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谈沉默的“跑路斗争”

新的一年，我重新开展了个人的融工实践。由于此前因身体原因停工数月，此次重新进入劳动过程，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实践对于思想改造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

当前，我已进入一家新的餐饮店开展劳动，同时与组织协同筹集费用，帮助一位新同志顺利参与到融工实践中来。鉴于去年曾遭遇黑厂欺骗，错失了较为有利的求职时机，这一次我们在策略上作出了相应调整：提前出发，抵达组织集体开展融工的省份，并由同志们采取两两分组、分散行动的方式，在不同岗位上独立寻找工作，从而在更广泛的劳动环境中展开实践与锻炼。

组织决定在进行集体融工之前，对各个同志进行一段时间的个人融工的考察。在这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同分子在思想与实践上的问题。然而，过去长期脱离劳动、寄生于家庭之中，对劳动本身存在明显畏惧的无政府主义者沉默。组织原本根据其实际状况，建议沉默从强度较低、节奏相对缓和的岗位入手，逐步适应资本主义劳动纪律与生产节奏，从而和工人群众建立起“三同”关系。然而，沉默在口头上虽一再强调“要吃苦”，却脱离具体条件，不从自身实际出发，在未向组织报告的情况下擅自进入压迫程度较重的黑厂工作。结果仅坚持两天，便以所谓“斗争”为名，将个人在面对具有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而爆发了情绪宣泄，砸毁机器和产品后逃离工厂，并以隐瞒与谎言的方式脱离组织联系。这一过程表明，其所谓的“斗争”，没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抗和对工人群众的依靠之上，并且将在工厂辛苦工作的工人认为是“老老实实被资本家剥削的奴才”。

组织明确指出：真正的斗争，应当是建立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之上，依靠工人群众，通过集体的、有组织的方式同压迫者展开，并为破坏生产关系而活动，绝不能以个人情绪替代实际行动。然而，沉默无视组织纪律，将自身无法承受的客观困难简单归咎于组织，并将频繁逃避工厂劳动与打砸机器包装为“斗争”。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仍然是个人主义的表现，看似十分激进，却又十分软弱。沉默畏惧工厂压迫，又畏惧在工厂中和工人建立起友谊，更畏惧和资本家斗争，将个人怨气全部发泄到了机器上，然后一跑了之。这不能不让人说，这种被他称为“跑路”的反抗工厂压迫的行为，既不能改善工人的现实处境，也无法推动任何实际的革命进程。更进一步地，在不能面对自身问题的情况下，沉默开始滑向另一种倾向，即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口头革命”——以言辞代替实践，以指责代替自我改造，甚至发展为污蔑与造谣的行为。这种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表现，实质上与其最初逃避劳动的倾向是一致的，只是在形式上由消极退缩转化为消极破坏。

我们必须把问题说清楚：苦和累，从来不是纪律本身，而是劳动本身。纪律不过是约束和强制的形式，它不会凭空制造劳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之所以需要纪律，是为了把工人的劳动力强行纳入一定方向的具体劳动之中。只要进入具体劳动，工人就必然要同生产资料发生现实接触，并在这一过程中持续耗费体力与脑力，从而产生苦与累的生理反应。

但资本家并不满足于此。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抽象劳动，也就是榨取剩余价值。而抽象劳动只能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因此，要延长抽象劳动，就只能延长和强化具体劳动。纪律正是在这里被强化起来的——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来把具体劳动“规范”在一定节奏、强度和规范中的工具。所以，劳累的根源在于具体劳动本身，而纪律的作用，是把这种劳动组织得更紧、更密、更不可逃避，从而在程度上加剧劳累。把“苦”和“累”简单归咎于资本主义纪律，认为自己从工厂频繁跑路只是为了避免被资本家剥削，避免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本质上是对问题的偷换概念，更是对工厂中的劳动本身的逃避。

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这一点表现得更加赤裸。工人缺乏保障，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随时可以被替代。在这种前提下，具体劳动早已被彻底标准化、节奏化，并被严密的资本主义纪律体系所支配，而这种纪律又会将工人当作是随时可以替代的“耗材”，被过分耗费工人的劳动力，纪律本身又加强了工人的生理痛苦。但是，纪律在这里只是起到加强工人的生理痛苦的作用，带来痛苦的仍是不同的具体劳动。

