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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劳动力过剩和工价降低
编者说明
在写《中国资本家是如何压迫工人的？》一文时，我还没有从整体上把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研究看作一项统一的工作。当时，我主要是从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角度出发，对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工资待遇以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处境进行了分析。随着研究的继续，我却逐渐发现，仅仅研究资本家如何压迫工人是不够的。要真正理解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就必须进一步研究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过剩、工价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并把这些问题放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去考察。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过去看似相互独立的几个写作任务，实际上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在联系。它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当代中国无产阶级究竟处于怎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其劳动和生活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又受到怎样的阶级关系支配？
因此，我准备将后续计划撰写的《仓储、物流和外卖》等文章纳入本册，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展开对不同劳动部门的考察。在产业工人阶级的研究完成之后，我还将进一步进入对农民工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的研究。此前，这些写作任务我实际上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只是过去没有意识到，应当把它们从一个共同的角度联系起来。
这也意味着，我的写作将不再只是针对某一个社会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而是尝试把不同产业、不同劳动部门以及不同类型劳动者所处的状况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考察中国无产阶级。工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就业竞争、劳动力过剩、劳动关系以及工人的生活状况等问题，也不再只是一个个彼此孤立的问题，而应当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不同方面加以研究。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无产阶级状况考察》并不是对已有文章的简单汇编，而是试图把此前分散的研究重新组织起来，使它们成为一项具有统一研究对象和基本研究方向的工作。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以及毛主席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对现实社会的具体考察。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研究同样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和已有结论上，而需要深入不同劳动部门，接触具体的劳动者，掌握实际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
因此，本册所要做的，首先不是为某一个具体结论寻找材料，而是尽可能从现实出发，逐步建立对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整体认识。只有把各个劳动部门和不同类型无产阶级的具体状况联系起来，才能进一步理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结构。过去的许多文章，是在遇到具体问题之后逐一展开研究；而从现在开始，我希望逐渐改变这种较为分散的写作方式，把这些问题置于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之中。《中国无产阶级状况考察》所要完成的，正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最终形成对中国无产阶级整体状况的认识。
如果能够将这些篇目逐步补齐，我对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研究也将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阶段性框架。与此同时，随着我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完成《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序》，我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2026年6月，随着高考结束，第一批高三学生工便伪装成大人的模样，进入了工厂。从6月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也正式进入了每年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期。大批学生从全国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背起行囊，涌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待到7月暑假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发达城市的劳务中介所早已挤满了前来求职的暑假工。这些学生工在暑假期间不再依靠家庭供养，而是像成年工人一样，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以维持暑假期间的生活和消费。因此，他们也暂时从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迈进了无产阶级的行列，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部分。他们也被中介和成年工人称为学生工。学生工的大量涌入工厂，使本就过剩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饱和。每个招收工人的工厂，在学生工还未来临以前，有时甚至还招不到人，工人还可以对比诸多工厂给出的工价和待遇，从而选出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随着学生工的到来，原本只招收二十个人的工厂，大门口却能聚集五十个工人。其中，既有失业工人，也有从高中到大学的学生工。暑假期间，大量过剩劳动力被迫涌入工厂，工作岗位随着暑假的进行只会越来越少。即使有工人承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和漫长的工作时长，从工厂跑路，中介也能立马从正在求职的学生工中找到替补。
学生工的大量进入，就进一步导致原本就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更加严重，过剩人口的增长使得劳动力价格进一步下跌。教育部统计，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叠加大量高中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暑期工，使暑假成为一年中劳动力供给最充裕的时期之一，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价格降低到了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数量的激增为资本家在不追加可变资本的投资，却为扩大工人数量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由于工人数量的激增，在业工人更难以通过一些经济斗争的手段维持工资水平，且失业工人和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还对工厂的岗位虎视眈眈。为此，一部分专门招收暑假工的工厂，在暑假期间就开始了降低工价，即使在上海这种全国工价最高的城市，工价也逐渐接近到天津、青岛、济南、郑州、合肥等长三角以北城市的工价水平，甚至部分物流公司拿出了10块的工价。过去，在业工人在生产中出现的生产瑕疵、态度问题……在暑假到来全都为资本家和工人贵族所不能忍受的了，他们这时把“不能干就滚蛋”挂在了嘴边。工厂外的暑假工简直令他们馋得直流口水。
资本家把工价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低，造成了社会工人的犹豫和徘徊。然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严重过剩并不是由于暑假，学生工的大批量涌入才出现的，学生工只不过是加剧了这个过程。
一 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势
现在中国大城市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许多工厂因无力承担本国高昂的地租和厂房设备租金，而转移到了东南亚。固定资本和设备的升级，也使得许多电子厂、印刷厂、机械厂的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的提高，在这些工厂的一部分工人也被排挤到了其他工厂。这样，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原有工人被大规模辞退或开除；和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完成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多数的手工工人又被少数机器工人所排挤。这更进一步导致工人之间的自相竞争的激烈，可见，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过剩之严重，就业形势之严峻。
不仅如此，无论在业还是失业工人都不得不接受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力价格，还要承担起通货膨胀、住房房租、交通罚款的增长，甚至“国家的预算……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1]这样，实际工资严重落后于名义工资，而且名义工资又因为岗位减少和竞争增强而下降。2010年～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了社会上的资本总量的增长，这也带来了工人名义工资的上涨。可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物价和生活资料消费品的抽税也保持了同步增长，进入到疫情以后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以后，工人阶级的总体上的的名义工资早就不复从前，可是消费品抽税和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却没有与名义工资的负增长保持同步。
