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经历与对其他小资产阶级同志的观察，试着把这层规律扒开，做分析，供同志们参考。

一、小资产阶级出身或抱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在组织生活中会暴露哪些“尾巴”

不习惯集体纪律，做事喜欢单干，总觉得我自己来更快，不理解组织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规矩。一旦组织的安排不合自己心意，第一反应是“凭什么管我”，很少去想“组织这么定一定有它的道理”。

情绪起伏大，受了刺激、看到不公，能一下子热血沸腾，喊得比谁都响；但遇到挫折、或者自己吃了点亏，又很快蔫下来，抱怨、消沉，甚至打退堂鼓，在组织纪律里批评是试金石，是改造一个人革命的缺点与成果，如果不经得起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就即使是在第一部分得到了改造后，也轮不到第二部分种认准了就干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看不上实际工作，读了几本书、学了点理论，就觉得自己懂了，喜欢在屋里高谈阔论，觉得工厂里、田地里的活是浪费时间，不屑于干。可他们不知道，真正能改造世界的力量，恰恰是从这些“浪费时间”里长出来的。

总想当主角，干点什么都希望被看见、被表扬，不愿意做幕后默默无闻的事。一旦觉得自己不被重用，就觉得组织亏待了自己，甚至闹情绪、拉小圈子。

这些毛病，看着像是性格问题、其实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毛病，不是天生带来的，也不是自己想改就能改掉的，它是从你活着的方式里长出来的。你每天怎么过日子、怎么挣钱、和什么人打交道，这些东西日积月累，最后就长成了你脑子里的“应该怎样”“凭什么”“我想不想”。

二、这些毛病从哪来：社会存在什么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意识上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在旧社会中同样受到压迫，面临破产威胁、遭受盘剥、对现存秩序不满，因此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容易产生革命要求，甚至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经营方式分散、生活状态接近个体生产者，又决定了其意识深处必然隐藏着个人主义、虚荣心和动摇性，这些不是个人品德缺陷，而是由其经济地位天然带来的。

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决定其再加入革命之初，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狂热性，这类分子暂时的在一定时间内试图通过自我麻痹性的狂热情绪来掩盖自身的落后性和小资产阶级固有的劣根性。

任何情绪都有消退的时候，这种掩盖是暂时的，这种狂热性终究不能持久。当日复一日的纪律开始代替最初的革命浪漫幻想时，当组织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小资产阶级被狂热性掩盖的毛病一一一“计较我付出了多少？”“我对组织如何”“组织压迫我管的太严”“组织没人情味”“怕丢面子怕被批评”，便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

这种劣根性不是突然长出来的，是一直在底下，只是暂时被狂热性掩盖，暴露是必然的，这不是品德问题，是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毛主席：“他们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标准去对待他们，即把他们看做‘救世主’；如果人们不按照他们的标准对待他们，他们就感到委屈，觉得革命对不起他们。”

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之初，靠的不是思想，而是情绪。那股新鲜感，革命浪漫感，但情绪来得快，去的也快，劣根性暴露出来后，批评是小资产阶级便计较得失，把自己的感受形象及个人主义放在组织纪律前面。

所以，劣根性暴露出来不是坏事，是好事。毛主席说“坏事可以变好事”，就是这个道理。 那些毛病如果一直藏着捂着，表面上像个先进分子，那才是最危险的。暴露出来，自己看见，同志们也看见，这才有了改造自己的可能。暴露并承认问题，这不丢人，这是每个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没有彻底改造过来的同志，必须过的一关，过不了这一关，更谈不上后面的改造。

暴露之后劣根性露出来了，同志们看见了，就必然会有批评。当组织的批评第一次落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身上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三、被批评后的四种常见反应

第一种：“我干了这么多，你们就盯着这点毛病？”

这是最常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往往对付出特别敏感，我开了几次会，我写了多少材料，我熬了几个夜，我都记着呢。你批评我，我就拿这些出来挡：我功劳这么大，你们怎么不看？我态度这么好，你们怎么不夸？ 革命组织的逻辑是功劳是功劳，毛病是毛病，两回事。但小资产阶级的逻辑是：功劳就是护身符，我有了功劳，你们就该对我客气点。实际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同志是是把组织关系理解成交易关系：我付出，你肯定；我多付出，你就得少批评。一旦批评来了，就觉得“亏了”。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功劳是比真理要重要的。

第二种：觉得被否定、被压制。

在他的认知里，批评就等于“全面否定”。组织的批评落下来，他感受到的不是帮助，而是“被针对”；他看到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组织在否定我的全部”。指出某件事做得不对，他觉得是在否定这个人；分析某个缺点，他觉得是在把人往死里踩。他受不了的是他脑子里那被扭曲了的批评，他们认为组织在否定我的全部，你们要把我当奴隶一样制服。 而这种认知从哪来？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来。在个人主义的视角里，只有两种态度：要么捧着我，要么踩着我。没有中间地带，更没有“组织对我负责”这回事。

