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逝世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集团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篡改了通往共产主义的路线，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沦为被剥削、被压制的对象；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被抛弃，工人群众失去了组织并表达自身权益、镇压资产阶级的权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融工才成为必要的一环。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处理同志关系的根本原则。在集体生活中，个人习惯可以包容，但组织纪律绝不能妥协；生活习惯可以协商，但组织决定必须服从。当个人习惯与组织需要发生冲突时，个人习惯必须服从组织需要，这是无产阶级组织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区分灵活与松散的根本标准。必须讲清楚一个容易被误解的问题：服从组织决定，不等于放弃个人判断。如果某个同志认为组织决定有问题，他有权在组织内部提出自己的意见，向组织反映自己的看法。这是每个同志的权利，也是组织健康运转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盲从，列宁本人就是在多次党内争论中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通过实践证明了是非对错。

正确健康地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守住两条：一是个人服从组织，二是有意见当面提。前者保证行动统一，后者保证组织不僵化。行动不统一，组织是散的；意见不当面提、背后说，组织是死的。在行动上，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在讨论中，个人有权提出不同意见。行动统一不等于思想一律，允许讨论不等于允许分裂。明白了这个分寸，同志之间的关系才不会在盲目服从和自由散漫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在融工实践中，有的同志会面临个人情感与组织需要之间的矛盾，比如想回家看父母。如何处理这类事情，关键在于能否分清主次矛盾。思乡与组织需要构成了一对矛盾——同志或自觉或自发都能意识到这两方面，但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不取决于“知不知道”有矛盾，而取决于能否在具体情境中正确地分清主次、把握主要矛盾。在日常融工阶段，同志想父母了，可以向组织提出申请，组织根据融工需要作出安排。在不影响集体融工节奏的前提下，可以协商处理。原则上有事好商量，既不简单否定个人情感，也不让个人情感影响组织工作。

但在特殊时期，比如罢工准备工作或罢工斗争期间、关键时间节点上、同志们都在判断现在还不能离开的时候，罢工之前可以讨论，罢工之中或马上罢工时必须服从。讨论阶段，任何意见都可以提；但一旦集体做出决定、进入行动阶段，个人意志就必须服从于组织部署，必须暂时搁置个人的想法和情感。此时有更重要的事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个人暂时搁置自己的情感和需要，不是因为组织不讲人情，而是因为此时个人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整个斗争力量的对比。如果在此时离开，就是对集体利益的直接损害。特殊和关键的时期也是考验每位同志自身觉悟的试金石。对组织来说，考验的是能否在关键时刻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对需要请假的同志来说，不只是考虑自己的情感，更要判断自己所处的矛盾性质——是否存在个人需要与阶级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是否需要把阶级利益放在前面。此时，个人的悲欢离合，必须让位于阶级利益，不为个人情感所动摇，也不为个人需要而撤退。

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把特殊时期的需要当作平常时期的诉求来提；认识到了，就会明白：此时个人需要，不是组织不通融，而是斗争规律不允许离开。不是组织不近人情，而是此时所处的矛盾性质已经不允许把个人需要放在第一位。能否认识到这种矛盾性质的特殊性，是衡量每一位同志是否真正理解组织生活原则的重要标准。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不是没有情感或个人需要的人，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判断出：此时此刻，自己必须服从集体。

二、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适度满足个人需要，反对贪图享乐

有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因长期受旧的个人生活环境的习气影响，习惯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或以个人为中心，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些本质上是在旧的个人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思想意识遗留。而有的同志习惯于节俭度日，对浪费和过度消费并不认同。作为自我成长的一部分，集体生活的同志要学会处理这种非对抗性差异和矛盾，以协商约定、互相理解为原则。在集体生活中，要逐步克服这些在旧的个人生活环境中留下的不健康习惯。这些习惯如果不加以克服，就会在日常相处中不断制造摩擦，影响集体团结。不乱花钱，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一个自觉改造的标志，表明自己愿意用无产阶级的方式去生活，而不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原封不动地搬进集体里来。生活方式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也不是开一两次会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在长期相处中，在同志们的监督下逐步去克服。