可见，现代工厂的工人阶级的生理痛苦，是由于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加强了具体劳动，使得工人在具体劳动中的痛苦增加了。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应当想办法消灭这种劳动纪律，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只有这样，具体劳动带来的痛苦才能减轻。但我们的“革命家”沉默同志则是，诋毁在工厂做工人工作的同志们是资本家奴才，只有他的频繁跑路才是斗争，说到底，他根本不想从彻底消灭资本压迫作为目的，更畏惧劳动带来的痛苦。如果真的是反对纪律，那么逻辑上只有一条路：联合工人群众，去破坏、对抗资本家的纪律体系。而不是一边喊“斗争”，一边用跑路来解决问题。前者至少还触及生产关系，后者则完全是逃避现实。

所谓“跑路策略”，更是毫无价值的自我安慰。个别工人的跑路，对资本家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成本。今天走一个，明天中介可以补两个；即便带走十个人，资本也可以立刻补进二十个。只要还存在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奴隶的条件，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会源源不断把不想被剥削的工人推到资本家面前。所谓“跑路斗争”的机会主义策略既不会削弱资本的统治，也不会改善工人的处境，更谈不上什么斗争。把这种无力的逃避美化成“激进”，不过是用词语掩盖行动上的空洞。

说得更直白一点：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斗争，这是在阶级斗争面前退缩，却又不肯承认退缩，只好用“反纪律”“反压迫”来给自己找借口。类似现象说明，一些人在具备参与实践的条件下，仍然主动回避真正的改造：即便已经具备进入“桌上吃肉”的条件，却偏要退回到“桌下啃骨”的位置，并将这种退却误认为某种“选择”甚至“立场”。这恰恰反映出，其问题的根源不在客观环境，而在于主观上的逃避与扭曲。

这也进一步说明，在劳动问题上，首先必须承认并正视客观条件。劳动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体力与脑力消耗，是任何融工分子都必须一步步去适应的过程。害怕吃苦本身并不丢脸。面对强度较大的劳动产生畏难情绪，这是客观存在的反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这种情绪，而在于是否能够正视自身状况，从实际出发，逐步适应劳动、改造自身，从而团结工人阶级。如果能够承认不足，并在实践中一点点克服，这恰恰是改造世界观的起点。

相反，如果既不承认自身问题，又执意维护所谓“能吃苦”“很激进”的表象，那么结果只能是脱离实际。表面上姿态很高，实际上却一步也走不下去。一旦现实发生碰撞，就只能用各种说辞为自己开脱。发展到最后，这种人往往不再是单纯的软弱，而是滑向另一种更糟糕的状态：用夸大的语言掩盖实际上的无能，用“立场”“斗争”来粉饰自己的退缩。久而久之，连最基本的实事求是都丢掉了，只剩下一套用来维护面子的空话体系。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不敢承认现实，又不肯从现实出发改造自己，最终只能在自我掩饰中越走越远，甚至变成为了面子而不断编造理由、掩盖错误的人。

二 谈谈我的融工感悟

就我个人而言，此次重新进入劳动，是一次相当直接的检验。由于过去一段时间身体出现问题，加之长期脱离劳动，当重新进入需要长时间站立和走动的岗位时，身体立刻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反应，腿脚疼痛持续累积，进而直接影响到精神状态。在一次会议中，由于休息不足与身体疲劳叠加，我情绪失控，出现了发脾气甚至哭泣的情况。这一表现，本质上并不偶然，而是长期脱离劳动、缺乏锻炼，在重新面对劳动强度时所产生的必然反应，渴望脱产的思想也就有泛滥了条件。

事后通过自我批评，我逐步认识到：劳动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更是对一个人思想状况的直接检验。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的人，一旦真正进入劳动过程，其思想必然会发生波动，甚至暴露出原本被掩盖的问题。所谓“稳定”“坚定”，如果没有劳动实践作为基础，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未经检验的自我想象。没有什么天生的革命者，一切都只能在改造中形成。随着劳动的持续，另一种倾向也逐渐显现出来——日益滑向一种“日子人”的状态：开始更多地只关心吃什么、工资何时发、发多少、什么时候休息，把主要精力收缩到维持个人生活的层面上。