第三种：觉得丢面子，当场就受不了。

批评的话刚出口，他脸上就挂不住了。不是内容有多重，而是“你居然当着别人的面说我”这个形式本身，他受不了。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同志不是在想“我哪里错了”，而是在想“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他忍不了的不是道理，是那个“丢面子”的感觉。

小资产阶级最怕什么？最怕被人看低。批评恰恰是让他“被看低”了，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他受不了的不是批评的内容，是批评这个形式本身，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事实面前。他的意识结构习惯于自己判断自己、自己评价自己。集体生活要求他接受别人的判断、接受组织的评价，这种转换对他来说，是冒犯。他把对自己的评价权，还死死攥在自己手里，没交给组织。本质上就是把自己的个人形象看的比进步重要。

第四种：选择退出。

批评多了，压力大了，扛不住了，就选择退出。这类同志不是一开始就想走的。他们一开始也积极，也表态，也干活。但干着干着，发现组织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是浪漫的热血沸腾，而是日复一日的纪律，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责任，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不舒服”。 本质就一句话：我不愿意被改造。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改造意味着要把“舒服”放后面，把“责任”扛起来。他们扛不住，也不想扛。宁可走，也不改。他们认为留在这里，得守纪律，得受批评，得把个人放在集体里，这太累了，太委屈了，太不“自由”了。走出去，找个没人管的地方，继续当我的“进步青年”，多舒服。这笔账一算，那就退出。可是他们不肯安安静静地走。他们得让自己走得“有理”。于是退出的原因，扛不住责任，说成是被迫；受不了纪律，说成是被压迫。于是性质就变了：“那个组织有宗派主义”“那是小集团”“他们在压迫人”。他把自己受不了批评，说成是别人整他；把自己不愿意改造，说成是环境不好。这不是事实，这是他把自己的问题，包装成对组织的控诉。 更有甚者，走出去之后走出去后还要诋毁组织、散布言论，逢人便说“当年受尽委屈”。他不是要讲道理，这类人是要证明自己没错，错的是组织，错的是别人，错的是那些“压迫”他的人。本质是什么？是他把自己的个人感受，摆在了革命事业前面。

可这类人把走人变成控诉，把退出变成攻击，为了保住自己作为一名“革命者”光荣的形象，宁可把组织说成坏的，也不肯承认自己改不了。这类人宁可诋毁同志，也不肯面对自己扛不住的事实，走出去后还要诋毁组织、散布言论，逢人便说“当年受尽委屈”。这种人，来的时候喊得最响，走得之后骂得最凶。不是因为组织真对他做了什么，是因为他需要这个“受害者”的身份，来掩盖自己扛不住、改不了、不想改的事实。

以上四种反应，委屈、认为被否定、觉得丢面子、扛不住责任，看起来各不相同，但背后贯穿着一条铁律：小资产阶级出身抱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在组织生活中必然与集体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永远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不是组织抛弃了他们，是自己没有能力走进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

四、最危险的一类人，用认错回避改错

认识到了问题，但不去解决，这才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一种，检讨写的漂亮，实际生活中，该懒散还是懒散，该计较还是计较，该爱面子还是爱面子。在他眼里检讨是自我安慰、欺骗自己的东西。这不是改造，这是纸张改造，用言辞代替行动，用态度代替立场。用一份漂亮的检讨，想把自己骗过去一样，也妄想把组织骗过去，这类人披着虚心接受的外衣，可实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当革命遭遇真正的压力时，当敌人拿着刀架在脖子上，这类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可怜的利益，什么事都能干的出来，今天能在组织里写检讨，明天就能在敌人面前写字手书，这类人是最危险的，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心里一套。历史上的邓小平、华国锋、张国焘、向忠发等等就是如此，伪装成进步分子的样子，用谦虚的态度承认错误，嘴上说的多好，可在关键时刻却背叛了革命，这类人从来不是真的信革命，眼里只是生意，组织在他们眼里只是投机的平台，这类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毒瘤，总是用谦虚的态度和华丽的言辞来欺骗同志，好把自己稳稳的隐藏在队伍里。革命需要的是扛得起的人，不是检讨写的漂亮的人，如果不清除出去，就永远是在腐蚀革命的肌体，过不了认错到改错这一关，是不配站在革命队伍里的。如果不愿意真心改变，迟早有一天，这类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法把革命认出去。

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善于用认错来回避改错，检讨写得比谁都漂亮，至于实际改不改，那是另一回事。

五、暴露之后的改造三步走

上面现象规律的分析结果是，改造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小资产阶级出身抱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暴露其问题并承认其落后性，并真正愿意改造自己之后，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们在思想上认同，通过读书学习讨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适合无产阶级，命运绑在一起但是这完全不够，他们必须要使在实践中体验阶级的力量，去真正的参与斗争，接受考验，而且要在情感上与工人们融为一体，而融为一体，这个过程就需要在长期的，共同的，艰苦的工厂斗争中才能长出来的，总之这条路可以概括为三步：工厂、组织、斗争。

