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挖走了我们的器官一从胡鑫雨到罗帅宇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试图对胡鑫雨案和罗帅宇案的具体死因作出技术性裁定和论证，我们并不满足于对个案死因的争论，而要回应广大群众对当今中修社会器官黑市的质问与愤怒，揭穿背后资本剥削的罪恶根源，我们之所以从这两起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谈起，正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在当前资本主导、特权横行的医疗体制下，底层人民是否真的能够掌握自身的身体和生命？

在一个口口声声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为何一名医学生举报医院乱象后坠亡？一名高中生离奇消失百日后以自杀结案？这一切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器官黑市贸易？

胡鑫雨，一名江西铅山的普通高中生，2022年10月从学校宿舍走出后神秘失踪，直至106天后，在教学楼旁的小树林中被发现“自缢身亡”。警方先后发布“无外力、录音自杀、无他杀”调查结果，却无法解释为何长达数月的全校地毯式搜查竟然漏掉距离数百米的遗体，也无法让公众相信录音笔中的内容完全排除了他杀可能。群众不断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换来的是封禁、沉默、转移话题。

罗帅宇，湖南湘雅二医院的一名泌尿外科研究生兼实习医生，2024年5月8日坠楼身亡，引发了长达一年的舆论风暴。他曾举报医院涉嫌器官移植乱象，并在身亡前留有“若我没来上班，把电脑交纪委”等预警信息。官方通报历时十余月，最终认定为“跳楼自杀”，否认一切他杀与器官交易嫌疑，并称无证据支持家属举报。但是，4500字的通报未能平息舆论，反而激起更广泛的质疑：为何电脑被删除？为何家属举报材料被轻描淡写？社会上不少人认为，这不只是个体的悲剧，更像是一个制度内不容发声者的沉默结局。

从胡鑫雨到罗帅宇，两个年轻生命的离去，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医生，不仅是两个家庭的悲痛，更是整个社会对医院、政府的质问。尽管公安都是通报的“自杀”，排除刑事犯罪，但是为什么群众会认为是“他杀”，而且都把矛盾指向了器官买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先来看组直观的数据，根据国家卫健委早前报道，中国目前有约 30万名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仅能完成大约 1万例左右的移植手术，每年仅满足约 3% 的患者需求。这组公开的数据是包括已登记等待移植的并符合移植条件但尚未进入排队流程的患者，而不包括那些完全没有医学适应证或明确放弃治疗的个体。这说明是把大多数患病的底层群众排除在外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尽管医院说器官都是来自捐献不涉及收费，但是有各种移植手术费，无疑让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

就以肾移植为例，一例手术的总费用大约为75万元左右，其中约70%用于免疫抑制药物，13%左右为手术本身费用，其余包括检查费用、术后护理、床位费和其他杂项。而肝、心、肺等器官的移植费用更高，通常在80万至150万元之间，且术后需长期服用昂贵药物维持，整体支出极为沉重，就算钱凑齐了但底层群众能否取得匹配的捐献器官又是另一回事，医院是为资本服务的，有钱要排队，没钱请滚蛋。

当然这也不包括大资本家和大官僚，因为他们有特供渠道，往往通过军队医院、涉密病房甚至境外渠道获得“特供器官”，不仅移植流程隐蔽保密，费用也不通过普通账务系统结算，这类移植多为“无记录、无排队、无公开审核”，这样做也是考虑身份保密和政治影响。但是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就血淋淋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医疗体系的高度等级化、腐败化、资本化，普通病患者在苦等配型中离世，而特权者可以绕过一切规则，用金钱、权力优先占有最适配的稀缺器官。

下面我们就从底层失业者、流浪者、失踪人口等七个渠道出发，试图揭开中修社会器官贸易的冰山一角。

底层失业者：出卖器官还债的当代奴隶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国，但是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失业），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影响下，这个军队的规模空前扩大，不仅把妇女、童工、少数民族，甚至是青壮年、技术专家、科研人员都席卷其中。劳动群众被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压得腰杆都弯了半截，不得不贷款超前消费。