与此同时，用于理论学习和革命活动的时间与精力被不断压缩，甚至在主观上也缺乏主动去“挤时间”的动力。 在批评会上我发现，这也不单单是我的个体现象，而是在同志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倾向，这种思想的产生也具备必然性：在出卖我们的劳动力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得不首先关注自身生活资料的再生产问题，这种对工资、饮食、休息的关注，虽然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停留在这一层面，把这种状态当作“理所当然”，结果只能是被动地适应被压迫和剥削的现状，被资本家牵着走，不可能进一步上升到对这种处境的认识，更谈不上去改变它。 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会被压缩在单纯的追求“个人美好生活”之中，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地狱中，下班后的那一会儿的短暂美好，又不断被过分延长的劳动时间而挤压。更何况，一直停留在这种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也就忘记了我与其他工人被共同压迫的事实，也忘记了融工者的融工目的在于团结工人力量，推翻资本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要把自己的时间挤出来，在繁重的劳动之外挤出时间进行融工和组织工作。

在组织的批评之下，我也进行了相应的自我批评，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调整：一方面重新规划理论学习，另一方面在时间被劳动占据的情况下，主动去“挤时间”，恢复写作，参与相关的实践与活动。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轻松，但至少是在从被动适应向主动改造迈出一步。

我还遭遇了性骚扰问题。由于初到陌生环境，我以正常、坦诚的态度与他人交流，但个别男同事却不断越界，从最初的言语试探，逐步发展为肢体接触，甚至夹杂低级、下流的玩笑。在我已经明确表达拒绝之后，对方仍不收敛，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我进行了直接反击，对该男同事动手制止其行为。对方在受到反制后反而埋怨我“过激”。我也将此事向管理层进行了反映。

管理层的反应同样具有代表性：他们不愿意正视问题，而是试图压制此事，以“顾全面子”为由要求我不要外传。他们这么做也仅仅是在维护表面的稳定，而不是解决实际的压迫关系。我没有接受这一处理方式，而是将情况告知了其他女同事以及后厨的阿姨。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不同女同事的差别：过去同样被这个流氓骚扰过的，具有小资产阶级习气的女性，更倾向于出于“面子”与“避免麻烦”而选择缄口不言；长期处在劳动环境中的女工，则更直接地表达出不满，甚至支持反抗。——长期承受压迫的人，更清楚不反抗只会让侵害不断加深，在被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沉默从来不是中立，而是一种对父权压迫的默许，底层劳动妇女只有通过实际的反抗，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行为的蔓延。同时，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在促使我从原有的小资产阶级处事方式中脱离出来，向更加直接、更加现实的立场转变。最终，经过我讲这件事的广而告之，原本被骚扰却缄口不言的女同事也相互得知了彼此的遭遇，大家彼此团结一致，我们也迫使管理层不得不处罚这个流氓。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餐饮行业本身具有高度的人员流动性。在我参与工作的一个月内，已有多人离开或被替换。这种频繁的流动，本身就是劳动力被不断消耗与补充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一度也产生了更换工作的想法，尤其是在部分管理人员习惯于空洞说教、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增加精神负担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尤为明显。逐渐地，我也认识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只要仍然处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中，类似的矛盾就具有普遍性。单纯通过频繁更换工作，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不过是在不同场所之间重复同样的处境。正如，无产者的锁链不是在某一个资本家的手中，而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的手中，我们可以决定不向某个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却无法避免我们不得不委身出卖于资产阶级的这一结果。因此，关键不在于不断逃离，而在于在既有条件下坚持实践、总结经验，并在实践中改造自身，在压迫之中挤时间为发动工人服务，我也越来越意识到集体融工的重要性了。在同志的提醒与交流下，我也对自身状态有了进一步反思。当前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随意变动工作，稳定下来本身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同时也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事任何劳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压迫，这是无法通过主观愿望加以回避的。

如果连相对轻体力的工作，都因为一些外在干扰就选择逃避，那么问题就不在环境，而在自身。这种一遇到阻力就后退的倾向，本质上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软弱。

回顾过往，我并非不能吃苦。去年的冬天，我也曾上山干活，与同村农民一起清晨劳作，在严寒中采摘药材，双手冻疮复发，也未曾因此抱怨。那时的出发点很简单——多在劳动中接触劳动人民。但恰恰是在当前这种更日常、更持续的劳动中，我反而暴露出逃避倾向：面对问题时，不是积极分析和解决，而是本能地想要回避、脱离。这种倾向，比单纯的身体吃苦问题更值得警惕，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能否在现实中站稳。