一个人怎么想，怎么看待世界，有什么毛病，不是天生的，是由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由他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由他那个阶级的生存方式决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长期依赖家庭供给，没有经历过“不劳动就没饭吃”的生活压力。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让他天然带着一种旁观者心态，“可以同情革命，但不必把身家性命押上去”。

第一步：工厂改变社会存在

要换掉这种意识就要换掉这种存在，当然不是简单的改成分，改出身，而是要到集体里去，到有纪律的地方，去到劳动群众中去，存在变了，意识才会跟着变。

只有当一个人真正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体会过每一分钱都沾着汗、每一个休息日都是熬出来的，他才能从骨子里理解无产阶级的生存逻辑，理解为什么工人会为了下一顿饭跟老板拼命，理解为什么“没饭吃”比“没面子”更痛，明白了不劳动就没饭吃。

所以毛主席讲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在工厂这种全新的生产关系下，人的感官和习惯会不断被改造。工厂是集中的、协作的——不是一个人在干，是一群人一起干。机器开动，传送带转起，自己不跟上，后头工序就堵死了。生产本身就在管着人。 如果一个人迟到一分钟，上一班的人走不了，下一班的人接不上——集体的事，一个人耽误不起。

工厂劳动，治的就是“有认识，没行动”“我想怎样就怎样”的毛病，在工序面前，情绪没用，口号没用，只有把手中的活干出来才有用，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小资产阶级那些散漫、个人主义的毛病，被一点一点磨掉。

第二步：在组织监督下巩固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严格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才能战胜。”

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同志，有着很强的小生产习气：我自己说了算，我的时间、我的力气、我的意愿，我自己支配。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着”，单靠劳动本身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组织的监督和纪律的约束，他身上散漫个人主义的东西还会不断的冒出来，累了就歇歇了，就想松，今天拖拖，明天放放，没人管着就成了习惯，这就是说为什么改造除了在工厂，还要在组织里，在同志们监督下才能完成。

监督不是在阁楼上空转的。同志们天天在一起，谁在干、谁在混，谁进步、谁后退，大家心里都有数。发现问题，就在组织里提出来。有人偷懒，会上有人点；有人计较，会上有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过，问题就摆在了桌面上。大家讨论、大家分析、大家定：这件事该怎么处理，这个人该怎么帮。讨论到最后，形成一个决议，这是集体的意志，不是个人的意见。决议一经形成，就有了纪律的效力。个人可以保留看法，但必须执行。这不是针对谁，这是组织生活的常态，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原则。

组织不是争论的俱乐部，是行动的队伍。行动就需要统一，统一就需要有人服从。民主集中制的全部秘密就在这里：讨论的时候，人人可以说话，人人可以争论，但一旦形成决议，就必须执行，不管个人当时是赞成还是反对。

组织的决定一经形成，就有了权威性。这个权威不来自某个人，而来自它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当组织决定与个人意愿冲突时，作为组织的一员，既然加入，就意味着接受了这个前提：组织的决定高于个人的意愿。任何集体要行动，就必须有统一的意志。可以提意见、可以讨论，但一旦形成决议，就要执行，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集体生存的底线，不是针对个人，是对所有人都一样，这是集体生活的基本规律。不在这种监督下，想装糊涂都装不下去，这种监督对正在改造的同志来说是极其重要，自己看自己永远隔着一层，但别人看你一眼往往就能看到问题。毛主席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什么把批评放在自我批评面前？因为很多时候需要别人先指出来，你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要改造自己没有外部的指出来，连自己有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自我批评又何从谈起，先有批评撕开那道口子，自我批评才有了对象，有了方向。这种批评是要在组织监督下进行的，为什么呢？因为组织能把批评的性质定住，不是私人恩怨，不是为了揭短，也不是要借机整人，而是为了治病救人，在这种氛围里，一个人才敢把自己的问题摊开，才装不下糊涂。

只想要组织的温暖，却不想承担责任，这不是革命者对组织的态度，这是把组织当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俱乐部。革命者加入组织，是来战斗的。战斗意味着有任务要完成，有纪律要遵守，有责任要扛起来。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能不能去？分派最累的活，能不能干？受到批评，能不能接？这些都不是舒服的事，但这是革命者的本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大家凑在一起吹吹捧捧、互相给面子。革命是要流汗、流血、甚至牺牲的。

组织听他倾诉，关心他的处境，帮助他解决困难，这是组织给予每个同志的应有之义。可有些人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进入组织，图的是个人感受，只想要这种革命者的高尚名声，只想要这样的社会关系，他们逐渐发现，革命组织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松散娱乐俱乐部。这里不仅有同志之间的互帮互助，还有来自同志们监督前进进步的压力。

