资派的倒行逆施对造反派力量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是，在林彪叛逃后，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造反派再度对地方的走资派展开斗争，在很多地方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包括后来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尽管受限于旨在维持革命派与走资派之间的脆弱平衡、保存革命派力量的安定团结政策，各地造反派无法实现文革初期的那种大规模串联，但他们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地位仍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力量也日益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造反派的派性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也就印证了前文“派性等偶然性因素可以通过主观上能动的改造加以克服”的观点。然而，毛主席的突然逝世打破了革命派和走资派之间脆弱的力量平衡，如果毛主席能够再多活几年，革命派就有机会继续夺取阵地；如果中央革命派能够突破走资派的党纪束缚，加强与各地造反派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在平时就建立起这种非官方的统一联络，就有机会形成强有力的统一力量，从而阻止走资派宫廷政变的偶然性转变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至今日。

夏尔-贝特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一书中曾经提到了这么一些现象——“工人参与管理的形式……逐渐消失”（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tended to disappear）“新的领导形式重新确立了对生产的集中控制......”“革命委员会的作用被削弱……生产管理重新落入专门人员之手。”这些论述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革命委员会、工人管理小组等群众性生产管理组织的衰落，管理权重新集中于技术官僚的情况。就像《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序》中所提到的那样：

“即使有了‘鞍钢宪法’，也无法完全避免其被走资派滥用的情况。在走资派长期掌权的经济部门，工人缺乏管理训练和科学知识学习，脑体差别依然严重，‘鞍钢宪法’要求工人参与管理，走资派在不教授工人管理和生产科学知识的条件下， 让工人主导生产，最终造成生产出现严重的损失，以上海为例，上钢三厂撤销了检查科，放钢和浇钢签证制度、违反规程考核制度、炼钢和浇钢监督规程等先后被废除，其他正规生产制度也名存实亡。结果导致成本激增、质量下滑。全厂钢材的一级品率从1958年的81.66%下降到 1960年的63.64%，平炉车间每吨钢的成本 由 1957 年的不到 246 元上升到 1960 年的 352 元，转炉车间的成本更是飙升了 206 元。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全厂亏损就达 10294 万元之多。可见，‘鞍钢宪法’并不是万能灵药，但其核心在于发动群众运动，坚持干部联系群众，在走资派掌权的地区，就更需要发挥革命造反精神，利用一切条件学会如何管理、学会生产科学知识，不能等着走资派的党员分享企业的领导权，恰恰在于，工人阶级必须自我提升，将走资派逐出工厂。”

大多数造反派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大多把行动局限在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集会，却常常忽视他们的主张如何落实，不能够正视路线实际执行时存在的问题而是对实际问题进行标签化的全盘肯定或否定，经常是集会开完还是照旧。具体来说，就是权责界限没有搞清楚（所有人负责在这个阶段几乎可以等同于没有人负责，我们当然要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如果忽视对群众的引导，忽视现实条件的影响，直接实行应该在更高的阶段才能行之有效的做法，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注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提升，教条主义地运用《鞍钢宪法》，在如何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经常出问题，经常用政治口号代替科学决策，这实际上是造反派在面对复杂的行政和生产管理工作时的一种变相逃避，而这恰恰正中走资派撒手不管、过度执行的下怀，从而给了走资派以“恢复生产秩序”为借口，复辟有利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恢复的一长制的机会。 **总的来说，大多数造反派的做法都没能够有效替代原有的官僚体系所能发挥的作用，那么走资派官僚要接管生产领域就显得轻而易举了。（更别提文革的正确路线在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没怎么执行了）**特别是在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包括中央革命派在内的多数造反派依旧犯了这个错误，在冲击、批判走资派的同时，居然还是局限于政治集会和意识形态批判，不在这个经济基础的重要阵地上发起反击，维持走资派“整顿”后群众参与管理的组织萎靡不振、滑向衰亡的现状——不注重对生产关系的能动改造，意味着经济基础上的阵地被走资派不断侵蚀，必然会导致自身群众基础的流失，在面对走资派的反扑时群众手中甚至掌握不了什么杀手锏，最终必然会使得这些决策失误的偶然性转化为复辟的必然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而文革中造成造反派分裂和派性问题的根源就是这种习惯势力，走资派正是利用它来“挑动群众斗群众”。因此，革命派在生产管理这种基层工作中“口号多，实权少”是一个致命的偶然失误，毕竟要克服“习惯势力”就不能仅仅靠大批判，必须靠新的组织习惯和实质性的管理参与。