因此，我也逐步认识到：需要改造的，不只是对劳动强度的适应，更是这种遇到矛盾就想后退的思维方式。只有在现实中不断正视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融工改造才具有实际内容。这一点，不是一时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在持续的劳动与实践中反复锻炼、反复改正。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这种逃避倾向，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能否在实际行动中坚持改造下去。

像个别机会主义分子，根本问题不在能力，而在态度：既害怕劳动，又懒惰成性，还要拼命维护自己的面子。一旦遇到困难，不是从自身和现实出发分析问题，而是到处找借口，把一切归咎于环境、他人甚至组织。这种人既无法在实践中改造自身，也不可能在理论上有任何长进，最终只能顺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惯性，稀里糊涂地消耗掉一生。

三 工人必须团结起来

我也看到了一更加严峻的现实情况。许多年纪较大的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不断被拒绝，岗位被压缩，用工规模被严格控制。经理直言：生意不如从前，人员配置一再削减，过去前厅二十多人，现在只剩十几人；房租上涨、成本增加，周边餐饮店接连倒闭，甚至出现拖欠数月工资的情况。前厅仅靠几个人维持运转，劳动强度却并未降低。这些现象集中反映出一个问题：劳动力供给已经明显超过岗位需求，一部分劳动者被直接排除在生产之外，成为随时可以被替代甚至被抛弃的“多余人口”。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被不断加剧，而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则通过压缩用工规模、降低成本，将经营压力层层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大量身体存在缺陷的劳动者（如单臂、跛脚、缺指等）从事外卖工作。他们在城市中奔波，风里来雨里去，用更加艰难的身体条件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这种景象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控诉：如果没有改变，他们一旦年老或失去劳动能力，将很难再维持生存。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现实的一个缩影——一部分人已经被挤压到生存边缘，在贫困和失业的阴影下艰难活着，随时可能面临饿死。如果仅仅停留在同情和情绪之中，那么这种状况不会有任何改变。正因为如此，问题才变得更加迫切：如果不在实践中不断改造自身、深化认识，团结工人，那么所谓的“关心”也只会停留在表面。

可见，阶级立场不是简简单单的抒发感情就够了，而是要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为工人阶级奋斗一生的觉悟。只有真正站在劳动者一边，通过实际参与去认识问题，才能避免把阶级斗争转为一种情绪化的感叹。

类似的压迫并不只体现在体力劳动领域。我有一位曾从事幼师工作的女同事。由于长期焦虑与精神压力，夜间无法入睡，白天仍需高强度工作。在一次情绪崩溃中，她提到最直接的感受是：“一辈子都在打工，一眼就能看到头。”这种绝望，仿佛也已经成为了牢笼困住了许许多多的底层无产者，他们的未来在自己看来，也是令人窒息。在与她的交流中，我尝试将这种感受从“个人命运”引回到“现实条件”：并不是人生来就该打工，而是在既有分配关系下，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存资料。她能够理解这一点，但仍然认为现实已经如此，个人难以改变。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许多无产者也同样对现实有所认识，但还是停留在“不可改变”的判断上，滑回了被动接受的状态。因此，我也进一步指出：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过去的人同样难以想象后来制度的变化，既然现实是形成的，就不可能是不可改变的。她对此有所认同，情绪也有所缓和。

对于被长期遭受压迫的工人而言，单纯的情绪安慰无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但如果能够把个体经验同更广泛的现实压迫联系起来，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只能如此”的宿命感。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融工实践进一步证明：劳动不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更是检验思想、暴露问题的直接场所。个人情绪不能替代行动，个体冲动更不能等同于斗争，只有从具体条件出发，在现实中反复实践，才能逐步掌握工人的想法，才能对不同工人针对性的灌输和揭露。

有时我也会思考，未来是否仍将长期处于打工状态。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把自身放在更长的实践过程之中，这种问题就不再只是“是否摆脱打工”的焦虑，而转化为“如何在现实中认识并改变处境”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原本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绝望开始发生变化——当实践本身具有革命的方向性时，命运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结论，而成为可以为了中国革命的目的，而被我们的革命实践不断改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