小资产阶级交朋友，图的是认同感、是温暖、是互相理解。他们凑在一起，互相捧、互相夸。谁批评谁，就是不够朋友；谁要求谁，就是不近人情。这是小圈子的逻辑，不是革命队伍的逻辑。

组织不是养巨婴的地方，但也不是冷冰冰的战斗机器。组织对同志的关心，是为了让同志能继续战斗，不是为了满足个别同志的小资产阶级交友欲望。如果一个人消耗组织资源，长期只接受帮助，不能也不愿意不承担任务，更不想进步，实际上是在剥削同志们的革命精力，成了组织的负担。组织可以包容脆弱，但不能包容寄生。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初入工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言，这首先意味着一种残酷的剥离，他个门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那种社会关系，寄生于家庭的庇护，知识的优越感，个人奋斗的幻想，精神世界的自恋，在新的环境面前，会不断暴露出其虚幻的本质。

旧社会给小资产阶级塑造了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这源于旧社会分工造成的脑体对立，旧社会分工结构，把脑力与体力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人群，少数人从事脑力劳动，多数人从事体力劳动，少数人指挥，多数人被指挥，这种分工不仅是劳动方式的区别，更意味着脑力劳动被尊为高级，体力劳动被贬为低级。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小就被教育动脑比动手更高级，于是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头脑和双手是分离的，初入工厂时，他们认为自己体力不如别人，动手能力不如别人，可是自己会思考，会分析，有理论，这些优势迟早会派上用场，可是没有手的脑是苍白，理论没有经过手的检验，只是悬在半空，工厂里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教育了他，任何所谓高级精神活动，都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他必须让自己的双手真正的动起来，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劳动中，获得他应有的灵巧，只有手真正掌握了劳动的技能，脑才能获得理解劳动真切基础。在工厂中，他所经历的脑力与体力劳动的统一，正是这种全面的人的雏形。但他还没有到理想状态，他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把自己的全部存在参与世界，他学习的不是某种知识，而是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工厂的劳动把他的脑力与体力熔铸在一起，把理论与实践融铸在一起把理论与实践融入在一起，最终把人熔铸为一个完整全面发展的人。

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世界观带有个人主义，他们总是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善处境，相信只要自己干的比别人好，比别人多就得到更好的回报，可是在进入工厂后，工厂的环境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证明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他如何努力，他干的再好，反抗的再激烈，老板只会从他身上榨取更多，而不会给他更多的回报，这都不能改变劳动与资本的之间的权力关系，他得到的永远只是能够维持活着的份额。因为自身个人的无力感，会使他开始观察环顾四周，跟他一样疲惫沉默的工友，他会逐渐认识到，这是我们共同的痛苦，于是在工厂中磨灭了个体奋斗的幻想，一种新的意识便诞生出来了，即对集体力量认知的朦胧向往，这种认识来自于生存的本能，联合起来的第一个条件，必然就是生存的需要，在资本面前，孤立的个体永远是弱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哪怕一点点的谈判筹码。所以在资本面前个人主义一文不值。小资产阶级必须放下靠自己的幻觉，学会依靠别人，也学会被别人依靠。

因为生存联合的需要。这种联合也是脆弱的，工厂里斗争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每天发生的，工头刁难计件，克扣加班无奈，这些冲突会不断的教育每个人：这是大家的事情，斗争本身会教育工人。对于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他不能仅仅只是同情共友，也不能自己孤立的斗争，而必须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联合中学会联合，每一次共同的抗争，每一次联合的实践，都会教育他，但斗争的教育需要被总结、被提升、被转化为自觉的意识。而这个过程，不能靠单个人完成，必须靠联合的力量。工人们都会明白没有组织的联合是不可能有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把分散的个人凝聚为真正的阶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分子以为阶级意识就是认识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可是他现在明白阶级意识不是认识到，而是实践出来的，不是在他理论中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而是在行动中，在联合中，在组织中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小资产阶级分子常有某种精神洁癖，总是认为自己站在高处审视评判启蒙别人，而不是投身于其中，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清醒的，超越的，总是带有一种隐秘的救世主情节：我启蒙他们，我带领他们，我要改造他们，这类人把改造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过程，认为自己是主体是能动的，工人们是客体是受动的。他们这种高高在上的使命感，本身就是个人主义，把自己放在中心，把工友当成工作对象。可是工厂没有给他保留这种干净的空间，汗水、油污、疲惫和工友们之间最纯挚，最朴素，最直接的语言，把他们强行拽入了生活的洪流，在这里没有抽象的善恶，只有具体的利益，只有活生生的人。在工厂改造中，最根本性的转变：他们总自以为在改造环境，可是发现最先被改造，被教育，被改变的，恰恰是自己，自己不再是观察者，而是被观察的对象，资本与管理的目光全部压在自己的肩上，和自己一起劳动的工友也在默默打量着你，这类人的一切思想、情感、姿态都必须接受现实的检验，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真正的理解其中。所以在工厂的劳动中，根本瓦解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小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他的劳动是物质生产的一部分，他的反抗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对于小资产阶级分子是根本性的改变，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以前他把理论当做理解世界的工具，现在他把理论当做改变世界的武器。