新冠疫情以后，名义工资一年比一年更低，实际工资也因为生活成本的上升而更进一步地降低。这样，名义工资下降的同时，实际上购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工人出卖了与过去同等的劳动力，却远得不到同等数量的生活资料——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仍然按照过去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出卖同等数量的劳动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了。工人只有更多的出卖劳动力，或许才能维持原本的生活条件。工人所能通过“12小时、26天”的劳动月赚取的工资，已经难以完全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了，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已经严重低于劳动力价值。在现在，12小时的劳动日获得名义工资收入，已经远远低于疫情以前，但是生活成本却又远远高于以前，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反抗，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劳动日的名义工资降低，也导致单位小时的工价降低，工人承受日益增长的生活压力，就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劳动力，加班多和工时长的劳动岗位则被趋之如骛。这一切都与200年以来，国际工人运动所争取的八小时工作制背道而驰。相反，这些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出现的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的“理想”工作，则被工人阶级所排斥。
当然，劳动力价格年复一年的下跌，不仅使资产阶级用相同数量的可变资本能够雇佣到更多的劳动力，还使个别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相对的增长了起来。工价的下降又引起了工人阶级对劳动时长的被迫追逐，资本家正是利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逼迫工人接受更长的劳动制度，劳动日被延长到了令人生理机能减退的程度，跨越了14小时的门槛直奔16小时、18小时，甚至是20小时，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和二十世纪的旧中国的超长的劳动制度，终于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恢复了。劳动日向着超越生理极限延长，也为资本家提供了绝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这样，即使在不变资本比例已较高的条件下，竟然延缓了中国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可供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瓜分的利润总量。这也一定延缓了中国产业资本向东南亚转移的速度。
但是，我们应该明确，中国部分产业资本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工人争取了所谓“过高的工资”。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不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而且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正在持续上涨。即使中国官方数据表明，2025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075元，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774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126元。虽然数据上显示工人收入仍在名义增长，但是从工人实际到手的工资来看，无论发达城市还是落后城市，工人的工资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经常在长三角打工的多位工人称，多年前工价还能达到28一小时，现如今只能拿20～23一小时。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经济研究专家们，把中国部分产业资本向东南亚转移简单解释为“中国工人争取了过高的工价”，无疑是把复杂的资本流动过程归结为工人自身的原因。事实上，产业资本的跨国转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劳动力成本当然是计算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但除此之外，土地经营成本、厂房租赁、能源价格、环保要求、融资耗费、税费、产业政策以及国际供应链布局等，同样会影响资本流动。特别是在中国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有限的土地、能源和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给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以及大型产业项目，这也会产生对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企业继续留在原有城市和工业区的排挤作用。因此，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转移，将中国产业资本的向外转移的原因归结为工人阶级争取了高工价，这完全是一种无端指责。
这种转移是产业资本家在比较不同地区的综合生产成本和利润率之后作出的决定。当东南亚部分国家能够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和厂房成本以及其他生产条件吸引资本时，原本位于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就可能向这些地区转移。事实上，由于官僚垄断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争夺，其中，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为了占有更多的垄断利润，利用手中的地方财政、国家银行、土地和房地产对企业利润形成了长期的分割关系，因而，地方政府也能胁迫私营企业出让更多的收入。因此，土地价格和厂房、商业地产等成本的变化，这往往才成为了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归根到底，资本向东南亚转移和中国内地搬迁，始终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获得更高利润率的生产条件：哪里的劳动力、土地、能源、税费、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够带来更低的生产成本，从而带来比原有区位更高的利润率，资本就会转移到哪里。
资本向外转移时，工厂关闭、搬迁或者缩减生产，会使原本依附于这些产业的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工人就不得不承受失业风险。他们又要在本地重新寻找工作，或者像过去一样向工资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于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现象便再次出现：资本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寻找更加有利的生产条件，而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却只能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之间寻找能够维持自身再生产的工资。
当然，中修政府为了延缓产业转移的速度，也不得不降低了租金，甚至给予地方的土地财政补贴，许多工厂也从工业用地紧张、租金高昂的发达城市向国内不发达的城市转移，利用当地更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从事生产。这也当然，延缓了产业外移的趋势，也客观上导致被转移地区的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发达城市的工业用地以及一系列配套设施等不变资本的价格增长，反映的是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搜刮土地费用所代表的剩余价值的增长，而租用土地和建筑物设备的产业资本家为了减轻不变资本价格增长所带来的损失，也要进一步降低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占有额外的剩余价值，以此补偿不变资本价格增长所带来的损失。欠发展的中西部城市，为了吸引从发达城市转移的产业资本，给予了种种政策、财政上和土地上的优惠，但是产业资本落地以后，工人工资和待遇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提高，工人工资仍然维持当地一般的劳动力价格，保持在每月3000元～4000元。相较于发达城市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为产业资本家赚取了一大笔的产业利润，这当然也是产业资本转移的动力；同时，也为当地官僚垄断资本提供了一大笔税收，解决了当地的许多烂债。
但是，本地工人干着和发达城市一样的工作，却拿着更低的工资，生活成本也一天一天地增长。过去，地方盲目投资导致的土地财政赤字，不可能仅仅通过转移过来几个重点项目就得到解决。相反，政府补贴和银行支持，也都是通过举债的方法实现的，在一座城市里，这些债务也都会转化为当地物价中所包含的税收增长。产业转移带来的好处，在一开始确实能够为本地工人创造许多就业岗位，使工人在本地也能够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也会带动本地城市消费。但由于发达城市的产业资本向落后地区的产业转移总是有限的，能够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有限的，虽能够解决一部分本地工人的就业，然而远在本省、市、县的穷乡僻壤，仍然有大量过剩的工农业人口在本省没有工作。可见，本省、市政府通过政策和银行支持接收的产业转移，引起的本地生活成本和负担金额的增长，不仅原封不动地转嫁到本地工农业劳动人民身上了，而且，本地过剩工人的庞大溢出人口，却无法从产业转移中获得任何的利益。