经济条件好的同志，主动多承担一些公共开支，这是进步的表现——愿意在物质上帮助同志，愿意在集体生活中多付出。但不应仅仅因此就被吹捧为“觉悟更高”或“更进步”。进步的标准不是谁出钱多，而是谁能够更自觉地服从组织纪律，更积极地参与组织活动，更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旧习惯。经济上的额外付出，不能换取政治上的额外权力。不能因为请客多、出钱多，就获得更多的决策权。在组织内，每个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无论经济条件如何，都不应因经济上的额外付出而影响这一点。经济条件好的同志多承担一些，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成为固定规则——不能规定“有钱的就必须多出”。出钱少的同志也不应有自卑感。集体生活的原则是平等，不是按经济能力分配责任。愿意多出，值得肯定；多出的部分，是对同志关系的主动投入。经济困难的同志的热心和对集体的付出，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看这个人是否愿意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否关心其他同志的感受。经济困难的同志少出钱，可以通过多做家务、主动关心同志、积极参与集体劳动来维护同志关系——这是实实在在通过劳动创造人生价值的付出。

经济条件好的同志多出钱，如果这笔钱来自家庭供养或非劳动所得，那它和前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不是通过自身劳动换来的，而是家庭带来的帮助。它在结果上可能缓解了集体的经济压力，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多出钱的人更热心。衡量一个同志对集体关系的维护，要看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否尽力参与，而不仅仅是看金钱的投入。最重要的是投入时间、精力，负起自己的责任。经济上的差异，决不能成为影响同志关系的因素。

以房租、水费等经济问题的处理为例，应在不破坏同志关系的前提下，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负担方式。不要搞平均主义，也不搞道德绑架。基本原则上按人头平分——交多少钱、怎么承担这部分花销，要事先约定清楚，不事后争论。房费平分要公平，也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不能死板到让经济困难的同志承担，也不能死板到任由其他有钱的同志乱浪费。针对因个人习惯（如洗澡时间过长、空调高频运转等）导致的非理性水电消耗，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部分应由使用者本人全额承担。这种“基础平分、超额自负”的模式，既保障了均摊的整体公平，也能促使每个人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切实负责。要处理好这些差异，就要温和、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难处，而不是压抑到情绪爆发。我们应调整自己的习惯来适应集体生活，而不是要求集体适应自己过去的习惯生活。习惯问题不能回避，不能一直憋在心里发酵。问题一旦出现，就要及时沟通，而不是等它积累成情绪。如果不去沟通，关系就会慢慢变僵，等到情绪爆发时再去沟通，实际上就变成了对抗。要温和表达，不要发火指责，明确说出自己的实际困难，而不是让对方去猜测。沟通的目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在互相理解彼此的难处后，找到一种共同接受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

在集体生活中，过去阶级差距导致的生活习惯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作息、卫生和消费观念上，也最直观地体现在日常饮食上。要搞清楚什么是大吃大喝，什么是正常的饮食改善。搞清楚这条界限，就能避免滑向浪费，也能避免滑向禁欲主义、过苦行僧般的生活。这条界限可以表述为：是否脱离劳动需要。对于从事劳动的工人来说，身体是劳动的工具，食物是维持这个工具正常运转的燃料。工人从事劳动，每天消耗大量的能量，身体需要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来维持肌肉的自我修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下，改善生活本身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为了改善生活而进行的消费，只要不奢侈、不浪费，就符合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像猪肉、鸡肉、鸭肉这些肉类，在今天的社会已不是山珍海味，普通工人大多也能吃得起，那么吃这些便不是享受，而是补充。在重复劳动或重体力劳动的时间段里适当食用肉类——吃饱吃好不是享受，是劳动力在劳动中的必要投入。身体有了力气才能干活，身体营养不足，什么都谈不上。