小资产阶级分子过去的生活节奏是由自己主观意愿决定的，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想停就停，可是工厂里节奏不是由他定，而是由机器定，在这里人的劳动必须完全接受机器的支配，对于习惯了随身所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这种被机器支配的感觉一开始是屈辱的，他想停下来思考，或者想放慢速度喘口气，也可能想今天累了明天多干，可是传送带不会等他工厂的作息时间，不会为他改变，这就是纪律，必须学会服从，不是服从某个人，而是服从生产的客观规律，机器的节奏就是生产的节奏，如果适应不了，就会被淘汰。但是纪律的重塑，如果仅仅停留在被迫服从，那只是折磨并不是改造，改造是要将外在的强制逐渐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在工厂的日子，他必须抑制住自己的随意性，必须随时提醒自己不能那么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的按照生产节奏行动，他发现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任务，生产顺利进行时，他思想上就会产生新的变化，他不再觉得遵守纪律是压迫，而是觉得不遵守纪律是别扭，他的身体被重新训练，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他被重新塑造，他不再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守纪律，而守纪律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本能，工厂培养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持久性，集体性，稳定性。在工厂所有人的工作必须同一节奏的进行，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能完成任何个体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我的力量，通过“我们”的力量被放大无数倍，对于那个曾经只相信自己，只依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体验，他们会真正的感受到服从纪律并不是丧失自我，而是融入一个更大的存在，在集体中他没有被淹没，反而真正的获得了力量。

六、从“拥有”阶级意识到“成为”阶级意识

小资产阶级分子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阶级意识，但那只是书本里、讨论中、在头脑里的阶级意识，进了工厂后，他发现他只是拥有一种关于阶级意识的知识，但不是阶级意识本身 在进入工厂前，这类人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已经超越个人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可是当他真正的站在流水线旁和几十个工友一起流汗，一起疲惫，一起被工头呵斥时，与他们的谈吐，消遣生活的态度，他都认为工人不够觉悟，甚至说工人们为了几块钱加班费斤斤计较的样子，他甚至有些鄙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往往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启蒙心态，他们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但很难真正的和工人在情感上融为一体，工厂改造使他明白了阶级意识首先是一种情理结构，然后才是一种理论结构，如果一个人只在理论上认同阶级，而在情感上依然疏离于身边的工友，那么他所谓的阶级意识本质还是个人主义，因为那个阶级只是他想象出来的，而并不是他所生活的。在工厂里，在真实的苦难面前，任何空虚的都是毫无意义，当自己累的站都站不稳时，他无法对自己说：“我比他们觉悟高”，当他和工友们一起面对资本家的强势时，他的理论如果落不了地，那就什么也不是。列宁也早就批评过这类知识分子病，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幻想当做现实，把自己的书房里的理想模式带到工人运动本身，他们需要到工人中间去，而不是去教导，而是去学习，要学习那种在残酷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现实感。

在长期的工厂劳动改造中，小资产阶级开始把工友们当做自己人，他开始理解他们的斤斤计较，那是因为生活需要，也尊重他们的沉默，那是因为疲惫的表现，最重要的是与工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体验阶级意识，这些抽象的“我们”变成了具体有血有肉可以触摸的“我们”，他们会被磨掉那种特殊性的幻觉，他是劳动者之一，在工厂改造中，他曾经以为阶级意识是他拥有的东西，像一本书，一个证书随时可以拿出来证明，可是现在才明白阶级意识不是拥有的，是成为的，是在他们身上活出来的。

但光有劳动改造和组织监督还不够。

第三步：在斗争风浪中前进

毛主席：“要让干部和群众到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去锻炼，到大风大浪中去学习。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在组织监督下长期进行工厂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经过前几个阶段，他已经实现了转变，放下了知识分子架子，学会了服从纪律，并在情感上融入到了工友，在这远远还不够，这类人还需要斗争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不是通过读书完成的，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练，只有在斗争中，人才能真正变成另一个人。