当产业资本落地并稳定经营了几年后，政策福利和银行补贴逐渐褪去，地方上的金融垄断资本和官僚垄断资本就在想办法分割资本的利润。更何况，这些年补贴该工厂时所举的债务，也需要从企业的产业利润中分割，这势必会进一步压缩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企业家们为了尽可能转嫁税收增长和利息率提高对他们的利润分割，只能进一步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由于该工厂已经成为本地众所周知的龙头企业，外面的工人还在眼巴巴地等待就职的机会，在业的工人却饱受两班倒和长期加班的折磨。然而，外面的工人却总是会忽视这些劳动上的压迫，总是被“工资差不多、离家近”的工厂招牌所吸引。这样，在外工人和在业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给了本厂资本家在工价已经很低的情况下继续压低工价的条件。资本家利用本地仍然较低的工业用地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招收更多的低价工人，从而剥削更多的工人。这样，本地工厂的工价水平也就经历了几年以来由高到低的变化：资本家获得了更加低廉而数量更多的劳动力，本地的中修官僚和金融资本也可以分割到更多的税收、地租和利息收入。这样一来，本地的工人处境就更加困难了。本地的工价水平往往会受到龙头企业工价水平的影响，当这些高价工厂降薪以后，其他工厂也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将工价下降到原本的低价水平，本地的就业形势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工厂降薪降低了劳动力价格，从而扩大了同一笔可变资本所能够雇佣的劳动力数量，然而这仍然只能满足一部分本地就业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仍然需要出市、出省寻找就业机会。
于是，产业转移原本所宣称的“促进就业”，最终也就只能成为缓解本地部分就业压力的一种暂时手段，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产业资本从发达城市转移到欠发展地区以后，虽然带来了新的生产资料和就业岗位，但是资本所能够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始终受到资本积累规模和利润率的限制。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为消灭失业而进行生产，而只是为了资本增殖；只有当雇佣更多劳动力能够为资本家节省可变资本却剥削到了更多的剩余价值，才会扩大就业。因此，即使一个地区因为产业转移而出现了一批大型工厂，也不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全部劳动力都能够被吸收。相反，当产业资本完成初步积累以后，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同样规模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还可能进一步减少，继续上演多数手工工人被少数机器工人所排挤的现象，原本能够吸收大量工人的生产部门，在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以后，也会不断形成新的相对过剩人口。
这就使得本地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矛盾：一方面，产业转移带来了新的工厂和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又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使新增的就业岗位马上被新的劳动力供给所填补。工厂可以招到更多工人，工人却未必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相反，在劳动力供给始终大于资本吸收能力的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并且这种竞争会成为资本压低工价的重要条件。这样，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并不是工人阶级整体摆脱劳动力过剩，而是劳动力过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重新分配。原来集中在发达城市的部分产业资本转移到中西部和中国北方城市以后，一部分本地劳动力也随之获得了在家乡就业的机会；但是没有被这些产业吸收的劳动力，仍然作为劳动力后备军存在。他们或者继续留在农村，或者进入县城、地级市寻找工作，或者进一步出市、出省，甚至进入沿海地区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
现在来说，这些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又不是彼此孤立的。一个地区原材料、租金等不变资本的耗费的提高和工人工资的上涨，会使资本拥有向其他地区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动力；转出地区就会因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口，使工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正是在这种不同地区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加广泛的选择空间。工人如果不能在本地找到工作，就必须接受更远距离的流动；如果不能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就必须接受工资更低的工作；如果无法接受低工资，就只能继续等待就业机会。因此，产业资本的地理转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资本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以后，只是把原有的生产关系和劳资矛盾带到了新的地区。原来的发达城市可能因为产业外迁而减少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承接产业转移的欠发展地区便获得新的工厂和就业岗位；但是与此同时，无论转出地还是转入地都存在未被吸收的过剩劳动力，只不过是劳动后备军在两地之间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资本一旦发现新的地区存在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就会利用这种地区差异迫使不同地区的工人相互竞争。发达城市的工人面临：工厂随时搬迁，工人工作机会减少的威胁；欠发展地区的工人同样会面临：大量失业工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工作的胁迫。于是，不同地区工人之间的竞争，最终被转化为资本压低整个劳动力价格的手段。
这样，资本的转移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提高，资本向欠发展地区转移；欠发展地区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资本，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大量工人进入这些产业以后，劳动力供给增加，工价受到压制；资本进一步扩大生产并压低劳动力价格；若当地生产成本和劳动力价格逐渐上涨以后，资本又会继续寻找新的、更廉价的生产地区。资本可以不断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而工人却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摆脱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地位。落后城市的工人获得了就业机会，整个工人阶级还仍然在贫困化；同样，这些城市建立了大量工厂，也不意味着当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已经消失。只要生产资料仍然集中在资本手中，劳动者仍然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那么，产业资本无论转移到哪里，劳动力过剩、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对劳动力价格的压低，仍然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因此，资本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是以不同地区工人的工资条件和是否带来更高的利润率作为比较对象；工人则在失去生产资料的条件下，被迫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以自己的所掌握的劳动力去和其他只掌握劳动力的工人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资本的自由流动越广泛，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也就越具有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性质。
中国发达城市的产业资本向内地落后地区转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地劳动力过剩，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也将部分劳动力留在了本地，阻碍了一部分劳动力出省流动，可是这种作用终究是有限度的。只要落后城市还未建立起发达的工业体系，就不可能彻底解决本地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过剩，劳动人口必然还要不断流向发达城市。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也就越明显，并逐渐跨越县、市、省的地域限制。从落后的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山西、陕西的山区，从贫困的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贵州的偏远农村……大量劳动人口不断流向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工业城市。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军进入这些城市的服务业、工业和商业的底层岗位，租住最低廉的房屋，吃着最便宜的食物，年复一年地背井离乡。一个城市里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工人，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却被资本主义的大工厂强迫着挤进逼仄的宿舍，挤上压抑的流水线。
于是，资本把工人从原本的土地和乡村带入城市，却没有因此消灭劳动力过剩，只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汇聚到了资本集中的城市，导致城市里的劳动力过剩更严重了。在这里，工人之间的竞争更加直接，劳动力也更加集中地作为一种可以随时被购买和替换的商品，等待着资本的召唤。当工人终于不远万里来到了闻名的发达城市，却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多的工厂向国外和内地搬迁的事实，工人是被迫集中在了大城市，但是大城市的工业却总是准备搬迁。
只不过，落后地区的本地工农业过剩人口，如何才能在发达的大城市找到工作呢？劳动力并不会因为资本集中在发达城市，就能够自动地从落后地区流向这些城市。一个身处偏远农村、缺乏招工信息和工厂人脉的过剩劳动力，究竟如何进入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之外的工厂？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要，也必须通过劳务中介才能实现。劳务中介公司，经过几年的布局，终于在落后地区最穷乡僻壤的地方扎下了根。它们一方面把分散在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过剩劳动力集中起来，输送到资本集中的城市；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资本招收廉价劳动力、转嫁用工风险和控制工人的重要手段。