在促使这些偶然因素转化成复辟的必然性的过程中，最直接的失误就是革命派没有处理好统战的关系，就像那些认为文革必败的革命派们所说，“甚至连陈永贵这种中间派都团结不了，更别说那些军头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经验、批判德国极左派时指出：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进行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象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

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革命派或多或少地犯了“四面出击，不做任何妥协”的错误，特别是以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派，他们在处理派性等问题时表现出了不稳定性，从而把中间派从自己这里越推越远。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事后来看，文革后期革命派的主要对手是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组成的走资派集团，理应像毛主席与林彪集团暂时结盟反对刘少奇集团一样，利用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和1975年四届人大中革命派在军中的任命，暂时拉拢一部分军头（比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丁盛），利用走资派之间的矛盾；哪怕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他们也完全有机会拉拢华国锋，增加革命派手中的筹码使得走资派们不敢轻举妄动，给自己留下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然而，革命派自身就一盘散沙，更多地依赖于毛主席的既有威望，就像《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王洪文在狱中说过的话：“我们其实就是靠着主席这棵大树。主席说话了，我们就听；主席没说话，我们几个人的意见也经常不统一。”很显然，在统战策略上的失误、革命派内部的松散是导致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

主张“文革必然失败”的革命派们还有一个论据，那就是“上海民兵打不过走资派控制下的解放军”。这就涉及到了革命派们在军事问题上的又一失误，即放弃了对正规军的内部渗透。要知道，军事问题从来不能仅仅归结为武器差距和数量差距，而更多地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如果单纯地认为“民兵打不过军队”是必然，那么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赤卫队也必然打不过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军队。文革后期的“安定团结”政策确实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革命派的手脚，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自我限制活动范围的理由。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列宁的这段话是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扩大自己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也是一样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尚且有那么多合法宣传组织的手段，更别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由于长期依赖毛主席个人的威望来压制走资派，革命派产生了主观上的惰性，他们不仅没有利用好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有利的扩大组织和宣传阵地的机会，反而被“安定团结”的政策捆住了手脚。要知道，军队并非是铁板一块，它的主体是穿上军装的工农，他们和革命派有着天然的阶级共性，如果能够深入基层士兵进行阶级教育和政治宣传，让他们意识到林彪、许世友等军中走资派让他们镇压的正是阶级兄弟，那么镇压的指令就会失效，走资派控制的军队也会从政治上被瓦解。放到当时来看，军队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学习小组是绝佳的合法外壳。在“安定团结”的背景下，士兵们聚在一起讨论学习阶级斗争是极其正当的，在这种合法外壳下进行“支左到底支哪一派”“谁才是真正的走资派”的讨论并进行政治串联，军中走资派很难在一开始就定性并镇压。林彪、许世友等走资派之所以要借着“一打三反”大搞酷刑和清查，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阶级觉悟已经有了在军队的基层蔓延的苗头。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在“安定团结”的政策下，造反派要扩大自己的组织和阵地并非空话，而是完全可行的。很可惜，中央的革命派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仍然是脱离群众的，自身内部都矛盾重重，根本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成型的政治派别；在处理派性问题时还经常左右横跳，总体来说意识形态口号偏多而实际有效行动却很少，这更是让本来可以被争取过来的基层军官和中间派倒向了走资派官僚，最终把能够通过下基层联络和宣传解决的问题拖成了积重难返的绝症。

正如列宁所说，“革命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奇妙结合”，讨论文革走向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转化关系，并不是“纠结于当年的成败”，更不是“形而上学的幻想”，而正是为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文革评价的正确方法论。文革留下的这些教训，恰恰证明了历史给无产阶级留下的干预空间是巨大的，所谓的“客观条件不足”，有很多时候只是掩盖主观努力不够的借口。只有在理论上承认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转化，才能从繁杂的历史现象中，从偶然的决策失误中真正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确保以后能够根据这些教训改造现有的客观条件，和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划清界限，不再让偶然的失误，葬送掉必然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