这种摇摆性在工厂斗争的日常就会变成一系列具体的考验，当斗争形势严峻时，工友出现不同的意见时，他那种知识分子爱面子的毛病会不会让他拒绝哪些意见，破坏团结；当需要做大量枯燥而又繁琐的群众工作时，那种想干大事的急躁，会不会让他瞧不起这些小事，从而脱离群众；当自己的错误被工友指责时，那种脆弱的自尊心会不会让他觉得受了委屈，甚至产生抵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顽固的一个毛病就是英雄史观，总是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如自己高，总觉得需要自己去启蒙和带领群众，可是在复杂的工厂斗争中，他会发现那些他看不起的落后分子，对现实的判断往往更准确。那些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工人，在关键时刻比他更有主意，他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学会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小资产阶级分子总是把教养态度好当成资本，因为立场正确，就等于万事大吉，可是他们所谓的态度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是悬空的，抽象的，没有力量的，在工厂中，面对具体的货，具体的工序，具体累到站不起腰的工友，光有态度却搬不动货，接不上手，分担不了，那么态度在工人眼里就是一张废纸，因为他的无能将会直接威胁所有人的饭碗。如果没有在劳动中磨出来的力气、技能和坚韧，就拿不出武器的批判。工人不看举什么旗，看扛不扛得动那包货。工人阶级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他们只尊重能和他们一起受苦、一起战斗、一起流汗的人，那些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在工人眼里看来，连他的苦都吃不了，连他一半的活都干不了，凭什么说他是跟工人们站在一起的？在繁重的体力劳动面前，日复一日的疲惫面前，轻飘飘的像一层灰 只有把知识变成力量，把立场变成能扛住责任的时候，能顶上去的脊梁，工人们才会真正的接纳知识分子，否则就永远是一个外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阶级与阶级的殊死搏斗，在这种搏斗中，光有良好的态度，有什么用？那种满足于态度正确的人，实际上是在用廉价的自我感动，逃避革命最艰苦，最具体，最需要真本事的那部分工作，工人群众的信任不是靠自己赢得的，而是靠每一天，每一件小事，每一次实实在在的帮助赢得的

这便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实践中被检验、被筛选的基本规律。在工厂这个阶级斗争最直接的场所，工人的接纳不是基于个人的宣言，而是基于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实际作用。知识分子喊的每一句口号，在工人听来，最终都要落实到能不能替他分担一包货的重量、能不能在机器出故障时搭一把手、能不能在利益冲突时站在他前面。

这并不是工人势利眼，而是生存法则如此，工人是被资本逼到墙角的人。他们出卖劳动力，换来的仅仅是维持生存的工资。在这种条件下，每一个工人都必须成为“有用的人”，不是对资本家有用，是对自己的生存有用。工厂中，工序一环扣一环。搬不动，后面的人就得替你搬；码不齐，下一道工序的人就得返工；技术不行，整条线的效率就掉下来。工人对能力的要求，不是挑剔，是这条生产线本身逼出来的。工人不会因为知识分子的“态度好”就把他当自己人，工人每天面对的是资本的直接压迫，他们需要的是能一起扛的人，不是能一起喊的人。态度再好，机器坏了修不了，货压下来搬不动，工头欺负人不敢顶，那对工人来说就是负担。不是他们不想接纳知识分子，是他们接纳不起。

工人之所以对能力如此苛刻，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在资本的统治下，没有能力就站不住脚，站不住脚就没有资格谈反抗，每个人都必须是有用的，否则就会被淘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铁律，看似残酷，实则是工人阶级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最朴素的阶级觉悟：只有能扛事的人，才值得信任。所以，正是这种残酷的筛选，这个看似“势利”的标准，恰恰是阶级斗争的熔炉，革命者最需要的标准。

革命者的能力不能只是干活的能力，还必须要有组织斗争的能力，一个人能扛得住，忍得住，是必须要带动大家一起扛，一起不再忍再，工人对自己人的接纳，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也可能变成熟人社会的小圈子逻辑，这种信任有时候会排外，对外来者本能的防范，作为革命者，是不能被动的等工人接纳，必须要主动打破这种封闭性，把“自己人”的范围从熟人扩展到整个阶级，如果学会了搬货，修机器，跟工人打成一片，但这些能力要是脱离了斗争，脱离了新的考研，就会退化，固化，能力与觉悟不能脱节的，革命者的素质必须在不断的、新的斗争中被反复检验。在一个厂里被工人接纳了，换个厂、换一批工人、换一种压迫方式，可能又要从头开始。每一次新的环境，都是对上一次改造的否定；而每一次被否定之后重新站起来，才是真正的肯定。

工人阶级最需要的不是几个能干的好帮手，而是一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生存状态的力量，所以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工厂里的改造，既要获得工人们的信任接纳，也不把自己困在一条流水线上，要把自己从工厂里学到的东西参与更广泛的斗争中

工人对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既是压迫下的无奈，也是觉悟中的自觉，既是残酷的筛选，也是真正的成全。任何想真正走进工人阶级的人都绕不过去。

小资产阶级分子可以批判世界，却无需亲身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这种存在方式就决定他们的意识是漂浮动摇的，他们总是幻想不通过激烈斗争就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想变革，又不想付出代价，想公平，又不想牺牲既得利益，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旁观者拉下来，变成参与者让他去做具体的事情去承担一次失败的任务哦，他明白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日子该结束了。列宁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情感上、行动上与整个阶级完全融为一体时，才算真正的完成了改造，单纯的劳动只能改变存在方式，但不能改变意识，但是劳动和斗争不是割裂的，日常的生产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一个知识分子进入了工人们的生存状态，体验那种被时间，被管理者紧紧逼着的感觉这是书里学不到的，在工厂的日常劳动就已经埋着斗争的种子，阶级斗争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有工人们私下抱怨，小声交流一个真正投入到劳动的人，不可能对这些无动于衷，他可以每天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可以学会工人们的语言习惯，工人的生活，对于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如果仅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勤奋的劳动者或更会说话的工友，那只能在自发性里打转而无法完成，斗争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斗争才能打破这种新的麻木，才能将他提升为自觉的革命者，个方向从头到尾不能偏。