终于，本地的工人借助劳动中介集中起来，坐上大巴，被输送到他们从未去过的大都市。只是，他们的旅途不是旅行，他们进入的都市，与旅游而来的游客所见到的都市完全不同。游客见到了都市最繁华的一面，而被集中起来的工人，却只见到了这座都市最黑暗的一面。他们下车以后，又被中介输送给劳务派遣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工进入工厂工作。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不同的老家被输送而来。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劳务中介，为了在招工竞争中取得优势，对老家而来的工人采取坑蒙拐骗的方式。他们明知工价没有那么高，却为了集中更多的工人，从而保证自己所输送的工人能够最大程度地被工厂挑选，果断采取欺骗。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十分难得的好工厂，工作不累、工资高，但实际上却是远近闻名的黑工厂。
这些黑工厂因为压迫深重、残酷压榨而被当地和周边工人敬而远之时，他们也同样果断采取与远距离省份的中介公司合作的方法。黑工厂给予劳务中介公司丰厚的让利作为报酬，中介公司也不辱使命，终于还是骗来了许多外地工人。这些工人突然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刚下车就被工厂的劳务驻场粗暴对待，甚至以填写资料为名扣押了全体新工人的身份证。这些工人在来之前，被黑中介多次洗脑：“我们能给你的工价已经是最高的，但是从其他中介进来的工人没这么高的工价，你们工资是由我们发的，工厂说的低工价不是你们实际工价，你们一定要保密。”但等到来了以后，工人们面对工厂反复说明的低工价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等工人之间在生产开始以后逐渐熟悉起来，从老工人的口中得知了真相：原来他们的工资就是工厂发的，工资就是这么低。甚至为了将工人扣留下来，工厂还设置了一系列比规则怪谈还规则怪谈的条例：签订合同以后，缴纳的体检费和宿舍押金，在工作不足一个月不退；三个月不许辞职，离职扣除暂压一个月工资的一半；七天内离职无工资，还需要缴纳从老家到这里的几百块车费。 一部分工人在权衡利弊以后，宁可在最开始损失一些车费和押金费用，也要团结起来争取到身份证，赶紧从这里逃出去。但是，更多的工人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黑中介和黑工厂联手欺骗以后，最开始所缴纳的费用也已经无法退回。而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钱，于是不得不接受这里严酷的劳动条件，直到三个月以后“刑满释放”，拿到自己全部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这些工人虽然被欺骗了，但好歹也有了一个工作。
然而，这里还存在另一种更加严重的情况。
还有许多老家的工人，被骗到大城市以后，中介收到车费，看到工厂已经招满了，就干脆不管不顾。许多工人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以后，甚至还没有进入工厂，就已经被迫开始了流浪。对于这些工人而言，他们原本是为了寻找工作才离开家乡的，却因为劳务中介的招工行为而自己承担了交通费用和异地生活成本；他们离开了原本可以依靠的家庭和熟悉的社会关系，却没有得到能够维持自身生活的工作。他们在本地无法获得足够就业机会的条件下，被迫进入一个更加陌生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一旦工人进入这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之中，距离本身也就成为资本压迫工人的一种条件。工人来到陌生城市以后，既没有足够的积蓄，也没有熟悉的社会关系，更不了解当地的工价和劳动条件，只能依靠中介提供的就业信息。一旦中介与工厂相互勾结，工人的信息劣势便会进一步转化为资本和中介通过合伙欺骗获得的利润。
因此，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必须跨地区流动的条件下，劳务中介实际上成为连接过剩劳动力与资本的重要渠道。资本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落后地区又存在大量无法在本地就业的劳动力，劳务中介便把二者连接起来；但是在这个连接过程中，工人的信息、地域和经济等劣势，也同时成为了中介和资本进一步压低劳动力价格、转嫁用工成本和强化劳动控制的条件。这样，前面所说的 “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城市流动”，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人口迁移，进而成为了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落后地区形成过剩劳动力，发达城市集中产业资本，劳务中介将两者连接起来，资本则通过这种跨地区的劳动力竞争获得更加廉价、更加容易控制的劳动力。 而那些没有被工厂吸收、又已经离开家乡的工人，则成为这场劳动力流动中最为悲惨的一部分：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基础，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劳动位置。 他们只能继续寻找下一家工厂，继续寻找下一个中介，继续寻找下一份能够让自己活下去的工作……
二 劳动力再生产、债务与工人的贫困化
这些被本地工厂所排挤而流向外地的工人，能够获得比本地稍高一些的工资收入，如果他们也能够克制自己的物欲，将自己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他们还是能够积累下一笔储蓄。然而，“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一部分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2]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享受水平通过互联网、短视频、自媒体等渠道不断向整个社会传播时，无产者个人凭借工资所能够获得的生活享受，与资产阶级所能够占有的财富和享受相比，简直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
这种对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部分工人只有将自己辛苦劳作所赚取的工资，投入到弥补与资本家之间巨大的消费鸿沟中去，仿佛只有将拿到手的工资，在满足基本生活开支、用于个人和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以后，将全部剩余部分花得一干二净，才能够抚慰这种消费鸿沟所带来的心理落差。这种消费差距越是明显，工人对自己的生活就“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3]个人的债务问题也就随之严重。但是，即使失业工人和半过剩人口的债务问题，是由于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借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也不能因此说明，在业工人的债务问题，同样只是由于他们为了弥补与资本家在享受上的巨大鸿沟而产生的。所以，究竟是什么生活资料，值得在业和失业工人宁可借贷，也要购买呢？
社会所生产出的生活资料，其消费对象无非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大阶级。奢侈品生活资料的享受在资本家阶级中是普遍的，在工人阶级中却因为工资收入的微薄而难以经常性承担。那部分习惯于奢侈消费的工人，必然要透支个人信用，直到工资收入难以偿还债务。但是，不从事奢侈享受的工人，才往往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却也大量使用贷款购买生活资料。这里就必须进一步区分不同生活资料的性质。一个工人购买汽车，如果汽车只是用于个人娱乐消费，那么它可以被归入消费性支出；但对于必须依靠汽车通勤、跑运输、跑网约车才能获得工作的工人来说，汽车又成为劳动力再生产乃至劳动力实现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同样是一辆汽车，对于不同的工人而言，其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并不相同。然而，无论是汽车、住房，还是其他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工人当前的工资收入不足以一次性支付——也难以通过储蓄的方式——购置这些高昂的生活资料，于是便只能通过贷款，将这些生活资料的支付分摊到未来的工资收入之中。
原来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工人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如汽车、房屋，以及结婚、养育子女、赡养老人、医疗等生活支出，已经具有了极高的货币价格，达到了垄断价格的程度。生活资料商品虽然能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包含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使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个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必然提高；恰恰相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单位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其价值量。问题在于，随着现代社会中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范围不断扩大，以及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生活资料价格和相关支出的不断提高，工人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货币支出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并不是全部归工人所有。其中相当一部分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家占有，工人所取得的劳动力价值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即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工人能够通过工资支配的价值量仍然受到劳动力价值和工资水平的限制。当工人所取得的工资与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格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时，仅仅依靠当期工资收入，就越来越难以完成这些生活资料的购买。可见，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与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货币支出之间形成了不对等关系。
这也就形成了工人工资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之间的矛盾，当工资收入无法弥补这一缺口时，工人就只能依靠过去的积蓄，或者支取未来的工资收入，即通过贷款来维持当前的劳动力再生产。