但是一失业就丧失了还款能力，这种寅吃卯粮的办法就要破产了，银行、医院、学校、房东、地产等各大债主像夺命的阎王一般催你赶快还债，逼得你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想法设法地在人才市场、劳务所、工厂去推销包装自己。但是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逐利本性和剩余价值法则决定了总有很大一部分群众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注定失败，他们在资本的鞭子下苟延残喘，连乞求喘息的资格都被剥夺，但这并不能换来债主们的一丝怜悯。

他们被迫走上了各种道路去赚钱还贷，而医疗技术的“进步”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条“新出路”一出卖器官，由于市场需求大，器官资源稀缺，患者急需合适供体，因此器官买卖就成了个暴利市场，资本家自然也要在器官上狠狠地刮上几层皮，真正的敲骨吸髓。公开的器官市场价格很高，买者出价往往在五十几万到上百万之间，但黑市价格却只在几万到三十万之间，普通群众也只能在黑市出卖，几乎不可能接触到第一手买家，这个环节总会被好几道器官贩子敲诈剥削，尽管买家着急购置适配器官，但是群众更是着急还贷，在这个市场上群众是鱼肉，商贩为刀俎，器官黑市榨尽了底层群众的最后一口血。

2012年2月，北京组织非法摘取并售卖51枚肾，涉及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成员包括中介、医护人员，过程规范化且跨省，供需双方庞大。

2012年底至2013年8月间，武汉江夏集聚“圈养”供体，用私房当手术室，摘肾后远赴医院植入，单次获利约17万元，团伙至少6次操作。

流浪者：城市里行走的人体矿藏

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流浪者（无家可归者）是最被边缘化的一群人，中国有上百万的无家可归的常年流浪者，有六百万以上的乞讨为生的流浪者，这其中包含着几十万的流浪儿童。他们在社会制度的挤压下失去了住房、工作、医疗保障，沦为城市中的“隐形人”。表面上看是自甘堕落、游手好闲，实际上更因为是资本主义压迫的结果。

他们无力维权，社会认知对其极度污名化，警方、城管把他们视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影响市容市貌的人口垃圾，而不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正因如此，流浪者成为器官猎手的首要目标，他们失踪后无家属报警、无社交关系传播信息，甚至连身份信息都模糊不清，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死活。对资本而言，流浪者既是多余人口，也是廉价的人体矿藏，他们的沉默恰好成了黑色生意最稳妥的保障。

2007年，河北行唐县39岁乞丐仝革飞被杀害，其五个器官被摘除并出售给医疗机构。2009年，贵州兴义市警方发现一具流浪汉尸体，其全身器官被摘除。

2020年11月，安徽蚌埠中院披露怀远县人民医院等地在11例尸体摘器官案件中，未经家属同意、红十字会监管，非法摘除肝、肾。

失踪人口与拐卖人口：鲜活的供体样本

中国每年失踪人口（包括儿童、妇女、成年人）估计在几十万至百万级别，儿童失踪尤为严重，每年约有2万～20万名儿童和青少年失踪，因为警方公开的案件远低于现实发案率，很多案件在报案后或是石沉大海，或者是时隔多日突然在河里或者在农田里发现尸体。试想下在中修高度实名制和天眼系统地毯式覆盖的当下，这些专政工具都失灵了，为何会突然人间蒸发找不到,又为何会突然在偏僻的地方发现尸体，就宣告莫名其妙地死亡或自杀）。

尽管这个数据是大幅度缩水的，但是我们仍能够发现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人口黑市。在过去，被拐卖的妇女被卖到山区当媳妇，男子被卖到黑心工厂当苦力，儿童被卖到无男孩的家庭，人口贩子凭借此大发横财。而现在，由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体器官也可以自由买卖，尽管风险很大，但牟取的利润更高，利益熏陶的人口贩子不再把拐卖的人口整个出卖，而是挖走各个器官分别出售，以最快的速度榨取最大利润。