七、斗争是一面照妖镜

小资产阶级分子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书本里，口头上都是看不出来的，可以大谈自己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也可以写慷慨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但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暴露自己真实的嘴脸。 斗争是一面照妖镜，那些隐藏在觉悟表现下自私、软弱、动摇照的清清楚楚，等斗争严峻时，工人们出现不同意见时，那种知识分子爱面子的毛病就会冒出来，是不是要拒绝那些意见？是不是要坚持自己对的？是选择团结还是选择固执？当需要做那些干大事繁琐的群众工作时，他会不会觉得这些小事不配自己干？是不是想跳过这些直接去做“伟大的工作？”当自己的错误被工友批评时，他会不会觉得委屈产生抵触？这种时候，他是选择接受批评，还是选择维护他可怜的面子？他们总是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如自己高，总是觉得需要自己去启蒙，去带领，去帮助那些“落后分子”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个人主义，但实质上，这类人才是最需要被群众教育，被集体改造的人。

在复杂的工厂斗争中，那些他看不起的“落后分子”往往对现实判断比他更准确，那些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工人，在关键时刻往往比他更有主见，群众都是在长期的生产和斗争中积累了最直接的经验，小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这个道理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真正的接受，只有在斗争中，他才会真正的明白自己那点觉悟，在群众面前不值一提。 小资产阶级分子最初对剥削的感受是具体个人的，他看到了工头欺负人，他恨这个工头，他发现自己工资太低，恨这个老板，但是只是自发的，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这种自发的情感，如果不加以提升，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但是在每一次被镇压，被欺骗中，他会逐渐发生转变，他要对抗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即从对直接的剥削的愤怒上升到对剥削制度的认识，对某个资本家的仇恨上升到对整个资产阶级的仇恨，但在斗争中，他也会发现这种分散的状态下，他只是孤立的个体感受不到自己的力量，只有在组织的斗争中与千百个工人联合行动时，才会直观的感受到集体的力量，直观的体验到融入有组织的集体里，感受到“我们”的力量，而集体的力量不是天然就有的，需要组织，需要策略，这些能力只有在斗争实践中才能学习到，革命不是靠天才领导，是在斗争中群众自己学会斗争的，在这个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分子也会抛弃原先的幻想，幻想资本家会善心，幻想改良能解决问题，幻想不经过激烈斗争就能实现利益，每一次镇压，每一次被欺骗，都会让自身更有觉悟，都会让自己打破不经过激烈斗争就能实现利益的愚蠢幻想。斗争也会逼着人反思，这种反思也是会让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最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动摇者就会暴露真面目，投机者也会选择退场，而每一次斗争都会让人的革命性增加，韧性也是说在这种逆境中磨练出来的，而在斗争中，个人的软弱性也会被斗争的坚定性所替代，这些都是要在每次的斗争行动中经历失败的挫折中实现的。自发性自觉的飞跃，在这个核心就需要这四个转变，每一次的转变都是要在斗争中在失败与挫折中长出来。

小资产阶级分子总是把教养态度好当成资本，因为立场正确，就等于万事大吉，可是他们所谓的态度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是悬空的，抽象的，没有力量的，在工厂中，面对具体的货，具体的工序，具体累到站不起腰的工友，光有态度却搬不动货，接不上手，分担不了，那么态度在工人眼里就是一张废纸，因为他的无能将会直接威胁所有人的饭碗。如果没有在劳动中磨出来的力气、技能和坚韧，就拿不出武器的批判。工人不看举什么旗，看扛不扛得动那包货。工人阶级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他们只尊重能和他们一起受苦、一起战斗、一起流汗的人，那些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在工人眼里看来，连他的苦都吃不了，连他一半的活都干不了，凭什么说他是跟工人们站在一起的？在繁重的体力劳动面前，日复一日的疲惫面前，轻飘飘的像一层灰 只有把知识变成力量，把立场变成能扛住责任的时候，能顶上去的脊梁，工人们才会真正的接纳知识分子，否则就永远是一个外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阶级与阶级的殊死搏斗，在这种搏斗中，光有良好的态度，有什么用？那种满足于态度正确的人，实际上是在用廉价的自我感动，逃避革命最艰苦，最具体，最需要真本事的那部分工作，工人群众的信任不是靠自己赢得的，而是靠每一天，每一件小事，每一次实实在在的帮助赢得的