这样，工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家庭生活的需要，就越来越难以通过当期工资收入、不积蓄、不借贷的方式得到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却不会自动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阶级对生活资料的购买能力不足。住房、交通、医疗、教育以及其他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又因为社会的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占有，导致这些工人所生产出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生活资料，也被迫与工人分开作为资本家的私有物，必须通过迂回地货币交换才能够回归到工人手中。同时，工人所能掌握的货币又受到资产阶级对劳动力价格的压低，而购买生活资料又往往需要大量货币支出，工人的工资收入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货币支出之间便可能形成巨大的缺口。于是，当期工资不足以支付当前生活资料的购买，就只能通过积蓄和债务把支付期限向过去或者未来延伸。 积蓄实际上是过去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在今天的支出，而贷款则是把未来工资收入的一部分提前支取到今天使用。对于已经没有积蓄、而当前工资又不足以满足生活需要的工人来说，债务便成为填补这一缺口的重要手段。这样，原本属于未来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收入，就被提前支取并用于今天的生活消费；而未来工资中相应的一部分，则必须用于偿还过去形成的债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劳动力价值时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一次性的数量，而是具有不同的时间周期。工人每天需要食物、衣服等生活资料，需要每日恢复劳动能力；每周、每月还存在交通、房租、水电等周期性支出；每年又有衣物更换、节日消费、婚丧随礼以及其他具有年度周期的生活支出；还有跨越数年积累，才能够购置的汽车、住房和婚姻等高昂商品。除此之外，劳动力作为一种能够持续多年发挥作用的特殊商品，还必须考虑劳动者本人以及其家庭成员长期的生活、教育、医疗、养老和子女抚养等支出。换言之，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贯穿劳动者整个生命周期的再生产过程。
这就意味着，判断一个工人的工资是否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绝不能够仅仅通过观察他是否还能够活着，是否还能拿到工资，必须把各种不同周期的生活资料统一计算到整个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去。例如，一个工人每个月拿到工资以后，扣除房租、食品、交通和日常生活支出，表面上似乎还有一部分“剩余工资”。但这部分收入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因为在每个月的日常支出之外，他还必须面对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结婚、生育、住房、失业以及其他偶发性的生活支出。这些支出虽然并不每天发生，却并没有因此从劳动力再生产的中消失。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以更长的时间周期存在。因此，工人的工资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之间的矛盾，并不能仅仅通过比较“月工资”和“月消费”来观察。一个工人本月能够维持生活，并不意味着他的工资已经足够维持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如果他的收入只能满足每日、每月的最低生活支出，却无法应付年度乃至生命周期中的重大支出，那么这种工资实际上仍然不足以独立完成劳动力的完整再生产。
这正是债务介入工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入口。
当工资只能覆盖每日和每月的必要生活资料，却无法覆盖住房、医疗、教育、婚育等具有长期周期的再生产费用时，工人就不得不寻找其他形式的支付手段。过去，这种缺口可能由家庭积蓄、亲属援助等方式弥补；在现代金融资本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则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网贷、信用卡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信贷。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了：原本应当由劳动者当前收入逐步支付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被转化为对劳动者未来收入的提前支取。 工人今天购买住房，需要支付的并不仅仅是今天的工资，而是未来几十年出卖劳动力所得收入的一部分；工人今天支付子女教育、医疗或者其他大额生活费用，同样可能需要用未来数月、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资偿还。债务因此把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劳动力再生产连接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债务并没有真正解决工资不足的问题。它只是把工资与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从“现在无法支付”转变成“使用未来的劳动收入偿还”。未来的劳动收入从哪里来？仍然来自工人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在当前工资不足以独立完成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情况下，信贷制度实际上构成了工资关系之外的一个补充：它允许工人暂时获得超过当前工资支付能力的生活资料，同时又通过债务关系把工人未来相当一部分劳动收入预先固定下来。
这就产生了一个循环：当前工资不足以承担长期再生产成本 → 借贷 → 获得当前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 形成未来偿债义务 → 必须继续出卖劳动力 → 未来工资的一部分被用于偿债 → 当前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减少 → 再次面临生活支出的压力。
于是，工人所面对的就不再只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一次性的工资关系，相反，这是一种延伸到未来的经济关系。资本家掌握了工人今天的劳动力，金融资本则通过债务关系掌握了工人的未来收入。工人的劳动时间因此不仅受到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也受到房贷、消费贷、信用卡以及其他债务关系的约束。这也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为什么许多工人在面对超长劳动时间、加班、低工资以及恶劣劳动条件时，即使强烈不满，也很难对恶劣的劳动条件产生反抗。对于一个没有债务的工人来说，失去工作首先意味着失去当前工资；而对于一个背负长期债务的工人来说，失去工作还意味着既有的债务偿还关系立即受到威胁。房租、房贷、车贷、子女教育以及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并不会因为工人失业而停止。
因此，债务越多，工人对于持续出卖自身的依赖就越强；而对于资本而言，这种依赖又能够进一步强化工人的劳动纪律。与此同时，工资中所包含的债务偿还的这一占比就要增高，用于当前满足生活消费的这一消费比例就必然占比下降，直到工资中可随意支配的这笔工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个人及其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需要，最终连购买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难以满足。这样，过去所支取的未来劳动力消费基金，就在今天沦为了重担，还要根据还款份额对今天劳动力价值扣除相应的部分。今天的劳动力价值就由于过去的支取，已经无法构成完整的劳动力价值，工人仅能获得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
即使，过去所支出的劳动力价值的这一部分已经购买了生活资料，例如，住房、交通工具、家电这一类高昂的商品，虽然能够节省今天和未来的消费，因为未来并不再需要在几年内再购置一套。但是，过去的支取毕竟是对今天的扣除，工人在往后生活的过程中，生活资料的上涨和养老问题、医疗问题、育儿教育等都会作为对现在消费基金的扣除，手中积累的积蓄已经被住房和结婚或其他高昂商品的购买支取了今天的收入，那么今天的不得不的高昂消费又要从哪里买单呢？只能继续将目光望向未来。 工人不得不继续使用花呗、微信分付、美团月付、抖音月付等从事网购和其他生活消费。最终，生活消费也不得不采取了生活贷形式，工资发放以后，就立马被信用卡、银行和花呗等瓜分殆尽，再接下来仍要不得不使用贷款维持下一个月的劳动力再生产。同时，这种贷款依赖还伴随着工人能够随意支配的工资收入的部分将越来越小，一旦面临新的必需的高昂的生活资料商品时，可支配部分已无力维持自己及其家属的生活时，贷款随时准备吞噬工人最后的“可支配工资”。这甚至造成了全部工资用于偿还债务的情景，由于及时还款，支付宝等互联网信贷还允许工人在债务上继续借贷，刚刚偿还的贷款立马就要被新的生活消费而贷出。
这种情形下，工人在还有工作时，表明他还具备还款能力，因此他也就具备继续贷款的资格，被金融资本所允许他在未完全偿还债务时继续借贷。只是，这种个人的经济危机的炸弹已经被埋藏在无产者的个人生活中了，依靠一个名为“就业”的危桥在摇摇晃晃的雇佣关系中暂时生存。伴随经济危机的社会危墙的坍塌，这架危桥下的炸弹也要将工人炸倒。所有的债务就如同吃人的野兽不断发送催债消息，他们个人征信也将被标记，如果还未找到新工作，他们就将永远丧失借贷的资格，被银行标志的抵押物和用贷款购买的商品也面临被没收的风险。这一切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悬锥工人头顶之上的达摩克斯之刃，他们背负债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也说明，所谓“工人的工资提高”，是不能脱离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尺度来讨论。如果工资只是在短期内有所增长，却没有跟上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其他长期生活资料的支出增长，那么这种工资增长并不意味着工人真正摆脱了贫困。工人可能在今天吃得比过去更好、拥有过去一切时代没有的消费品，但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为了这些生活资料承担更长时期的债务，并因此把自己未来的劳动收入越来越牢固地纳入偿债关系。所以，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值得考察的问题是：工人凭借自己的工资，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完成自己以及家庭的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如果一个工人必须依靠借贷才能获得住房，必须依靠借贷才能承担重大医疗支出，必须依靠借贷才能完成婚姻和子女教育，那么即使他每天仍然能够正常消费、每月仍然能够获得工资，他的劳动力再生产实际上也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未来劳动收入的抵押。