西安一少年2022年6月失踪，约十个月后尸体被发现，尸体未具备头部、四肢，双肾亦被挖走。

吉林等地数十名青少年在短时间内失踪，部分尸体遗骸被发现时器官缺失。

死囚与政治犯：官方合法化的掠夺

中国曾长期存在“死囚器官利用”的公开制度，自1984年起，根据多部委联合发布的规章，死刑犯尸体或器官可作为医疗用途，若无家属认领或本人/家属同意时仍可使用。以2000–2010年为高峰期，中国每年约1.1万–1.3万例器官移植，其中65%–90%来源为死囚，即每年约7,000–12,000例使用死囚器官。而且执行尸体摘取时常不待确认脑死亡程序，实践仍带有强制色彩。根据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透露，在2005–2010年期间有65%至9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

这项规定直到2015年才名义上废止，但是根据多方报道和学术文献表明，这一制度并没有彻底根除，而是转入更加隐秘、更加合规包装的灰色通道中，所谓法律程序，不过是杀人的流程图。在中国，由于死刑复核、执行流程高度不透明，地方公安与医院合作密切，等待配型的患者信息可能早已提前与即将执行的死囚信息进行比对。 一旦发现匹配，刑期就可能被人为调度，甚至死囚配合捐献作为缓刑减刑条件。而法轮功、新疆穆斯林、西藏僧侣等政治异议群体，则被反复爆出遭遇体检建档、无故失踪等情况。尤其法轮功被控有“器官供体库”的指控已被多国组织调查，即使中修多次否认，但也无力让外界信服其干净手术。

2006年Kilgour–Matas报告、China Tribunal（2019）普遍认定法轮功等良心犯“按需执行、供器官”事实成立，涉及数万受害者。2024年，首位倖存者程佩明公开指称自己曾在被囚期间被多次抽血，后在美国发现其部分肺、肝被摘除。

自愿捐献的陷阱：脑死亡的滥用

所谓的“自愿捐赠”，在中修官方宣传里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截至2025年6月15日，全国已有约710万人登记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捐献实现59,764例，器官总数约185,270个，每百万人仅捐献约4–5人，这个数据显然存在很大问题），听起来好像很人道、很光明。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猫腻。

首先，所谓的自愿，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出于捐献者本人或家属的充分意愿，而是被医生、红十字会或医院工作人员劝导、引导甚至在模糊不清的状态下默认同意。更有甚者，患者家属明确拒绝捐献，但器官仍被摘除。家属发现尸体时，腹部有明显开膛痕迹，却被强行解释为抢救时的操作。

有些ICU病房的病人还没真正“脑死亡”，医生就开始暗示家属可以捐献，有时候家属人在极度慌乱、悲痛、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签字根本没搞清楚是什么东西。更有的家属反映，他们完全不知道器官被捐了，等到反应过来，人已经解剖完了。一旦捐了，器官去哪了？谁拿走了？配给了谁？医院怎么分配？有没有中间人操作？这些流程对家属全是黑箱操作，根本没法监督。

关于脑死亡的鉴定和滥用存在很大弊病，规定要由三位高级医师独立判定、做多项测试（脑干反应、EEG、脑血流成像等），实际操作中却经常流于形式，甚至部分医院根本没有条件做全部测试。而且应进行两次以上、间隔数小时的测试，但现实中往往在几个小时内就“宣布脑死亡”，且有家属表示根本没见到任何脑电测试仪器。

而这一套流程恰恰给了有权有钱的人钻空子的机会。只要有关系、有后台，“特供病人”就能插队拿到最优器官，而底层病人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表面上看是人道捐献，实质上却成了为权贵服务、为黑市输血的合法外衣。