这便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实践中被检验、被筛选的基本规律。在工厂这个阶级斗争最直接的场所，工人的接纳不是基于个人的宣言，而是基于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实际作用。知识分子喊的每一句口号，在工人听来，最终都要落实到能不能替他分担一包货的重量、能不能在机器出故障时搭一把手、能不能在利益冲突时站在他前面。

这并不是工人势利眼，而是生存法则如此，工人是被资本逼到墙角的人。他们出卖劳动力，换来的仅仅是维持生存的工资。在这种条件下，每一个工人都必须成为“有用的人”，不是对资本家有用，是对自己的生存有用。工厂中，工序一环扣一环。搬不动，后面的人就得替你搬；码不齐，下一道工序的人就得返工；技术不行，整条线的效率就掉下来。工人对能力的要求，不是挑剔，是这条生产线本身逼出来的。工人不会因为知识分子的“态度好”就把他当自己人，工人每天面对的是资本的直接压迫，他们需要的是能一起扛的人，不是能一起喊的人。态度再好，机器坏了修不了，货压下来搬不动，工头欺负人不敢顶，那对工人来说就是负担。不是他们不想接纳知识分子，是他们接纳不起。 工人之所以对“能力”如此苛刻，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在资本的统治下，没有能力就站不住脚，站不住脚就没有资格谈反抗，每个人都必须是有用的，否则就会被淘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铁律，看似残酷，实则是工人阶级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最朴素的阶级觉悟：只有能扛事的人，才值得信任。所以，正是这种残酷的筛选，这个看似“势利”的标准，恰恰是阶级斗争的熔炉，革命者最需要的标准。 革命者的能力不能只是干活的能力，还必须要有组织斗争的能力，一个人能扛得住，忍得住，是必须要带动大家一起扛，一起不再忍再，工人对自己人的接纳，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也可能变成熟人社会的小圈子逻辑，这种信任有时候会排外，对外来者本能的防范，作为革命者，是不能被动的等工人接纳，必须要主动打破这种封闭性，把“自己人”的范围从熟人扩展到整个阶级，如果学会了搬货，修机器，跟工人打成一片，但这些能力要是脱离了斗争，脱离了新的考研，就会退化，固化，能力与觉悟不能脱节的，革命者的素质必须在不断的、新的斗争中被反复检验。在一个厂里被工人接纳了，换个厂、换一批工人、换一种压迫方式，可能又要从头开始。每一次新的环境，都是对上一次改造的否定；而每一次被否定之后重新站起来，才是真正的肯定。

工人阶级最需要的不是几个能干的好帮手，而是一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生存状态的力量，所以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工厂里的改造，既要获得工人们的信任接纳，也不把自己困在一条流水线上，要把自己从工厂里学到的东西参与更广泛的斗争中

工人对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既是压迫下的无奈，也是觉悟中的自觉，既是残酷的筛选，也是真正的成全。任何想真正走进工人阶级的人都绕不过去。

在工厂劳动改造的过程中，身体和精神上确实会经历深刻的疲劳、难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折磨。在改造的过程中，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一个观念：想要逃避，但实质上这个痛苦只是暂时性的，原先小资产阶级分子养尊处优，身体是坐在教室里拿笔杆子的，旧身体不适合工厂，现在工厂要换一个能站在流水线，能干体力活的身体，旧的肯定不能适应，那就得改。这个过程，绝对是会让身体疼累难受的，如果不疼不累不难受，那么旧身体就不走，这恰恰是劳动改造中的起作用，客观条件造成的痛苦容易会在主观意识中产生“我不行了”的念头这是对痛苦的直接反应，但实际上并不是自己真的不行，只是旧的身体在喊救命，但只要坚持下来就会过去，因为这个过程痛苦，只是过路的，是变化的，是会被超越的成果，在休息的时候，要接受这个痛苦、认识这个痛苦。等自己的身体被劳动重塑了之后，这些痛苦就不再是真实的威胁，而变成了过去的经验。自己记住了那段经历，但痛苦已经不能再让我们动摇，因为我们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了它。一切事物都在运动中，痛苦会过去，动摇会消失，但劳动重塑过的身体将会保留下来。 。

八、没有终点

要真正的改造，他必须要在意识上，情感上，行动上和整个无产阶级长在一起，这个过程没有捷径，没有毕业证，也没有终点，来到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改造自己，对小资产阶级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不是改好了去斗争，而是只有组织监督下，同志们的帮助下，日复一日的劳动，一次一次的斗争将自己彻底改造。

结论

中国革命需要千千万万的脊梁，这些人从哪里来？从工人，农民中来，从愿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来，他们的改造不是靠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靠表态表出来的，条件是愿意真改，不是假改，愿意真干，不是空谈，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是在岸上喊口号。

所以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同志，要想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到工厂里去，到组织里去，到斗争中去，在这三条路中不断的磨练自己，磨掉虚的、摔出真的、炼成坚钢的，到那个时候就能经得住任何考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