这就是工资关系与债务关系结合之后产生的新现象：工人不仅以今天的劳动力换取今天的工资，而且以未来的劳动力收入为担保，换取今天无法由工资独立购买的生活资料。从而，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工人的支配，也就从工作场所进一步延伸到了对这个工人出卖劳动力的全部周期，只要这个工人还需要劳动力再生产，只要他的劳动力还作为商品，他就无法逃出职能资本家和金融资本的联合搜刮。
债务对于工人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工资发放以后有多少被用于偿还债务，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反过来改变工人出卖劳动力时所处的地位。 如果工人已经将自己未来一部分工资预先支取以后，他就不再能够像没有债务时那样自由地决定是否继续工作，过去借贷所形成的偿还义务，会转化为今天必须持续获得工资收入的现实压力；而今天工资收入的获得，又必须以明天继续出卖劳动力为前提。于是，债务便不再只是工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它开始进一步进入资本家与工人的劳动关系之中。一个背负房贷、车贷、消费贷，或者需要承担固定家庭支出的工人，即使面对超长工时、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也很难轻易停止劳动。因为停止劳动不仅意味着失去当前的工资，同时还意味着房租、贷款、生活消费以及家庭支出失去了支付来源。因此，债务越重，工人对于持续出卖劳动力的依赖就越强；而这种依赖又会使资本家拥有更大的空间去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劳动报酬、提高劳动强度。工人为了偿还过去的债务，不得不接受更加苛刻的劳动条件；而劳动强度的提高，又会增加工人的身体损耗、医疗支出以及生活成本，使原本已经不足的工资更加难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于是，新的债务再次产生。在这个循环中，债务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一种补充力量。资本家未必需要直接告诉工人必须接受十二小时工作，因为工人自己所承担的房租、贷款和家庭支出，就已经在不断提醒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从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意义上来说，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已经不能够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工人必须透支自己的未来收入才能够满足自己的现在需要。这就导致，每一个中国工人，他们从出卖劳动力开始，到出卖劳动力结束，他们除了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还作为银行和网络金融的债务奴隶。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所能达到的高度，由垄断资产阶级所能够积累的剩余价值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万亿富翁也终于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了，最落魄的工人却还在翻垃圾桶！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过去一切时代，也从未出现过像如今这样，工人阶级的绝大部份需要借贷才能够维持生存，需要债务才能够有抚养下一代的权利！
我从国家统计局和政府门户网站贴过来一些数据，数据表明居民债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居民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末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4]为59.4%，虽然较2024年末的61.4%下降2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正在经历所谓的去杠杆，但是高达50%之上的杠杆率仍然表明，居民部门的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202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仍达到58.2万亿元，其中住户短期消费贷款9.5万亿元、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48.7万亿元。2025年三季度末，本外币住户贷款余额达到83.94万亿元，其中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消费性贷款余额为21.29万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则达到37.44万亿元。这些数字当然不能直接说明“所有工人都背负债务”，因为居民部门贷款包括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用途的贷款，同样居民部门的贷款还囊括了社会上的一切阶级。但是，它至少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居民的住房、消费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已经与信贷体系发生了广泛联系。尤其是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的大规模存在，使得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当前生活支出不再完全由当期工资和收入支付，而需要通过金融信贷将支付期限延伸到未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本身也已经将过度借贷、消费信贷和偿债压力作为需要防范的问题。原银保监会曾指出，信用卡、小额信贷等个人消费信贷已经与各种消费场景深度绑定，频繁、叠加使用消费信贷容易造成过度负债，并特别提醒防范“以贷养贷”“以卡养卡”。[5]因此，工资收入与生活资料支出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居民部门的债务关系，才应该是我们考察的对象。事实上，即使金融管理部门的公告上，如何教导人去警惕过度借贷营销，但是当住房、交通、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生活支出需要通过长期收入才能支付时，这些过度诱导的贷款营销，为工人和社会居民描绘了一幅图景，可以把一部分未来收入提前转化成了今天的购买力。这种现实生活的压力，也不得不逼迫着居民贷款，甚至陷入到金融监管部门教人警惕的“以贷养贷”的极端困境。债务由此不再只是一次性的消费行为，反而成为了工资收入与生活资料支出之间长期缺口的一种金融化表现。
我们以住房这一劳动力再生产与债务关系的集中表现的生活资料的购置为例。
在工人的各种生活资料中，住房是最能够集中表现工资、劳动力再生产、土地和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一种生活资料。住房既是工人及其家庭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又往往具有极高的货币价格；而住房的购买通常又需要通过长期贷款才能完成。因此，当工人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在合理期限内积累足够的购房资金时，金融资本便介入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将工人未来多年甚至数十年的工资收入提前转化为今天的购买力。例如，一个工人每月获得工资 X 元，每月维持本人及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为 Y 元，那么在不考虑其他支出的情况下，他每月理论上能够用于积蓄的金额只有：X—Y 。
如果一套住房所需要的首付款为 Z 元，那么在完全没有其他支出、没有任何突发情况、工资也不会发生变化的理想条件下，工人至少需要：Z/X—Y 个月才能积累出首付款。
然而，这只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数学公式，以河南省邓州市为例。邓州市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453元，折合每月约3454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9951元，折合每月约2496元。[6]同期安居客平台数据显示，邓州市2025年新房平均单价约为5177元/平方米。[7]假定一名劳动者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按照这一价格计算，房屋总价约为46.6万元，30%的首付款约为14万元。如果简单地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入公式中的X，将人均消费支出代入Y，那么每月理论上的剩余收入只有约958元。在完全不考虑失业、医疗、婚育、赡养老人、子女教育、交通以及其他意外支出的极端理想条件下，仅积累14万元首付款也需要约146个月，即12年；如果完全依靠这一剩余收入购买整套住房，则需要约486个月，即40年以上。
资本主义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的运行。正因为工人不存在一个可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受干扰地积累的“剩余工资”，医疗、失业、养老、子女抚养、赡养老人、交通、婚姻以及各种意外支出，都会不断从工资收入中占用本来可以用于积蓄的部分，因而，对于收入较低的工人而言，仅仅依靠工资积蓄购买住房往往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时间，而住房又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生活资料，根本不能无限期地推迟到未来。工人需要有一天解决居住问题，需要在结婚、生育、子女教育以及家庭形成的过程中解决住房问题，何况，在解决未来的住房问题时，现在的住房问题也需要解决，这就迫使工人在积蓄工资偿付住房首付的同时，还需要额外承担租房费用，直到房屋到手，租房问题才有可能结束。因此，住房购买才必须引入家庭共同收入、既有积蓄、父母支持以及最重要的金融贷款。于是，原本需要经过漫长积累才能获得的住房购买力，被金融资本通过住房贷款提前提供给劳动者，而劳动者则以未来多年的工资收入偿还这笔债务。这正是工资与生活资料的矛盾通过金融体系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住房贷款并不仅仅是一种金融消费工具，它还把工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与今天的生活资料购买联系起来。工人获得住房的同时，也获得了一项长期的偿债义务；而偿债义务又反过来要求工人在未来持续出卖劳动力。住房越是依赖长期信贷购买，工人未来工资中已经被预先安排的部分就越大，对持续出卖劳动力的依赖也就越强。因此，住房问题可以成为我们考察工人债务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里，工资、住房价格、土地价格、房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和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工资决定工人的偿债能力，住房价格决定所需要的债务规模，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影响住房价格，金融资本则通过贷款把未来工资收入提前转化为当前购买力，而工人最终则必须通过未来持续的劳动来偿还这一债务。