判断什么是大吃大喝，不能从抽象的道德标准出发，也不能从主观感受出发，要从事实出发，从人的身体需要出发，从劳动消耗出发。身体是否需要，才是区分正常消费和大吃大喝的根本界限。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从来不是以身体需要为尺度，而是为了展示身份和虚荣。在身体需求范围内，一瓶水就能解渴，但资产阶级偏要喝十几块钱的冰川水；一顿饭能吃饱，却偏要吃鹅肝、和牛、鱼子酱——他们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满足饥饿，而是为了显示财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事物不再是事物本身，而代表着一种身份，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顿饭值多少钱。资产阶级消费，本质上吃的不是食物、花的不是钱，而是身份与标签。所以在集体生活中判断一个人是否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侵蚀，最重要的是看他为什么吃、是否浪费，如果吃肉是为了炫耀虚荣，甚至点了不吃，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消费逻辑。明白这一点，就不需要用苦行僧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不用担心改善伙食就是堕落。体力活干重了，吃些好的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请同志吃饭时，基本原则是实行AA制，自己吃自己的，自己付自己的。不请客，也不被请；不产生经济往来，也不造成人情负担。同志之间的关系，不靠资产阶级式的那种互相请客吃饭来维持，也不用它来展现地位。吃饭就是吃饭，不讲究排场，不铺张浪费。吃盒饭也行，在哪里吃都一样——不要为了显得热情就多点菜，也不要为了面子故意选贵的菜，不要增加不必要的开支。

三、在原则问题上划清界限，在非原则问题上求同存异

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要学会把握原则与灵活的辩证统一。主要矛盾是融工任务本身——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在这一方向上，必须保持原则：纪律要遵守，组织决定要服从。次要矛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摩擦，比如过去阶级差距所影响的作息时间、消费习惯等。这些事情要用灵活来处理——不是每一件小事都要用原则去衡量、用纪律去约束。把小事当大事抓，会把同志们的精力消耗在不必要的地方；把大事当小事抓，则会削弱集体的战斗力。要分清主次，该紧的时候紧，该松的时候松。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必须划清界限、促成统一。原则性的问题涉及阶级立场、组织纪律、斗争方向，是根本性的、不可妥协的。在这些问题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就会模糊是非界限、削弱集体战斗力。在非原则问题上，则应当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在非原则性的生活小事上，应当学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彼此的差异。包容差异是为了保持团结，克服坏习惯是为了更好地推行革命工作。两者并不矛盾。

但灵活处理问题，不等于无条件的迁就。包容的前提是对方也在努力改变；迁就的前提是被改变者也在付出。当一方只是享受包容、却不愿意做出改变时，原本的灵活包容就会变成纵容。这时候就必须明确指出问题，而不是继续用灵活来回避矛盾。这种转化不是教条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判断标准是：是否会影响到集体生活、是否让其他同志产生意见、是否损害并阻碍了融工的推进。从非原则问题向原则问题的转化，要以长期性和反复性为判断依据。如果一个习惯只是偶尔出现，可以包容；但如果是不好的习惯，长期存在、反复出现，甚至影响到了其他同志的正常生活，那就从一个可以灵活处理的问题，变成了需要用原则来约束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是处理一切关系的基本方法。拿合租的经济问题来说，主要方面是大家能够在融工的过程中逐步改造自己、发动群众。至于电费怎样分配，是次要方面，不影响大局，只要基本约定清楚，不必在这件事情上反复计较。如果把次要方面当成主要方面来抓，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人为了十几块的电费反复争论，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情绪，影响了共同劳动的状态，影响了革命任务的推进，反而是在制造问题。要抓主要方面，把握住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就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调节。合租经济问题是非对抗性矛盾，用协商的方式处理就好。处理这类矛盾，灵活比死板重要、事先约定比事后追究重要，应当做到互相理解。如果把处理对抗性矛盾的方式拿来处理非对抗性矛盾，那就用错了方法，把同志变成了对立面。