安徽李萍“假捐献”案，患者因伤入院，其丈夫签署“不同意手术”后，医生硬推“捐献方案”，说能补助20万元。医生不仅讲解病人脑死亡了，还直接给家属签捐献协议，家属在极端压力下被迫签字，而医生则参与全部流程，明显利益绑架。

“姜女士”丈夫器官被诱导捐献，医生宣传“红十字医院能免费救治”，但附带条件：若没救过来，需要捐器官。家属无路可退，只能签字同意，事后发现器官已被摘除，却没明确同意这一操作

殡仪馆：尸体资本化

殡仪馆不是单纯送葬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变成了器官原料库。在死者家属尚未到场或无法处理遗体的情况下，一些殡仪馆职工可能与医院或中介机构私下勾结，通过篡改死亡证明、伪造无名尸、剥夺家属知情权等手段获取器官。在一些地方，殡仪馆甚至与公安、医院形成链条，先由公安封锁消息，再由医院提前“操作”，最后由殡仪馆统一“销毁痕迹”。

虽然此类操作鲜有在主流媒体中曝光，但在大量诡异新闻中却可见蛛丝马迹：“失踪人员火化通知突然发出”、“家属未见遗体”、“警方通报含糊其辞”、“公安拒绝立案”、“医院无记录但有签字”等等。结果就是人死了、器官没了、记录空白、责任全无。这一链条的存在被层层遮掩，特别是某些私营或半私营殡仪馆更是这个利益链的重要环节。在阶级社会中，就连尸体都不是平等的，对底层人民来说，死亡不是终点，仍摆脱不了剥削的遭遇。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通过与多省殡仪馆串通，2015–2023年间非法收购上千具遗体，拆解后提取骨骼用于“同种异体骨材料”出售给全国医院，营收达 3.8亿。

2023年一名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学生在校内突然去世，学校和殡仪馆变相“抢尸”，家属没有签字就直接火化。家属事后质疑学校抢救不及时、尸体为什么没给家属见一面，火化流程如此快，怎么也合理解释不通。

东南亚黑市：一带一路的器官贸易

中修的器官来源并不完全是国内，也把魔爪伸向了境外黑市，尤其是东南亚。在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地，由于战乱、贫困、法律体系薄弱，大量底层群众成为跨国器官中介的鲜活供体。而中国的中介机构通常与当地黑帮、私人医院甚至政府合作，将当地的和中国的贫困青壮年以招工的名义骗来，进行非正规手术摘取，再通过冷链运输或直接跨境移植服务输送至中国境内，而且这类地下渠道往往配套有假证件、假病历、假手术许可。这些器官常或是被送到中国资本家和官僚手里，或是出口到欧美、沙特等国外市场，形成双向输出，既采供也出口移植。

我们可以看到，中修除了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对东南亚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掠夺当地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更是变本加厉地直接拐卖东南亚人民、挖取东南亚人民的器官,这是赤裸裸的人体殖民，是新时代的器官奴隶贸易。

缅北“KK园区/诈骗小镇”中被迫从事网络诈骗的人员，不仅每日被奴役劳动，有受害者被威胁若不配合诈骗就摘器官，且非法器官摘除也有发生。

一名河南青年在找工作时被人以“高薪招工”名义诱骗至柬埔寨西哈努克市，到达后被控制人身自由，对方威胁“卖肾还债”，安排他接受检查并“准备手术”。

一名大学生通过网上兼职认识“中介”，称去泰国做“电商客服”，结果被骗控制，到达后被限制自由，并被告知如果反抗就“割肾”，声称有中国人“成功卖过肾，回国拿钱”。

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器官交易并不只是个别黑幕，而是整个官僚资本体系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它不是医疗问题，是阶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制度问题。每一个沉默的尸体，都是对这个体制的无声控诉，每一个呐喊的群众，都是对这个社会的无情批判。与其等待正义，不如揭露真相，与其忍受沉默，不如奋起抗争。只有推翻压迫制度，才能保住我们的器官！