不过，这里还需要进一步区分 “买房”与“租房”。即使工人不购买住房，仍然需要支付房租；房租同样会从工资中扣除，从而减少工人的储蓄能力。因此，对于无力购房的工人来说，住房问题并不会因为不办理房贷而消失，只会从“偿还住房贷款”转变为“持续支付住房租金”。甚至，部分工人购置的房产位于老家，而工人本人及其家庭却需要流动到外地出卖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老家住房的房贷，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外地就业期间的房租，两项住房支出同时从工资收入中扣除，进一步扣除了工人的可支配收入。正是因为我国住房的垄断价格，和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之间的矛盾，迫使工人阶级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住房，自己的生活资料，不得已背负起长达几十年的房贷，像巨石一般压在了工人身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今广厦何止千万间，可是高昂的住房价格却令人望而生畏，不打算买房的工人们，不得已住在贫民窟一般的鸽子笼，或者阳光照不进来的阴暗出租屋里如此生活。
三 学生工与少年工：劳动力后备军的扩张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产业资本的转移并不能消灭劳动力过剩，只是将劳动力过剩在不同地区之间重新分配。大量本地工人无法在本地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只能出市、出省寻找工作；而劳务中介则将这些分散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过剩劳动力集中起来，输送到资本集中的城市和工厂。但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剩人口并不只有这些长期寻找工作的成年工人。每年暑假，随着学校停课，大量学生暂时离开学校，进入工厂、物流、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岗位。对于资本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原本已经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之外，又出现了一批可以在短期内被集中使用的劳动力。暑假工的出现，使劳动力后备军在特定时期进一步扩大，也使原本就处于竞争之中的工人之间增加了新的竞争者。
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并不是均匀、长期地发生，而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六月高考结束以后，大量学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七、八月份又是暑期就业最集中的时期。学生工通常只准备工作一个暑期，他们对长期劳动条件和工价的议价能力较弱，对于资本而言，却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进入工厂，并且能够接受短期、强劳动强度的工作。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在一个已经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市场中，短时间内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劳动力供给。当工厂面对更多可以被雇佣的工人时，资本所拥有的选择空间就进一步扩大，而单个工人的议价能力则进一步下降，从而在暑假期间导致几乎所有工厂的工价出现了季节性的下跌，例如，顺丰快递的13小时的大夜班，在暑假前后，工价从16元一小时跌到13一小时。
第一部分的论述说明了，资本的跨地区和跨行业的转移并不能够解决地区之间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还由于劳务中介的作用，能够将地区的分散的劳动力进一步集中起来，这当然会加剧工业城市的劳动力过剩。正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这样的大规模的相对过剩人口，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才能够被资本家有力地压低，“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8]这样，资本家就可以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相对地剥削到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工资的降低，还会加剧工人为争夺同一个岗位的争夺，而工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工作，还不得不接受更长工时的要求，或者说，身上背负的债务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压力就逼迫他们接受更长的工时，这样就又给资本家创造了绝对剩余价值。
工人被资本主义过多集中在了城市，而城市的工作又不足以消化这么多的工人，落后的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又尚未得到开发，先进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的矛盾就造成了落后地区的青壮年工人过分流失，农村长期无法得到开发，而流失到外地的工人却被迫与其他省份流失而来的工人又造成了工厂工价的下跌，甚至这也被劳务中介钻了空子，为了帮助工厂在旺季招揽更多的工人，他们就利用了这种不同地区之间的工价差别，广泛从落后地区招收工人，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工价。而后，工价的降低却又导致工人难以实现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又不得不借助于债务。当债务问题压到了私有制下最小的经济单元，仅靠家庭内部一两个劳动力往往难以承担起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那么处于劳动力商品的预备阶段的学生，就需要在假期承担起赚取工资的任务，满足对家庭生活资料的一定补充，当然，他们的工资肯定不是维持整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唯一收入来源，甚至他的工资仅仅只是满足个人的劳动力商品的生产需要和弥补消费享受差距的商品购置。然而，这终究还是为家庭的壮劳动力节省了一笔工资支出，从而为家庭获得稍多一些的可支配收入。
所以，无论暑假工带着什么目的来打工，他们只要找到了工作并拿到了工资，就能够为家庭减轻一定的债务负担，并一定程度上自己承担起了自己的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这对于共同消费工资的工人家庭而言，是十分有利的。这不仅能够节约学生在假期期间额外耗费的生活资料，反而能够通过找到工作，自己实现个人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也是学生父母和学生本人支持自己打暑假工的动力。但是，一个工人家庭被迫要求孩子作为学生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必然性，也同样是与这一家庭有着相同境遇的无数工人家庭的必然性碰撞到了一块，学生工也同样汇聚到了工业城市中。劳务中介此时也分化出了专门做学生工生意的这批人，他们联系上了一些专门招收学生工的工厂。而这些工厂——也往往是现代的血汗工厂——为了在假期尤其是暑假期间吸纳更多的学生工，甚至在暑假来临之前，就已经想办法将成年工人逼走。例如，突然降低工价，使成年工人难以接受。即使成年工接受了低工价，也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进一步贬值，这不就与学生工毫无区别了吗？
但是，这就引起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工价降低以后，学生工人却可以接受呢？成年工人不能接受的理由，在上文我也已经花费篇幅讨论过。虽然学生工在假期期间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之中，也进入到了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地位，但是他们和需要独立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的成年工人不同，他们找到工作和进厂的目的仅仅只是能够赚取工资，自己在假期期间的生活耗费能够由自己承担，还能够赚一笔不小的工资。他们赚取以后的工资，或是由自己保管，用于上学期间一段时期内的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或是交由父母保管，帮助父母偿还债务或积蓄起来。这两个途径也都表示，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总的来说，仅仅依靠他们赚取的工资还不足以完全承担起来，还仍然是由他们的父母所承担。因此，他们赚取的工资收入多一些、少一些，还不能完全改变依靠他人获得的生活资料而生活的根本情形，仅仅只是决定了个人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长短，这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它只能够减轻压力，但不能够彻底消除养育和缴纳学费、生活费等的经济关系，可见，学生仍是获得父母分配的生活资料才能够生活，还不能脱离家庭而独立生活。对学生而言，工价高一些只不过让自己额外获得了一些零花钱，或者只是延长了这笔工资养活自己的时间，但无论自己养活自己，还是家庭养活自己，都是没有关系的，区别只是在于标志二者的界限靠近哪方更近一些而已。因此，学生工虽然也会在乎工价的高低，但是他们仍然被家庭抚养的经济地位，他们的关心就有限度，不能做到像成年工人那样被工价的高低触动自己的心。
他们人数上在假期期间，尤其是最长的暑假期间因汇聚而增长了起来，他们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过剩劳动力商品的压力，压在了天秤的劳动力的一端，而为天秤的另一端的资本家创造了有利的剥削条件。同时，他们对工价的近视，对工作本身的急切，又使学生工的绝大多数乐于接受劳动力市场中最严苛的出卖自身的条件。不过，这却在无意间将部分成年工人堵在了工厂之外，或者不得不接受工资降低的结果。