四、有问题当面指出，不积压情绪，不背后议论

集体生活中同志之间的互相批评是非常必要的。批评的目的是帮助对方成长，而不是抓辫子、扣帽子、打倒同志、让自己有优越感。对同志的问题，必须当面指出，不积压情绪，不背后议论。敢于当面批评是对同志的尊重——批评的目的不是翻脸，而是帮助。不说不是宽容，是放弃；不指出不是大度，是不负责任。真正的同志关系，经得起当面的批评，经不起背后的议论。非对抗性矛盾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发展成对抗性矛盾；小错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酿成大错。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结合起来——既敢于指出别人的问题，也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团结不是一团和气，真正的团结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巩固的。一团和气不批评、不敢说话，只会导致是非模糊、纪律松懈。批评的方式要因时、因人、因事而异。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同一种方式接受批评：有的人需要直接指出问题才能意识到，有的人则需要温和的提醒才能接受。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批评，批评才能起到作用。对于原则性问题，可以明确指出，不模糊、不含糊；对于非原则的生活习惯，可以温和提醒，不较真、不上纲。既不要无原则地妥协，也不要无休止地批判，而是根据具体对象找到最合适的处理方式。处理这类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温和、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难处，而不是压抑到情绪爆发。问题一旦出现，就要及时沟通，而不是等它积累成情绪。如果不去沟通，关系就会慢慢变僵，等到情绪爆发时再去沟通，实际上就变成了对抗。要温和表达，不要发火指责，明确说出自己的实际困难，而不是让对方去猜测。沟通的目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在互相理解彼此的难处后，找到一种共同接受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把握好这个辩证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才能健康长久地维持下去。只要在融工这个大方向上一致，有些不影响集体生活的差异就不一定急着消除，而要在一致的目标下互相协调，融工的集体才能持续运转。

五、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和检验同志关系

正确健康地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其原则和根基是：敢于为同志争取权益，敢于帮同志指出他们的问题，敢于在敌人面前保护同志，敢于为同志的权益毫不含糊地站出来斗争。做不到这几点，关系就是脆弱的、表面的、经不起考验的。同志之间的信任、情谊与团结，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与自身旧习惯旧思想的斗争、与集体生活中暴露的不良倾向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敢于指出同志的问题，敢于接受同志的批评，敢于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这才是信任的基石。同志之间的关系不是在饭桌上建立的，也不是在客套中维持的。如果一团和气，在原则问题上不敢开口，那只会导致是非模糊、纪律松懈。敢于指出同志的问题，敢于接受同志的批评，敢于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这才是信任的基石。

在集体生活中，必须守住几条不可动摇的底线原则：

•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这是根本原则，是处理一切关系的最高准则。
• 第二，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欺压时，必须明确表态、站在一起。不因个人得失而观望，不因风险大小而退让。在阶级斗争中，在敌人面前，中立就是站在敌人那边；在同志受难时沉默，就是对同志的不负责。敢于站出来，既是对同志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软弱性的克服。经得起考验的信任，是在这种时候建立的。
• 第三，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让步，不取决于关系远近，不取决于个人情绪。关系再近，该批评时不开口，就是纵容；风险再大，该站出来时不行动，就是退缩。原则一旦松动，同志关系就只是表面上的互相客气。信任不仅仅是靠日常相处维持的，更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能扛事、敢批评、愿保护、敢斗争，关系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做不到这些，平时再客气，也只是表面的熟悉，不是同志关系。维护关系的核心，不仅是热情，更重要的是担当与责任。

正确健康地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是融工和阶级斗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者自身的改造不是在斗争之外单独完成的，而是在集体生活过程中完成的。集体生活本身就是改造的场所，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本身就是阶级斗争能力的一部分。如果连身边同志都无法友好地相处，就更谈不上到工人中去发动群众了。同志之间相处的问题，在本质上与工人相处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都要学会去理解对方的处境和困难，尊重对方不影响集体生活的习惯和想法，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差异中寻找同一。如果在集体生活中处理不好同志关系，即使到工人中去，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不懂得怎么开口，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难处，不懂得如何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维持关系，最后等到情绪爆发时，关系就容易破裂。融工不是只在工厂里才算。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处理差异、学会沟通，本身就是融工的一部分。如果连一起生活的同志之间的矛盾都处理不好，不懂得体贴、关心同志的感受，到工人中去面对更复杂的利益关系、更深的阶级差异时，就更难站稳脚跟。处理好同志之间的关系，是融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既要重视融工任务这个主要方面，也要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分得清主次，守得住底线，在非原则问题上互相体谅，在原则性问题上态度鲜明，在批评方式上注意分寸，在组织纪律上毫不含糊。既不要因为怕伤感情而回避斗争，也不要因为坚持原则而把日常琐事搞成无限上纲。以融工大局为重，以改造自身为目的，在集体生活中磨掉旧阶级留下的习气，才能真正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