但是暑假工和社会工的区别，除了这些原因以外，还由于学生工的劳动熟练程度和纪律组织性也都不如社会工人，在一些同时招收这两类工人的工厂，实行了同工不同酬的制度。在同一条流水线，暑假工的工资比社会工的工资低了近十块。这些暑假工往往是由学生作为劳务中介直接与工厂签订了输送合同，这中间的差额部分实际上是由学校官僚和工厂资本家共同瓜分了，这些学生相当于是签署了“包身工”条款，不到释放之日，他们就只能一直在这些工厂劳作，创造出的新价值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的份额，都被这两头吸血鬼给吸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家庭不约而同的要求自己的孩子在假期出卖自身，虽然能够给家庭带来一定的补偿和节省，但从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来说，这无疑加剧了劳动力过剩，不仅使得暑假期间部分成年工人难以找到工作，也导致许多暑假工被挡在了工厂外面。单位家庭的用意是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但是却帮助了资本家在可变资本总量不变甚至降低情况下，雇佣到数量更多的廉价劳动力，这反而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工价整体水平下降。并且，如果下一年暑假再次出现同样的劳动力洪流，资本家便能够不断利用这种周期性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于是，学生工虽然只是暂时进入工厂，却可能成为资本长期压低工价的重要补充力量。这也说明，劳动力后备军并不只是那些长期失业、完全没有工作的人。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学生、农村剩余劳动力、临时工、劳务派遣工以及各种短期劳动者，都可能在特定时期成为可以被资本调用的劳动力后备力量。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并不是让所有劳动者长期失业，而是始终存在一批可以被迅速调动、替代和竞争的劳动力，使在业工人不敢轻易拒绝资本提出的劳动条件。这一条件已经由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和普遍的债务问题创造了出来，正是由于这两大原因，才导致了学生工一年比一年更大规模的出现。
此外，除了假期时的“潮汐工”以外，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劳动制度，不仅在21世纪的中国以新的形式复活了，就连童工制度也变化了形态在中国重现了。少年工们也在中修劳动监督的默许下进入到了工厂和餐饮行业。乡镇中的学生辍学现象往往十分普遍，13岁～18岁之间，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辍学。他们辍学以后，真正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占少部分，大部分则通过亲戚和熟人被安排进入工厂、洗浴中心、烧烤店、汽修店、商城……中国私有制工厂管理上的良莠不齐，许多野蛮生长的小工厂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工厂管理制度，在黑中介的运作下，即使是13岁的初一年级学生，只要看起来成熟一些，也能够被安排进厂。黑中介学会了P图伪造身份证复印件，而工厂对此当然也心知肚明，二者心照不宣地为工厂招收少年工人。因为这些工人年纪较小，他们的父母对他们赚取工资也不抱有太大的希望，更希望他们能够当学徒，学一门手艺。这样，封建式的学徒制度也在这些工厂中占有一席之地。师傅对徒弟既骂又防，也不知不觉间代替了学校所承担的培养资产阶级奴仆的任务。当工人越想通过学徒制度成长为一名技术工人时，就越要遭受师傅的指使和苛责，拿着最低的工资，却承担着最苦最累的工作，还不断遭受最严厉的谩骂和贬低。等师傅将徒弟的反抗心思消磨殆尽，技术才会逐渐教授到徒弟手中；徒弟最终成长为了师傅，又开始模仿原来的师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徒弟。其实，不难看出，现代工厂中存在的学徒制度，徒弟和师傅之间的工人关系显然也已经被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所支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徒弟和师傅之间的竞争关系。徒弟为了获得技术、提高工资，必须依附于师傅；师傅则掌握着技术传授和工作安排的权力，并以此维持自己在生产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只不过，这种狭隘的竞争关系，只是广泛的工人争夺的一个岗位的缩影。
少年工是学生工的极端结果。如果说学生工还仅仅只是利用假期获得一定的工资收入，以补充家庭生活资料的需要，那么少年工则已经彻底脱离了学校教育和正常的成长轨道，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远远未成年就开始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学生工是在特定时期暂时扩大劳动力供给，而少年工则意味着劳动力商品的生产阶段本身被提前终结，尚未完成教育和成长的少年，就已经开始作为劳动力商品被资本所使用。这两者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背后存在着同一个经济条件：家庭当前的收入不足以承担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 当成年劳动力的工资已经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时，家庭就会越来越依赖其他家庭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学生首先在假期中成为这种补充劳动力，而当家庭的经济压力进一步加重，或者当地就业条件进一步恶化时，部分少年甚至会提前结束学业，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于是，原本应该由家庭和社会承担的教育、抚养和劳动力培养成本，随着被进一步压缩，少年就不得不提前承担起了劳动力的商品职能。因此，少年工是劳动力过剩、工价低廉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困难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资本家而言，一个少年工意味着又增加了一个可以被购买的劳动力；对于家庭而言，则意味着增加了一份工资收入；但对于少年工本人而言，却意味着本应接受一定科学教育、技能形成和身体成长的时间，被提前转化成了劳动力时间。资本家获得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家庭也获得了是暂时增加的收入，而少年工失去的却是和同龄人的共同经历，缺失的科学教育和文化常识可能一生都没法重新获得了，只有提前接受资本主义的劳动折磨的这唯一一条路了。少年工又反过来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部分后备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假期学生工到长期少年工，都是劳动力再生产与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程度上的表现：学生工是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压力下对劳动力供给的季节性补充，而少年工则是这种压力进一步加剧以后，对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本身的提前释放。
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童工、少年工和妇女被资产阶级当作对成年男性劳动力的补充。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野蛮就建立在资本家对整个无产阶级的残忍剥削之下，工人被资本家的野蛮剥削之下，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和妻子送进了工厂。孩子被资本主义压榨到了难以活过18岁成年，成年工人和女工被压榨到难以活过40岁……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由满足个人及其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资本家为了满足他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就往往压低到劳动力恢复、新劳动力的再生产之下，这样，为了保证孩子和妻子的的生存，孩子与妻子就不得不从家庭走到工厂，只有一家三口同时出卖劳动力，家庭才能够勉强生存下来，但在这种高强度的压迫下，只不过是将家庭的死刑推迟执行了。然而，现如今中国学生会的大规模出现，只不过是17～18世纪欧洲童工制的死灰复燃。许多工人将假期工价降低归咎于学生工的大规模出现，但是经过分析发现，学生工的出现本身，却是工人自身劳动力价格持续下跌以及家庭债务不断加重的结果。正是由于成年工人的工资收入越来越难以承担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他们才不得不要求自己的孩子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力，以帮助家庭暂时分担一部分沉重的经济压力。
工人阶级作为整个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工资既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商品实现的主要购买力。当工资不断下降、债务不断增加时，工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商品生产的无限扩张与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于是，一方面，资本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生产；另一方面，作为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工人阶级却由于贫困化而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些商品。商品生产与商品实现之间的矛盾，最终表现为订单减少、产能下降、库存积压以及工人失业。一旦工人因生产不足被抛入失业大军，原本就已经庞大的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又会重新成为资本压低在业工人工价的工具。失业人口越多，在业工人就越不敢拒绝低工资和高强度劳动；工价越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又越受到压缩；购买力越低，商品实现越困难，商品如山般的堆积到仓库之中，潜能资本已经落满了灰尘，资本主义就更要削减生产、压缩用工。如此循环往复。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便不断为自己创造出消灭自身的客观条件，和使用这一武器的中国无产阶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工、少年工、过剩劳动力、低工价、债务以及失业，不过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就越是不断扩大生产力，也将不断制造出相对过剩人口和贫困化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越是贫困，又越是成为资产阶级压低工价、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由此陷入自己制造的矛盾之中，并在这种矛盾的不断积累和发展中走向自身的历史终结。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
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 ↩︎
同上。 ↩︎
杠杆率：是衡量债务负担程度的指标，通常以债务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计算，用于反映总体债务规模相对于收入规模的水平。该指标并不表示居民收入中有相应比例用于偿还债务，也不能直接用于衡量个体工人的实际偿债压力。往往用来说明居民部门整体债务负担的规模，而不适合直接证明工人每个月有多少工资被债务扣掉。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诱导的风险提示》。 ↩︎
邓州政府官网：2025年邓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安居客：2025年邓州新房房价走势图，2025邓州楼盘均价，邓州新房价格趋势查询。 ↩︎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